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侨与保皇会

1898年9月下旬,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发动政变,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六君子”血染菜市口,这标志着康有为、梁启超发动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失败。康、梁逃亡海外后,在各侨居地建立保皇会,大肆进行保皇活动,反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但同时又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本文拟就保皇会的建立及其开展的活动、海外华侨对保皇会的持及其由保皇向革命的转变加以论述。一保皇会的建立及华侨问埃加入本来,康有为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与海外华侨并无直接的联系,他们在海外既无组织活动,思想影响也不大。康、梁逃…     

试论保皇会失败的内部原因

试论保皇会失败的内部原因蔡惠尧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ｐｉｒ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是康有为联合加拿大华侨李福基等于１８９９年７月２０日创立的政治联盟组织。８月４日,在域多利中华会馆举行祝光绪圣寿仪式,保皇会正式开始活动...     

徐勤早年活动评述

康有为大弟子、保皇会副总会长徐勤,是一个思想较为复杂的人物。他的早年活动对康党和保皇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考察其这一时期的活动,当可以为保皇会的研究开启一新的视角。 一 徐勤(1873-1935)广东三水县人,字君勉,邑庠生,十七岁成为康有为著名弟子。徐勤仗义疏财,     

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基于北美新见史料的考证

保皇会于1899年在加拿大创立并在1905年前后扩展到全球华人社会。利用在北美新发现的档案、碑文等资料可以订正和补充康有为及中、西学者对该组织在加拿大的创建人、诞生地、分会总数、会员构成和主要活动等问题的错误或片面记载。康氏在1899倡立的保皇会实际是由温哥华的华侨商人率先进行组织筹备工作的,该会全加总部在1905年前后已经发展了40多个分会,而非学者通常所知的12个分会。该组织不仅包括了富裕的华侨商人,而且集合了数量庞大的普通华侨,还发展了为妇女争取权利的保皇女会。加拿大保皇会也协助康有为发起和领导了一系列跨国活动,对海外华人的政治动员和全球性整合产生了积极影响。     

澳洲保皇会创立探源——以《东华新报》及澳洲保皇会原始档案为主的分析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与梁启超流亡海外期间继续其变革中国的政治活动,保皇会为二人所依托的庞大跨国组织。然而对于保皇会如何于世界各地之成立及其运行的细节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晚清史学者一直未予足够的关注。论文根据澳洲保皇会机关报《东华新报》、澳洲保皇会档案及其他澳大利亚所藏原始文献,分析探讨了澳洲保皇会成立的动因、过程、初期活动,尤其着重展示《东华新报》作为保皇会机关报的沟通宣传职能以及澳洲分会与海外保皇会的互动情况。论文以澳洲为切入点,以点带面,构建全局视野与想象,为深入理解海外华人如何参与进晚清大变局提供新的门径。     

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新加坡丘菽园家藏资料评析

丘菽园是新加坡侨商,是自立军活动捐款最多,并接待康有为寓居狮城的著名人物。至今,丘氏亲属仍保存了大量函札、文稿(下简称《丘藏》)。这些资料,不仅是探索丘菽园和康有为交往的重要素材,并且提供了自立军起义,保皇会活动,以至革命     

丘菽园与康有为

戊戌变法时期,丘菽园在新加坡创设颇具影响的《天南新报》,宣传维新变法;政变发生,他除继续在《天南新报》和澳门《知新报》刊登大量诗外,又出资捐助保皇会,邀请康有为居住他家。至今他的亲属还保存一批康、梁函札。对这样一位爱国侨胞,过去因为     

试论康有为的民族观

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甲午中日战后预感到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曾呼喊过要“救国安邦”。但因为他的“发愤爱国”则始终和他那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安定国家内部局势的宗旨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言行基本上未能跳出“君主”一家一姓的正统观念。在百日戊戌维新变法时期,他呼喊要“救亡图存”,并有意识地做了不少提高人们民族意识的工作,但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他始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在实践上并无多大作为。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北京逃往上海转香港,又离港赴日本与梁启超一起拒绝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争取。不久,康有为赴加拿大,鼓吹“今日国势危急”“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为了争取光绪皇帝垂掌政权,康有为不仅运动英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扶助光绪皇帝东山再起,而且还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与革命派抗衡。康有为、梁启超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的复辟,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整个汉族地主阶级都已经与清朝满族地主阶级联合起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和政体的时候,康有为的希望只能是空想。因此,他高喊一阵子的改良主张,既失去了资产阶级的     

保皇会港澳总局与勤王运动

庚子勤王运动中,保皇会设总局于港澳,在何东、何廷光等港澳人士的大力帮助下,利用地利之便,调度指挥筹款、聚人、购械、运械,并设法协调处理保皇会内部以及与港英当局、革命党人和其他维新人士的关系。为了担当重任,保皇会将众多骨干集中于港澳总局,分工合作,又不断加强充实人事安排。可惜康门弟子并非办事之能人,内部矛盾重重,关系错综复杂,先后实际总办者均不堪大任,令保皇会上下不能沟通配合,调度无方,指挥不灵。不仅坐失了勤王良机,而且为日后保皇会内部接连不断的矛盾冲突埋下伏线。     

康有为在天津

康有为,是清末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的进士,主持乙未科会试的大总裁是祁世长(祁隽藻之子,北洋候补道祁景颐之祖),因此康有为对寿阳祁家十分感激,与祁景颐尤为相契。1927年,康有为不甘心复辟的失败,企图继续进行挣扎,到天津来见溥仪,住在旧日租界的息游别墅,即与祁景颐朝夕过从。祁景颐和我是亲戚,康有为的事都是他对我说的。为了拉拢天津的军阀官僚,名流士绅,康有为到处联络,进行游说。有一次北洋政客潘复请康有为吃饭。康在潘家“当众挥毫”,大写其对联、条幅,赠送来宾。凡是前来赴宴的陪客(我也是陪客之一),每人一副,来者不拒,借以联络感情…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日本所作的《我史》(发表时被题名《康南海自编年谱》),一直是研究康有为及戊戌变法史的重要史料,然对其写作时间及部分内容史学界却一直感到困惑。又由于康有为在《我史》中的用语,或有与史实不尽相同之处,该史料也为严肃史家所慎用。本文根据《我史》的手稿本(题名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对《我史》的书名、写作时间及其各抄本与刊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订,大体可确定其光绪二十四年末的写作时间,也认定各抄本、刊本在文字上与"手稿本"并无大的差异。本文作者又对"手稿本"上康有为本人的修改进行了辨认,发现《我史》己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了不小的变化,其中《民功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的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     

《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

《大同书》是康有为重要著作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文献。但它的成书年代却一直存有异议。二十多年前,我曾撰文说明《大同书》是康有为在1901—1902年间(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时所撰,定稿更迟。当时主要从康有为的政治实践、思想演变以及《大同书》的本身矛盾加以剖析,最近在上海博物馆发现康有为《大同书》手稿,有力地证实它确撰于"辛丑、壬寅间",决非1884年所撰。     

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

戊戌变法以来,在变法与自主、复辟与革命、勤王与民政、讨满与保皇等观念决策的对立下,围绕革命与保皇的宗旨选择取舍而展开的矛盾冲突,几乎贯穿整个保皇会的历史,并且几度导致保皇会的内讧甚至组织分裂。由此可见,“革命”在被固定化神圣化之前,并非革命党人的专利;同是革命取向的政派或个人,也有政略的不同与利害的冲突。革命与否的分界,仅仅依据组织系统并不能够划分清楚。粱启超、欧榘甲等人的革命宣传,虽然遭到康有为的严厉压制和同门的牵制掣肘,他们自己多少也有些犹疑不定,因而言词不免模棱两可,但所传达的信息还是相当明确。对于造成“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时势起到重要作用。由于保皇会后来讳言此事,其他方面的记述又有受日后时势变化影响而生的褒贬,相关史料则相当片断,学人对于有关人事及其动机作用的分析判断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在考辨史料史实的基础上,以相关人事前后左右的联系为参照,可以在重建历史事件过程的同时,透视保皇派言革人物的心路历程。     

康有为与"真奏议"——读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

我一直很坚定地认为,在孔祥吉先生的所有研究中,贡献最大者为对康有为变法奏议的寻找.这首先表现在他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杰出论文;<乙未丁酉间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上清帝第三书>进呈本的发现及意义>;后又表现在他于90年代出版的重大成果;<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以下简称<救亡图存的蓝图>).     

日本康、梁遗迹访问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康有为于次年4月,由横滨乘轮赴加拿大;10月,自加拿大返香港,途经日本;1910年重来日本。梁启超则在横滨编印《清议报》、《新民丛报》,旅居日本时间更长。康、梁在日本留下了大量遗迹遗物,探访这些遗迹,搜录有关康、梁在日活动的旧闻,是我多年的愿望。 1983年11月至1984年5月,我应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在东京大学研究院讲学和研究,其间也到过京都和神户。在东京大     

康有为的“作伪”及其限度——以康氏戊子乡试自述为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对康有为著述中的“作伪”问题关注较多,批评亦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康氏自编年谱中对其戊子年(光绪十四年,1888)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情形的记载有疏漏之处,但究竟康有为是怎样“作伪”的,似乎有必要再做探究。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赴京应顺天府乡试,结果名落孙山。有关此次乡试不中的原因,康有为《自编年谱》(《我史》)“光绪十四年”条下解释说:顺天试已列第三名,以我经策伟,场中多能识之。侍郎孙诒经曰:此卷当是康某。大学士徐桐衔吾前书,乃谓:如此狂生不可中。抑置副榜。房官王学士锡蕃争之,徐更怒,抑置誊录第…     

曾研朱墨写浮云

康有为的日籍夫人鹤子 拙文《康有为和他的日籍夫人鹤子》发表于1987年第二期《武汉春秋》上,当时我并不怎样看重它。有一天,《长江日报》高级记者邵震寰同志专门找到我对我讲：“小曾,你有点苕,《日籍夫人鹤子》这篇文章评职称时你为什么不报？傻里巴叽地尽报些零星东西。”我这时才晓得老邵是评委。老邵又说：“难得的采访．采访到康有为的儿媳不容易的。而且,弄到了这第一手的材料,说明了一个记者的本事。”     

康有为在墨西哥经营保皇党产惨遭“滑铁卢”

正对于康有为的研究,迄今为止,一般的研究者多着眼于他在政治和学术思想领域内的建树,特别是他在1898年"戊戌变法"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提出的种种政治改良主张。但康有为对工商实业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推动、在流亡海外期间更是身体力行,这些都是他毕生提倡的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研究对康有为在海外流亡期间的活动关注不足。"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16年,足迹遍及四大洲、共31个国家,     

康有为西安“盗经”

康有为西安“盗经”，事情要从1923年10月说起。这年的深秋时节，康有为受陕西督军刘镇华之邀，风尘仆仆来到九朝古都西安。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康有为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刘镇华特意将中州会馆粉刷一新，以备康有为下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