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军朝贡使张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

本文在认真分析P.3518v《张保山邈真赞》等敦煌文书的基础上,理清了张保山自张氏至曹氏归义军时期的任官经历和主要事迹,认为他作为归义军的重要军事将领与朝贡使节,在张氏后期与曹议金时代逐渐走入归义军核心层,参与了军事、外交方面的重大决策。本文考证认为,张保山得授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的那次朝贡发生于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此后的909年金山国成立。本文还对张保山作为同光四年朝贡使团的正使,却并未参加清泰元年梁幸德遇害那次的入贡做了辨析。另外,本文亦考出学界一直存疑的P.4640v《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历》布历部分的年代只能为901年。     

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

本文对归义军史上的符瑞进行了考辨,揭示了敦煌这样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蕃汉杂糅的社会,在利用符瑞塑造权力正统、强化内部政治结构、凝聚族韦认同的过程中,原属汉文化政治话语系统的符瑞如何被改造,佛教思想与符瑞观念如何融合,符瑞的制造策略、仪节和传播如何操作,主帅、官僚、文士、教团、民象如何达成共谋与合作,文武、僧俗、胡汉集团如何结成稳定的统治机制,试图拓展地方政权政治格局与权力运作机制的研究,增进对於晚唐五代基本性格的理解。     

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兴盛,佛教教团与归义军政权关系密切。张议潮收复河西及建立归义军政权得到佛教教团的巨大帮助,僧使来往于长安敦煌之间,作为幕僚参与归义军政权决策活动,地位崇高,政教间互相依赖、利用,佛教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呈现空前兴盛。归义军后期佛教教团地位下滑,政权制约、干涉佛教教团事务,高僧成为官府释吏,政府法令渗透到佛教教团的清规戒律之中。     

P.2992v书状与清泰元年及长兴元年归义军政权的朝贡活动

本文在前贤对P.2992v所做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校录整理了该卷抄存的三通书状,认为前两状内容均与发生于清泰元年的梁幸德事件有直接关系,第三状则与之间接有关,故三状是归义军政权于事后为调查梁幸德事件而集抄.作者就此探究了与三状有关的归义军政权的两次朝贡活动的具体情况及归义军朝贡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精细而能见其大”——读《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

刘进宝先生《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二批书十本之一,于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敦煌学界研究归义军经济史的最重要着作。     

吐蕃控制下敦煌社会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研究

7—9世纪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了西藏历史第一个政权—吐蕃政权。\"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由盛转衰,促使吐蕃不断进攻河西走廊,前后攻陷了肃州、甘州、凉州等地。沙州百姓和将士经过11年的艰苦抵抗终于以城降蕃,从此吐蕃统治敦煌。本文主要研究敦煌在吐蕃控制时期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     

唐宋敦煌民生宗教与政治行为关系研究

宗教信仰与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制度、政府运作以及民众回应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迄今为止,唐宋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制度型宗教”,而在“民生宗教”方面几乎付诸阙如。本文以敦煌文献为核心史料,对归义军时代敦煌世俗政权与民生宗教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试图通过二者内涵丰富的个案研究,来揭橥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行动的基石的信仰在“中央”政权、地方社会、利益集团、精英阶层、民间权威和普罗大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种多重“张力”的作用下,所呈现的不同利益共同体为维系各自权益或争夺资源,而达成妥协或激烈角逐的斑斓图景。     

明朝汉藏经济交流——以西藏地方对明中央贡赐贸易为例

随着吐蕃地区归入元朝的直接管辖、驻军、设治及开辟与内地往来的驿站道路,为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源于唐代的\"茶马互市\"继续发展,同时中央货币开始在西藏使用和流通,并开始了以朝贡方式与中央及内地经济文化的密切往来。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

晚清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管的失控 ,财权的不断下移以致崩溃 ,构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其间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 ,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 ,并使得这一关系更为复杂和特殊。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唐朝中央政权关系管窥

吐蕃占领教煌时期,汉地佛教通过敦煌等地向吐蕃本部传播,对吐蕃佛教产生重要影响.吐蕃曾在敦煌等地举行释放唐朝战俘、两国通好、礼佛祈愿等活动;敦煌蕃汉官员与唐朝中央政权也曾发生过一些联系与接触;吐蕃在河陇推行的各项制度大量模仿唐制,唐朝文化礼俗在敦煌地区仍然被官方和民间一定程度上加以保留和吸收;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对唐朝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了公元848年敦煌世族张议潮率众起义,驱逐吐蕃,建立归义军政权,遣使归唐的壮举.     

汉唐时期中原政权与西域的密切关系

汉唐时期中原政权与西域各族相互依存,密切往来,从西域地区来看,不仅是西域的地理条件和周边形势所决定的,更是古代西域各族人民要求加强与中原政权联系的结果。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Tibe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Opium War in 1840, China was more and more semi-colonized. Around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national strength of the Qing Empire was quickly weakening. As a result, the Qing Court exercised a weaker rule over Tibet, and its political relationship with Tibet was consequently affected. On the problems of how to resist foreign invasions and how to handle Tibet's internal affairs, the Qing Court and     

敦煌变文中“阿”前缀的亲属称谓词——以旁系血亲与姻亲称谓词为中心

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变文中"阿"前缀旁系血亲和姻亲称谓词入手,从构词、语义、语用、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藉此呈现敦煌变文中"阿"前缀称谓词的面貌、特性和演变轨迹。     

隋唐时期长安与中亚的交通

隋唐时期 ,伴随着国家统一事业的完成及领土的扩展 ,使得原有的 (两汉至魏晋南北朝 )中亚与中国的交通 ,即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畅通。不仅传统的道路得到巩固和发展 ,新的道路亦开辟出来。本文利用中外历史文献 ,大致勾勒出这一时期中亚 (以木鹿为起点 )至长安的路线 ,并指出其变化情况。     

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省区分治与权势平衡、二次北伐完成后关于省财权人事权和军事权的央地博弈与武力纷争、中原大战后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三个阶段的演变。南京政府正常的省权制度变革无法有序展开,在体制内却只能依靠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这是最下策之下策,而且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省权过大问题。直到全面抗战前夕,省制变革一直成为牵引中国时局演化与社会变动的中枢和焦点问题。     

浅谈河西汉简和敦煌变文的渊源关系

上世纪初在敦煌汉简中发现的“田章简”,早已引起学界关注。近一个世纪来,不仅对该简的释读更为科学准确,而且在上世纪70年代和最近几年,又在居延地区发现了“田章简”和与之相关的《晏子春秋》佚文。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旧出土汉简,对简文内容的源流进行了考察。认为：敦煌变文中的有关故事可以在汉简中找到源头,而汉简中的这些记载又可追溯至《晏子春秋》或更早的历史故实,它们有着一脉相承而绵延不绝的传承关系。     

Local Democracy and Local Government Efficiency: The Case of Elected Executives in Australian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institutional reform to leadership in local government can improve the sector in terms of both its democratic legitimacy and its operational efficiency. In Australia, despite two decades of far-reaching reform processes across state government jurisdictions, focused heavily on structural change, local government still faces daunting problems, yet the potential of reform to political leadership as a method of alleviating these problems has not been fully explored. This paper thus examines the applicability of alternative leadership models to Australian local government, in particular the elected executive model which characterises some American and European local government systems. We argue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elected executives could prove problematic in terms of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Australian local government.     

唐《韩秀实墓志》及其他

韩择木是唐代四大隶书家之一,他教子有方,子秀实、秀弼、秀荣并有书名。近年出土的其长子韩秀实的墓志,唐建中四年(783年)制。墓志对研究唐代的进仕路径、寻找韩择木家族莹地、了解中唐政局、纠正补充文献的讹误和缺失皆有帮助。作为韩择木季子韩秀荣的唯一传世书法作品,该墓志尤其为我们研究唐代最富盛名的隶书世家韩择木家族的书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魏晋南朝的军府管理与地方变乱

魏晋南朝地方军政官的频繁变乱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军府长官在获得财富方面具有先天之利,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地方财富常常会被越轨的军政长官挪作私用。当时以“节”为发兵符信,但是诏书与尚书符都很容易被伪造,朝廷无法防止地方军政官擅自募兵、兴兵。中央也曾对军府内部士兵、府僚、属州刺史与军府长官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进行干预,并且加以种种规定。但这些规定具有矛盾性,而且这种矛盾性又总是向有利于军府长官的方向转化。中央一直向军府派驻有各种监察性质的官员,但这种官员在身份和地位上又从属于府主,有听命于府主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