联裆鬲还是袋足鬲:先周文化探索的困境(上)

本文概述了1949年之后的先周文化探索成果,特别是分析了以邹衡、徐锡台、胡谦盈、张长寿、尹盛平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以及以刘军社、张天恩、雷兴山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学者在此问题上贡献得失、学术观点的异同及其原因。学术史研究表明,先周文化探索所面临的困境,与其说是材料的,毋宁说是理论与方法的。先周文化探索有可能成为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研究的典范,为中国考古学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理论突破。     

高领袋足鬲的分期与来源

高领袋足鬲是先周时期广泛分布于关中地区的一种很有特色的器物。这种器物最早发现于宝鸡斗鸡台,解放以后在关中地区的先周时期遗址与墓葬中普遍都有出土。比较重要的地点有长武碾子坡遗址、刘家墓地以及沣西遗址。因其年代与分布地域,在过去的先周文化探索中,高领袋足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有的学者认为以它为代表的遗存属于先周文化,另一些学者则将其归人姜戎文化。之所以造成这些认识上的分歧。     

有心栽花与无心插柳:先周文化探索的早期阶段

本文以徐旭生、苏秉琦和石璋如三位学者为中心,回顾了1949年以前学术界在先周文化探索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徐旭生开陕西考古的风气之先,虽然参与的具体工作有限,但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苏秉琦作为新生力量,参与斗鸡台遗址发掘,并受命整理沟东区发掘材料,他不预设任何前提,却通过瓦鬲的研究,找到了探索先周文化的重要线索。石璋如带着明确学术目的前往关中调查,致力于构建殷墟之外的另一个考古学标尺,最终却舍瓦鬲而以彩陶为周人的文化遗存。分析苏、石两位学者当年的思路与工作过程,可以看出考古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点至今仍具启发意义,值得考古学同行借鉴与深思。     

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先周文化研究

学术界通常所说的先周文化是指武王灭商以前的周文化。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苏秉琦先生等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的发掘和研究开始,学者们从考古学上认识先周文化的面貌,探索周文化来源的努力一直未曾中断,先周文化的探讨一直是考古学界的热门课题。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已取得了一大批成果。断代工程中“武王伐纣的年代学研究”课题中的考古学专题,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是有其科学依据和条件的。 断代工程中与先周文化有关的专题有：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丰镐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遗址：陕西省长武县碾…     

陕西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先周时期遗存

2006年4~7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对枣树沟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量先周时期的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特征明显,为研究先周文化提供了一批新资料;对于探索古"豳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

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就夏商考古而言,以河南省郑州二里冈遗址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两大发现。根据史籍记载,夏、商本不同族,夏、商两个王朝的更替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这就向考古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以二里冈遗址为代表的早商文化究竟是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的自然延续,还是另有自己的来源,即存在不存在先商文化?先商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如何? 在夏、商文化讨论中,持夏、商同源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早商文化乃由夏文化直接发展而来。“汤革夏命”只是朝代的改换,并     

松嫩平原陶鬲研究

松嫩平原是我国已知具有使用陶鬲传统的考古学文化分布最北的地区之一。至少在整个青铜时代(含部分“早期铁器时代”下同),陶鬲作为一种日常使用的炊事容器,曾广泛地在这一区域应用与流传,并以其独特的使用方式与形制,构成了松嫩平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及文化特征。(一)     

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思考——“先周文化“研究反思

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对应是"原始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先周文化"为例,指出目前学术界在族群内涵的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以及二者的对应关系等三个层面的研究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导致意见纷呈的关键原因.除目前较为关注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地域和陶器群面貌之外,遗址等级规模和内涵的比较研究可能是推动这一研究的另一途径.     

东北地区陶鬲谱系研究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早年在研究斗鸡台瓦鬲时曾提出:“瓦鬲不但可以目为中华古文化的代表化石,对于追溯中华古文化的始源与流变问题更具特别意义,因此,瓦鬲的研究可以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单独课题。     

论先周文化的渊源

先周文化是武王灭商以前早期周人的考古学文化,是周文化的早期阶段。先周文化的渊源至今仍是学界关注的问题。早在１９３３年,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对陕西关中地区的多处遗址作了调查,并于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年间先后三次发掘了宝鸡斗鸡台遗址①。此次工作的目的,主要为“周秦初期文化的研究”②。５０至７０年代,随着关中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不断完善,学界开始重视先周文化及相关问题。徐锡台先生根据当时判定的早周文化（即先周文化）的特征,进一步论证认为“早周文化”可能是“在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齐家文化的一些因素…     

成都地区战国考古学遗存初步研究

四川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一般称为晚期巴、蜀文化①。就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的晚期蜀文化来说,它是相对于约当商至春秋时期的早期蜀文化②而言的。它们都是以族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成都地区的战国考古遗存发现较早③,独特的器物组合构成了一个特征鲜明的区域考古学文化。有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④,本文运用考古材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就成都地区战国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貌与内涵、文化期别、年代及与周邻关系探讨等问题略抒管见。一、典型遗存分析与研究本地区战国考古遗存分遗址和墓葬两类形式,其中以墓葬发现的数量较多。（一）…     

关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几点认识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是由苏秉琦先生在1981年发表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及后续相关论述中提出的。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阐释、理解和推进,指导了中国考古学长达四十年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实践。区系类型理论的产生缘于梳理广大区域内业已命名的诸多考古学文化之间纵横联系的需求,有着深厚的研究基础。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区系类型研究实质是以考古学文化及类型为研究单位的分类;其二,区系是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划分的;其三,区系是一种动态的、立体的结构。构建文化区系的前提条件是准确辨识和划分考古学文化及其类型,具体的研究方法是含有定量、定性分析手段的文化因素分析法。时空框架研究是区系类型研究的基础,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过程考古学的再思考:考古学理论建设的问题

过程考古学高度强调发展考古学理论,理论构建是它的核心要义。过程考古学有四点核心理论主张:探究文化适应机制、发展理论研究、澄清理论前提、规范科学推理。比较过程考古与文化历史考古,可以发现过程考古学突破了文化历史考古单纯依赖归纳逻辑的理论建设路径,同时加入演绎与类比两种逻辑,尤其是在基于类比的中程理论建设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过程考古学以科学推理为中心、综合运用三种推理逻辑的理论建设思路可以为中国考古学所借鉴。     

试论郑州地区的筒腹鬲

筒腹鬲是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现较为普遍和出土数量较多的一种器物,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之一。中原的郑州地区也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这种典型器物。郑州地区的筒腹鬲最早出现在夏代晚期,在商代数量有所增多,尤为重要的是发现有青铜筒腹鬲。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与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通过太行山东、西两麓有着密切的文化互动。郑州地区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筒腹鬲,是伴随着先商文化在太行山东麓的南进而出现的。商文化中包括筒腹鬲、彩绘纹样和占卜技术等均受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强烈影响。正是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对先商文化和商文化的深远影响,使得其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伴随着商文化的强盛而发展成为对中国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从证经补史到独步史前:考古学对“中国”诞生史的探索

正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是罕有的一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建构起当地考古学文化架构的地区。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诞生史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本土学者与其研究对象间由亲缘关系决定的、心灵间的交流与沟通,使得他们更易于理解、解读后者,因而收获巨大。甲骨文的成功释读就是一个佳例。在人文科学     

再论新乐文化分期与年代

新乐文化是辽中地区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围绕新乐文化的分期与年代,发掘报告和一些学者都曾进行过诸多探讨,但发掘报告进行的陶器型式划分和不同学者提出的新乐文化三期分法仍有可待商榷之处。以周边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为参照,通过对典型遗址出土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新乐文化可分为三期四段,第一期以王全遗址为代表,第二期以新乐遗址为代表,第三期以阿仁艾勒遗址为代表。前两期文化面貌较为接近,第三期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至于新乐文化的绝对年代,依据现有的测年数据以及不同时期的陶器特征,可暂定为距今约7300—6500年。     

两周时期“中国”国家认同观念的探索——国家社会象征图形符号系统考古研究之四

<正>一、引言关于考古学视角下最早“中国”概念的探索，近十年来方兴未艾，仍然如火如荼。笔者曾经梳理过学界以往有关最早中国考古论述的主要学术观点，有以许宏先生为代表的“都城考古视角下的中国”观点，以韩建业和李新伟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观点，以曹兵武先生为代表的“精神文化视角的中国”观点，笔者则坚持以地中观念为核心基础的“精神文化考古视野下的中国”观点，因而陶寺遗址是“最早的中国”(1)。笔者的观点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同(2)，但是，诸家观点有不同的视角，以致对最早中国判定的标准各异，关于最早中国考古探索还会继续下去。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省思——以二里岗文化的研究为例

本文对解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法进行了探讨,梳理了该方法的产生和运用史,总结其理论内核和适用性,并对其运用原理进行了简要归纳。以二里岗文化的研究为例,针对学者们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时,因选取的文化特征不同而产生的结果差异进行了详细论述。强调文化因素分析法在研究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时应该区别对待,研究复杂社会以及历史时期考古,应该着重文化特征的共同性,同时不偏废差异性的特征,以期全面透彻地解决考古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统计分析在商代陶鬲研究中的应用

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于考古学是以定量化的研究代替定性分析的过程。本文将因子分析的方法应用于郑州洛阳地区出土陶器器形的研究中,以描述陶鬲形制的变化,并检验此变化和商文化演进间的关系。     

周原遗址齐家北墓葬分析

一、研究缘起与目的 周原遗址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古公宜父迁岐之邑,亦被多数学者视为西周金文中周王常在的“周”地,故该遗址历来都是揭示西周王朝形成过程、探讨西周社会组织结构的重点考察对象。当前学界普遍认为聚落考古是深化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研究的有效途径。但周原遗址以往的考古学研究,多偏重于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分期与文化特征的归纳总结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