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文学对《史记》取材的影响

司马迁撰写《史记》多取材于民间文学,对此他有过明确的表述。如他在《报任安书》中,谈到其写《史记》的情况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这里所谓的“放失旧闻”,主要指的就是民间文学。在《殷本纪》中,他说的更加明确具体：“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     

云南二十一部民间长诗相继出版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和各族人民群众,推倒了“四人帮”对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种种诬蔑,给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恢复了名誉,给民间歌手民间艺人落实了政策,重新逐步开始了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工作。我社从一九七八年起,把过去出版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相继重版,并陆续出版一批新的作品。重版书有: 《创世纪》(纳西族史诗) 《梅葛》(彝族史诗) 《阿细的先基》(彝族史诗) 《阿诗玛》(撒尼叙事诗) 《线秀》(傣族叙事诗) 《苏文纳和他的儿子》(傣族叙事诗) 《松帕敏和嘎西娜》(傣族叙事诗) 《葫芦信》(傣族叙事诗) 《娥并与桑洛》(傣族叙事诗) 《玉龙第三国》(纳西族叙事诗) 《逃婚调·重逢调·生产调》(傈傈族长诗)     

古籍译注树立语境观的重要性——谈孔颖达的“文势”说

孔颖达《毛诗正义》是唐代注释书直接继承汉代注释书毛亨《诗经诂训传》、郑玄《诗经笺》的一部极其重要著作,《毛诗正义》中多次出现“文势”(又写作“势”“文”)的名称,作者也迳直说明是据“文势”解释《诗经》原文的语意,据“文势”分析毛亨“传”和郑玄“笺”的解释.”“文势”的含义是什么,作者没有明确的界说,从其具体运用来看,大致指词义训释、措词造句的凭借以及篇章旨意、时代社会背景对词义的制约等.下面列具体例证来谈:     

《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增订第四版出版

《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原是上世纪60年代段宝林教授在北大中文系的一部讲义,1980年修订之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即得到季羡林、乐黛云等著名学者的好评。作者与时俱进,于1985年增订再版,增加了“立体性”的专门一节;2002年出第三版又增加了新内容,到2008年6月,第三版已加印至14次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系（全美国最大的中文系）的马克教授等,在2008年出版的《亚洲人类学》第1期发表了对此书的评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陈劲榛副教授著长文专门研究“立体性理论”,最近北大图书馆发起征集“受影响最大的五本书”,     

刘勰论民俗与文学

刘勰论民间文学,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间文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兴起,便开始有人探讨《文心雕龙》中的民间文学思想问题。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民间文学的复兴和繁荣,刘勰的民间文学论也得到了新一轮热烈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刘勰不仅肯定了神话、歌谣、谐辞、隐语、谚语等民间文体,而且进一步揭示了民间文学的人民性、斗争性,因而刘勰“在民间文学研究史上,是有其重要贡献的”1;有的学者则认为刘勰并不重视民间文学,而且对谐隐、乐府等民间文体持批判态度,这成为《文心雕龙》理论上的“白璧之微瑕”2。两种观点…     

评伊东六十次郎的《满洲问题的历史》

1983年12月,日本“原书房”出版了伊东六十次郎先生的《满洲问题的历史》一书。全书12章,1072页,可谓洋洋“巨著”。作者从十九世纪末“日本的亚洲政策”写起,一直写到二     

《满汉名臣传》的版本及其价值

《满汉名臣传》一书又名《满汉大臣列传》《国史列传》《满州名臣传》,是一部传纪类史书,它收录了自天命元年至嘉庆初年以满汉大臣为主的人物列传,其中也有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大臣的人物列传,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满汉名臣传》一书的作者及其版本源流 《满汉名臣传》一书的作者究竟是何人?根据一些资料证明,笔者认为是清国史馆编撰。首先,该书的书名页或书口都标有“国史馆撰”的字样,清代大臣李桓编纂的《国朝耆献类征》一书卷首“述意”一文详细阐明了此书的部分史料来源,在阐述书中国史列传部分时写道:“本人有国史馆本传者均将史传首列,次及诸家文字,唯史馆故事止准史官就馆抄录,不得将原本携归私寓。先文恭公,先编修兄叠,直史馆均不过二三年,就抄无多,嗣属在馆戚友续抄,仍属无几,是以应有史传而阙载者甚多”。可见《国朝耆献类征》一书所载国史馆本传部分即清国史馆史料,我们将其中的国史馆本传部分与《满汉名臣传》逐一相核对,其内容完全一致,由此可以断定《满汉名臣传》的作者即为清国史馆。为进一步核对《满汉名臣传》一书的作者,我们又走访了国家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从档案馆残存的资料来看,     

《明史·艺文志》“史部·职官类”勘误一则

《明史·艺文志》“史部职官类”①著录:“傅汉《风纪辑览》四卷。”然现存嘉靖刻本②《风纪辑览》一书前有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作者自序,作者为傅汉臣,这就证明《明史艺文志》著录的作者是错误的。关于傅汉臣的传记,仅以下三种。即《兰台法鉴录》卷一五记:“傅汉臣,字元功,山     

致读者

亲爱的读者:《山茶》原为民族民间文学丛刊,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现经协商决定,从第二期起,改为民族民间文学季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共同组成《山茶》编委会编辑,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山茶》改刊后,将继续努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和“双百”方针,保持和发扬刊物的民族特色和民间特色。     

云梦秦简《日书》占卜术初探

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公布以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已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学者从社会思想、文化、历法、阶级关系等各方面对《日书》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李学勤先生指出:“《日书》属于《汉书·艺文志》所列数术一类”。并指出:“对于《日书》,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研究:一方面,是从数术史的角度去考察”,“另一方面,对《日书》的内容还可以作社会史的考察”。目前所见国内关于《日书》研究的文章,绝大多数属于“作社会史的考察”一类的,而极少见“从数术史的角度去考察”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本文不惴孤陋,就秦简《日书》占卜术作一粗浅分析,望求教于方家。     

千古功臣——杨虎城

以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名垂青史的张学良、杨虎城,曾被周恩来称誉为“千古功臣”。本文节选自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千古功臣杨虎城》一书,作者以翔实的史料记述了杨虎城从草莽中的“刀客”到成为民族英雄的经历……     

论民间文学的特征

何谓“特征”?就是这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即这一事物自身的特殊性,个性。因此,对于事物特征的确定,应当考察两个方面:事物自身的性质;同他事物的比较。如何确定“民间文学的特征”?“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①从民间文学自身来看,既要考察它流传久远的时间长度,又要考察它传播广阔的空间跨度;既要考察它创作、流传的表层征象,又要考察它思想、艺术的里层特质。从民间文学与他物相比较来看,主要是同与口头创作相对的书面创作的比较。根据这样的认识,我曾在《“民间文学”之我见》一文中,确认了六个民间文学特征:     

谈潮汕地区新旧志辑录歌谣入志

一、旧志书辑录潮汕歌谣 我所见的20余部旧府县志,自宋元的《三阳志》、《三阳图志》至1949年饶宗颐总纂的民国《潮州志》,除清嘉庆《澄海县志》和2005年潮州市志办公室补刊重印《潮州志》的“潮州风俗志”和“潮州戏剧音乐志”有录入或记述地方歌谣外,余皆未辑录歌谣。所有旧志皆辑录有历代名士官员诗文或著作书目,但绝少有辑录民俗文化中的民间文学（包括歌谣）及其著作目录者。民国以前的地方志,以清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的篇幅最大,内容最广,记述最详,“艺文志”有上中下三篇,未见有民间艺文记述,“风俗志”记述潮州风俗也多,其中有“方言”一目,记潮州方言俗语,也未见录入歌谣。     

《史记·天官书》作者、取材考

《史记·天官书》是我国传世最早的天文学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天文学史文献.关于《天官书》的作者和取材,清代以来多有争论:一是认为现存《天官书》乃后人“妄入”,非司马迁原作,此说以近人崔适为代表.二是认为《天官书》“抄袭”《甘石星经》而成,非司马迁自创,此说以清人钱大昕为代表.我们认为,现存《天官书》出自司马迁手笔.其取材于《甘石星经》等当时的天文学典籍,是司马迁对西汉以前天文学成就高度总结的创作.     

孟子“天时“辨正

《孟子》一书中“天时”一词,目前流行看法以为是指自然界的阴晴寒暑,是不确切的。《孟子》原书“天时”一词的本义,还应依从《孟子章句》作者赵岐的解释：“天时谓时日干支,五行旺相孤虚之属也”。“天时”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常用语,运用于战争,都作“天命”或命运之好是机”讲,是古人在战前或战争进行中占卜而趋吉避凶的迷信观念。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用丁日的卜辞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一书中有许多单独出现的“丁”字。作者通过对比同书大量相近辞例,认为这里的“丁”字仍然是天干日名。并且结合传世文献,指出古人喜用丁日行事,更进一步印证了《花东》卜辞“丁”字为天干日名的论点。当然不排除极个别卜辞释读上存在歧义,但作者认为在没有更坚实、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得出丁为武丁的结论。     

论挹娄的考古学文化

“挹娄”一称见于记载,始于魏文帝时成书的《魏略》:“挹娄一名肃慎氏。”可见《魏略》的作者认定“挹娄”乃肃慎之别称,后代史书多抄录于此,记“肃慎一名挹娄”或“挹娄一名肃慎”。遗憾的是《魏略》一书后代佚失,未能流传至今,现在所能见到的为清代辑本。所以,对当时《魏略》的作者所记“挹娄一名肃慎氏”的真伪无从考证,其根据就更无法了解了。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书勘误及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当代《左传》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学者研读《左传》的重要参考。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引文亦存在不少疏误,而其中尤以引书之误为多。文章通过对“杨注”引文的仔细研读,发现其引书之误有76例,并将其归纳为六大类:书名误;作者误;引书简称误;混淆同作者著作误;因简称相同而混淆作者之误;其他等。对“杨注”疏误之处进行勘误及考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杨注”的价值。     

析“春秋笔法”在《国语》中的具体运用

关于《国语》的研究,学界一直集中在讨论其作者和成书的问题。近年来,对《国语》文学成就的评价有些进展,但几乎没有文章涉及其著书笔法问题。本文拟从史家的本体意识及著史笔法传统着手,分析古已有之的“春秋笔法”在《国语》中的具体运用。     

整理和利用《长短经》必须考源

《长短经》是“述而不作”的抄纂文献,全书约十九万字,其中有十八万字是从先秦自唐的一百一十余种书中明抄暗引而来。因其暗引(不写出书名、作者名),故整理(含断句标点、校勤、注译)《长短经》一书必须考源：因其明抄(写出书名、篇名或作者名)时又常将书名、篇名或作者名搞错,故利用《长短经》一书辑佚古籍也必须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