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墓主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墓主问题一直是文物考古学界悬而未决的学术焦点问题.根据墓葬形制的早期特点、金缕玉衣、玉棺和印章等,都无法彻底排除墓主为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可能性;根据陵墓种种反常现象和建成陵墓所需的时长,也无法认定墓主必然不会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很难或者说根本无法确定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主究竟是刘郢客还是刘戊,不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武断地判定墓主究竟是谁,是有失轻率的.     

徐州两汉诸侯王墓研究

目次一徐州两汉封国概况二徐州西汉诸侯王(后)墓葬分析三徐州西汉楚王(后)墓墓主推测四徐州西汉诸侯王墓与西汉帝陵及其他地区诸侯王墓比较五徐州地区横穴崖洞墓研究的几点推论六徐州东汉诸侯王墓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分封诸侯王是汉代中央政府巩固统治的措施之一。两汉400余年,今徐州一带共属七个不同的诸侯国,前后有数十位诸侯王。目前徐州境内共发现两汉诸侯王墓十余处,墓葬近二十座。本文拟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及其他相关资料对这些诸侯王墓进行研究,并对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西汉早期出土金缕和丝缕玉衣部分玉料材质及其加工工艺特征管窥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是我国汉代最重要和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两个王侯级墓地,两墓出土的丝缕和金缕玉衣是当时南方和中原汉王朝最重要的墓葬玉器之一。通过上手观察、显微镜拍照并利用环境扫描电镜和漫反射红外光谱、拉曼光谱技术对广州南越王墓及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部分玉片的质材和加工工艺进行了观察测试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两地玉衣的玉料均主要为透闪石质,从现存玉衣颜色及玉质结构上看,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玉料来源单一且玉质明显好于南越王墓,南越王墓玉料具有多来源的特征,玉衣中的“假玉”可能来自粤西。从南越王墓玉衣片部分切割痕迹判断,南越王墓所使用的切割工具可能接近当时的最高水平,也可能存在中原交换来源的玉材,无法排除南越王墓玉衣全部或部分在当地制作的可能;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加工工艺特征明显不同,显示两地玉衣系由不同 “玉作”体系加工完成,汉代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玉作体系,工艺水平参差不齐。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食官监”陪葬墓墓主人探析

殉人现象在西汉诸侯王墓葬中时有发现,如徐州的狮子山楚王陵墓、广州的南越王墓等。狮子山楚王陵墓墓道内发现陪葬墓1座,墓室内2座。其中位于墓道内陪葬墓未被盗扰,出土印文为"食官监印"的铜印一方。据此,发掘者及相关研究学者多将其称为"食官监"陪葬墓,认为墓主为负责楚王饮食的食官监。该陪葬墓出土铜鼎、铜印、玉枕、玉璧、玉璜、铁剑、无字玉印等随葬品,出土器物数量及组合说明墓主生前具有较高的等级地位,与"食官监"一职不甚相符。因此,墓主生前当有更高的职位。墓葬内出土一方无字玉印,玉印原应朱书或墨书官职名称,此印或能代表墓主生前最高身份。     

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

北洞山楚王墓未见标准四铢半两铜钱,故其年代下限早于铸行四铢半两的文帝五年;该墓出土印章非楚故县官员在葬礼中的赗赙,据地名为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前楚国所属判断,该墓早于此年。根据对狮子山、驼篮山的墓主及楚国世系考察,推测北洞山楚王墓墓主为楚元王刘交,墓葬建于刘交受封之后,刘交去世后下葬。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陪葬墓的调查发现与认识

继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及其陪葬兵马俑坑发掘之后,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其陵区内的陪葬墓区进行了全面的勘探调查,其中,在狮子山楚王陵北侧新近发现的羊龟山汉墓初步推断为王后墓葬。这些发现对进一步认识狮子山楚王陵的文物埋藏内涵和遗址分布特征,以及西汉楚王陵墓葬的整体布局与相关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为刘戊考

狮子山楚王陵是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因该墓早年曾遭盗掘,其墓主问题自发掘以来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并由此产生了诸多的墓主观点。对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的综合分析,可以认为该墓处于西汉早期,墓主为西汉前三代楚王之一;结合徐州地区其他西汉早期楚王陵墓的比较研究,可以判断其墓主人为西汉第三代楚王刘戊。若此,对于探讨西汉时期楚王国崖洞墓葬形制的发展演变和徐州汉楚王墓群的前后排列关系,特别是对汉初七国之乱史实的深入研究,均具有重大意义。     

徐州地区大型崖洞墓初步研究

徐州地区的西汉刘姓楚王墓,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物可分为前后两期六种形制,彼此之间承进变化明显,表明西汉时期的横穴崖洞墓最早产生于徐州地区的竖穴崖洞墓。     

从墓葬结构谈狮子山西汉墓的几个问题

本通过对狮子山汉墓墓葬结构的分析,认为该墓尚处于竖穴墓向横穴式崖洞墓的过渡阶段,早期特点明显;墓葬仍采用了西汉时期的前堂后室葬制,墓主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同时由于楚国较早地采用了凿山为藏的横穴式崖洞墓的形式,并以其在西汉早期的政治影响力,加速了这种墓葬形式的发展和传播。     

江苏徐州花马庄隋唐墓地一号墓、四号墓发掘简报

1992年徐州文物部门对铜山花马庄隋唐墓地一号墓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具有中原洛阳地区风格的较完整的唐三彩俑组合,为江苏地区首次发现,丰富了本地区隋唐考古内容。1996年发掘的四号墓,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断定为北朝———隋时期。这两座墓葬的发掘对于花马庄墓地时代以及性质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试论先秦墓道的使用与墓葬的规格

很多学者都认为,在先秦的多墓道墓葬中,墓道越多的墓葬规格也越高。而考古资料显示,在周、秦时期,墓道的数量并不是墓葬等级的标志。墓道是有着诸多实用性用途的,多墓道的出现可能和古代祭祀有关。     

也谈"妇好墓"

一般认为,殷墟五号墓的墓主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妇好",所以又称为"妇好墓",本文通过对"妇好墓"位置、墓形、随葬品以及器物铭文等现象的分析,对"妇好墓"的定性提出质疑,并通过对器物符号和纹饰的分析,指出"妇好"画符和龙虎纹在先民看来都具有通天地的巫术功能,是祭祀礼器的重要标志,从而提出"妇好墓"墓主不是商王配偶而是神职人员巫觋.     

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

成吉思汗墓地所在是历史-考古学界长期探究的问题。依据可信的汉、蒙文和波斯文史料,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诸帝)的葬地在不儿罕山(肯特山)南、克鲁伦河上游北的"起辇谷"(即《元朝秘史》所记"古连勒古"),其地当在今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曼达勒苏木境。1990年代以来,蒙古国和日本的考古学者追寻蒙古古代遗迹收获甚丰,特别是在阿兀拉嘎遗址(认定为成吉思汗大斡耳朵)的发掘中找到可能是"灵庙"的废墟和祭祀遗物,为寻找成吉思汗墓地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利用他们的新考古研究成果,结合文献资料,进一步探讨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和葬地,并追溯早期蒙古-成吉思汗先世在鄂嫩河流域的活动和势力逐步兴盛的过程,以及相关的历史地名方位。     

重读安菩墓

参互安菩墓志和两《唐书·安金藏传》所载,本文重新辨识了安菩一家的袄教信仰。文章认为,安金藏在为其父母举行的合葬仪中使用了犬视,并对袄教战神牡鹿和司水女神兼丰饶之神阿娜希塔致祭奉祀。其中,对前二者分别使用了现实中的动物,即犬和鹿,这就是《唐书·安金藏传》所载犬鹿相狎和原上旧无水,忽有涌泉自出的真实内容。这一葬仪不仅符合袄教教义,而且也与安菩定远将军的身份相符。安菩墓的特殊建制也体现了这一点。     

楚式镇墓兽研究

本文主要介绍了目前楚式镇墓兽的研究情况.根据目前可见的考古发掘资料,作者考察了335座镇墓兽的具体情况,并从时间差异、地区差异、等级差异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初步分析了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文章分析了鹿角、头身、底座三个基本部分的内涵和意义,认为随葬镇墓兽是用来镇墓辟邪,它就是楚人崇拜的驱蛇辟邪的镇墓之神.     

吐谷浑王后--弘化公主墓解谜

吐谷浑王朝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建都于今青海湖边,统治时间为350年,疆域纵横数千里,是晋、隋、唐时期西北地区一个强大的地方王国。唐朝初年,为了打造一个统一强大的王朝,唐太宗在贞观十三年(639年),将年仅18岁的皇室宗女弘化公主嫁于吐谷浑王诺曷钵。至此,吐谷浑逐步归顺唐朝,诺曷钵受封为驸马都尉、青海王。嫁于诺曷钵的弘化公主将中原先进的文化、生产工具,以及工匠、籽种等带到了高原边陲,为繁荣和发展陲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两个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国家的统一架起了一座亮丽的彩桥。本期刊登的《吐谷浑王后——弘化公主墓解谜》一文,以精美的墓室绘画,闪光的金银玉器,以及大量的彩俑、彩马、彩骆驼和墓志铭等文物,为读者掀开一扇了解吐谷浑王朝和弘化公主的窗口。     

徐州东洞山三号汉墓的发掘及对东洞山汉墓的再认识

东洞山三号墓为横穴式崖洞墓,墓葬未最终完工,仅有墓道、甬道两部分,随葬品亦较少,通过发掘推断一号墓墓主为西汉中后期曾有谋反行为的楚王刘延寿,二、三号墓墓主先后成为其王后。     

绍兴印山大墓的若干问题——读《印山越王陵》札记

浙江绍兴发现的印山大墓,是一座既有浓郁东南地区吴越文化的因素又有很多中原地区周文化因素的越王级基葬,地上高大的封土堆、两面坡顶的无墙基室、带把手的独木棺等因素是沿袭了越地本地的传统,其他如封土的形状、丘垄外环壕和神道的形式、墓室外积炭等,则带有浓烈的模仿中原周王陵的色彩,而不仅仅是中原秦国的文化因素。     

浙江安吉天子岗孙吴、西晋墓墓主蠡测

1993年浙江安吉县博物馆在天子岗发掘了一座西晋太康六年纪年墓(M2)和一座孙吴时期无纪年墓(M3)。根据两墓的形制规格、随葬器物分析,这是两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天子岗一带是朱氏家族墓地,三国东吴至晋没有其他贵族葬在这里。据随葬器物特征判断,M3下葬年代约在240年左右,结合有关史料记载推断,M2、M3的墓主应是朱氏家族的朱才与朱琬父子。     

渤泥国王墓地考析

明渤泥国王墓位于南京市南郊石子岗,山东德州北郊亦有苏禄国王墓,两墓皆按明代藩王墓规制营建,风格亦相似。两墓与明代藩王墓、明品官墓地在形制、石雕等方面进行比较后可以得出几点认识:明朝对渤泥国王的隆重安葬证明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渤泥国与明王朝的关系有宗主国和藩属国的色彩;从渤泥国王墓的石像生的风格可推断其作用及雕刻艺术水平与前代相比稍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