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一是环境史专题实证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环境史研究的主旨关切及学科体系构建等问题;三是包括社会史、城市史、全球史和经济史等历史研究领域,生态转向的趋势愈发明显和突出;四是区域环境史继续受到重视,整体环境史建构也被提上议程。本期的“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包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王利华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滕海键教授的四篇环境史专题文章。王利华教授的《“盲人摸象”的隐喻——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探讨了环境史研究实践中如何运用多学科手段和实现“整体史”的学术目标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梅雪芹教授的《生态生产力标准——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从环境史角度讨论了历史评价尺度的转换和创新问题;周琼教授的《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刍议》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碎片化与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滕海键教授的《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论述了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和趋势、价值和意义。这四篇文章聚焦于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各自提出了独到见解,希冀对促进环境史研究能有所启发。     

环境史视野下英帝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路径转向

环境史视野下的英帝国史研究关注英帝国殖民扩张活动的环境基础与生态影响,其问题意识和路径转向与英帝国史学和环境史学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该领域学者最初侧重论证全球环境主义的帝国起源,后来转向分析英帝国环境话语、殖民活动的物质前提及其对殖民地环境的影响。其研究主题也从环境观念与殖民科学延伸至资源开发、商品边疆、城市规划、疾病卫生等内容。近来有学者提倡采用“生态—文化网络”视角,从空间网络、物质与文化联系以及能动性三方面重新思考英帝国环境史。既有研究展现了帝国语境下全球环境观念的演变,也揭露了殖民主义深远但隐蔽的环境影响。它们使学界对英帝国的认识从“仁慈帝国”转向“自然帝国”,超越了所谓“帝国文明传播论”或“帝国和平论”。未来学界仍需从帝国权力结构、时空范畴以及历史能动性等方面推进研究。     

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完整性刍议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已从2008年学科初建时对有关学科名称“环境史”“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等的名实之辩、学科归属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讨, 周琼:《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经过了接受、内化国外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到探讨并初建本土环境史理论及方法,研究区域环境史及具体问题,再到反思及总结目前研究瓶颈突破及转型的学理思考, 周琼:《承继与开拓: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中国环境史学逐渐进入新阶段。     

探索“夹缝空间”:红海史研究的演进

以海洋为中心的红海史研究方兴未艾。不同时期人群有关红海的知识是红海史研究的重要前提。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欧美学界的红海史研究发展出多样化的研究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总体史与环境史启发,红海史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红海从“历史背景”变成“历史主体”。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全球史观影响下,学界对陆地史观的反思促进了“新红海史”研究。研究者基于全球、区域与国家三重视角提出了从“联通”到“流动”的红海史、作为“网络”的红海史、“红海人”的身份构建等问题,在创新红海史研究范式的同时,探索了红海史学科发展方向。     

日本学界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脉络刍议

侵华战争研究一直是日本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存在一条可以视为环境史趋向的研究脉络。大体而言,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在二战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日本学界只是将环境作为历史事件与社会演变史的一个背景因素,或是研究中提及的一个侧面;20世纪8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开始在侵华战争研究中建构“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将环境元素作为侵华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意识之一;21世纪后,随着一批学者吸收或采用环境史研究方法,从跨学科、多维视角研究侵华战争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环境对后续中国社会的影响。梳理日本学界在侵华战争研究长期存在的环境史趋向,能够推动中国学界从环境史视角加强对侵华战争研究的学术反思。     

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克罗斯比治史方法初探

克罗斯比是美国知名的全球史学家和环境史学家,他的著作《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和《病菌、种子和动物》等,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理解欧洲的兴起及其扩张,并试图构建起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历史研究的脚本。这一脚本的基本内涵包括:将人当作一个生物体来理解;关注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全球生态系统来理解欧洲的扩张;借用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他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其治史思路与方法值得借鉴。     

对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思考

正经济史既是理论经济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也是历史学中专门史下的三级学科,具有跨学科的交叉特征。由于经济史学的特殊性,中国经济史研究存在两种范式,一种偏重历史学方法,注重文献诠释和史料考证;一种偏重经济学方法,注重经济理论和数量分析。~①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有日益增多的趋势。~②作者曾分析国内经济史研究     

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以及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环境史是在战后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 ,是意识变革的产物 ;现代生态学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对环境史研究产生了影响。     

从“境地研究”到环境史

热纳维耶芙教授认为 ,年鉴年派并非法国环境史研究的先驱 ,年鉴派研究的是“境地”而非环境史中的“环境”,但这并不是说法国没有环境史研究 ,只是因为学科分野导致分散罢了。法国环境史研究急需相关学科的整和     

日本前近代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兴起环境史研究以后,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也日渐兴盛。日本史学界对环境史定义的认识,是通过不断的摸索和讨论而逐渐明确化的。目前,有关环境史是探究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关系史的定义,在其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同。日本前近代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社会经济史、灾害史和心性史三大视域;研究方法也不仅是历史学的实证主义,而且还引入考古学、地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虽然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尚不具备独立成"学"的独特视角和方法论。     

城市环境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学术现象探析

城市环境史在其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学术现象。首先,一场关于城市是不是环境史研究对象的学术争论不仅肯定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更推进了环境史的理论思考。其次,在城市环境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上,新一代学者提出了用“政治文化路径”分析补充“技术路径”分析的主张,并最终改变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面貌。再次,因为空间尺度和研究对象的差异,城市环境史研究出现了“内在论”和“外在论”两种方向。但不同学者在坚持各自方向的同时,也在尝试进行综合,力图写出更全面的城市环境史。回顾城市环境史以往发展历程中的这些现象,有助于中国学者开展新的研究。     

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50年:脉络、现状与趋向CSSCI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两国学界先后兴起以“友好史观”“战略史观”“国际史观”研究和论述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范式,不仅建构更多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而且不断更新问题意识,致力于探讨概念、研究方法和论述体系。虽然不同史观下的论著特征不同、遗留问题各异,但都推动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随着近年来史料的不断丰富、中国周边形势与两国关系的变化,进一步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仍将是必要且重要的。     

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50年：脉络、现状与趋向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两国学界先后兴起以“友好史观”“战略史观”“国际史观”研究和论述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范式,不仅建构更多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而且不断更新问题意识,致力于探讨概念、研究方法和论述体系。虽然不同史观下的论著特征不同、遗留问题各异,但都推动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随着近年来史料的不断丰富、中国周边形势与两国关系的变化,进一步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仍将是必要且重要的。     

当代俄罗斯史研究的帝国视角探析北大核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俄罗斯史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帝国热”倾向。这一热潮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学科发展趋势,其中也包含通过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性别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的综合研究。在此背景下,史学研究的帝国化视角可以理解为脱离先前单一的民族国家桎梏,转向突出帝国的后殖民时代背景。新时期的俄罗斯帝国研究以“帝国范式”为主要分析工具,突破了原有的不适用于帝国研究的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帝国的“古老”叙事也在本质上突破了旧有的对历史上某一个时间节点、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碎片化理解,进而以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将帝国史研究置于多学科视角下。     

论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

人及其活动依然是环境史研究的主题,不过,环境史对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认识,不是排斥或远离自然而是融入或回归自然而产生的。环境史的创见主要在于更新了认识人及其活动的视角,因而突破了“人类惟一”的狭隘意识以及“精英主义”的英雄史观。环境史不仅不反人类,相反,它倡导和实践的是一种更宽泛、更真实的人道主义,因为它既关注抽象的人类,也关注具体的人群和个人,还关注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环境史作为解读人类文明的新范式,其研究将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待自然和他人的态度与行为,有助于人们反思“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应该为什么生活?”,以便挖掘人存在的丰富意义,从而使史学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工业革命史煤炭问题研究中的三个维度

本文通过梳理、分析国内外学界有关工业革命史中煤炭问题的研究成果,发现其中蕴含了三个不同的研究维度。从经济史的维度看,就是用煤炭来解释一系列近代经济现象产生、发展、延续的原因。从生态—环境史的维度看,就是将人类经济发展形态划分为"有机经济"和"矿物能源经济",以此作为分析工业革命的有效概念工具,并针对煤炭开发和利用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具体考查,蕴含了人文情怀。从全球史的维度看,就是将煤炭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分析近代以来其与大国兴衰起伏的关系。三个不同维度不仅展示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范式,还呈现了能源史研究丰富多彩的面相。     

什么是环境史?——对唐纳德·休斯的环境史理论的探讨

唐纳德·休斯是美国丹佛大学约翰.埃文斯历史学杰出教授,环境史的开创者之一,从环境史诞生伊始到现在,一直活跃于环境史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的相关成果。休斯对环境史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取得的丰硕成果,更在于他所作的理论思考。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方面:1)对生态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论述;2)对"什么是环境史"及其与其他学科之关联的分析;3)对环境史与其他历史门类之区别和联系的阐述;4)对环境史的丰富意义的揭示。通过对休斯环境史著述中的理论思考的梳理,我们既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他对环境史的一般理论问题的认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领略他从事环境史研究的个性特征。而休斯对环境史的意义的揭示,还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历史学家在研究和叙述历史的同时也在创造历史。     

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

唐纳德·沃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 ,对世界环境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从环境史理论、环境知识史和新西部史等三个方面介绍沃斯特的主要研究成果 ;第二部分是作者对沃斯特的访谈 ,他就环境史的兴起、农业生态史模式、世界环境主义运动的发展、“9.11事件”后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趋向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史学是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出现的,这时史注附属于经注;伴随着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注也逐渐打破此前经注研究范式,探索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裴注正是对这些探索成果的吸收和总结,并继承了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裴注对后世的史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近代获得了新生,它的出现标志着史注研究范式的确立;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仔细研究二者关系的变化,就会发现其与学术史上经史关系的变化有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     

生态—社会史研究圆桌会议述评

2008年7月22—24日,由南开大学“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的“社会—生态史研究圆桌会议”在天津召开。会议旨在研讨中国环境史研究发展中的问题,分析海外环境史学的最新动向,探讨环境史学科建设大计,推动环境史与其他史学研究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的联结和贯通。来自全国21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除历史学者之外,还有来自地球科学、人类学和中医学等领域的多位知名学者。会议分“生态人类学、环境考古学与环境史研究”、“东西方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动向”、“疾病、灾害与医疗卫生史”、“农业、食物与环境历史”等四个专场,与会学者就环境史学科建设、理论方法和研究路径等重要论题展开对话,介绍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了让更多同道师友分享会议成果,现就主要问题和观点进行简要评述。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前景和意义环境史作为一种新史学,首先兴起于美国。一般认为,纳什(Rodrick Nash)1972年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上发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首先提出“环境史”一词。环境史兴起的直接导因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但其学术渊源相当复杂,可以上溯至大航海时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