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乡村市场中的包税制——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作为买卖双方的中介机构,牙行在乡村市场自古有之,而到了近代,政府为满足自身攫取资源的需要,采用了包税制度,这种制度与乡村市场传统的抽用体系产生矛盾,使得维持村庄组织运行与乡地制度的基本保障与必要成本从根基上造成破坏,引发了乡村社会的多重危机。     

从慈善事业看近代华侨精英与侨乡公共事务——以泉州花桥善举公所为例

结合近代百多年来沿海侨乡社会和慈善组织的历史变迁,以泉州花桥善举公所为例,分析阐述了华侨精英依托侨乡特殊社会文化网络,在地方公共事务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近代士绅在民众起义中的角色扮演--以广东天地会起义为例

士绅由于在社会等级结构体系中享有诸多特权和承担诸多社会职责,因而在民众起义中主要扮演了国家代理人角色,兼顾社区守望角色。从广东天地会起义来看,士绅们既是官府的财政资助、军事同盟,又是官府的情报员和善后工作处理。士绅们之所以扮演了上述角色,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有着直接的联系。     

辛亥后革命精英观念的民间承接——以东南、华南城镇为例

从各地光复至清帝退位前后,即革命高潮和共和政体建立后最初一段时期,在较早光复的东南和华南地区革命势力占优势的通商口岸和中心城镇,革命精英的“民主”、“共和”等新观念有一个被普通商人、民间团体和基层人士快速接纳和响应的过程。这种基层和民间向革命中心和革命领袖积极趋附的现象,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革命对于社会观念和心理变革的巨大推动,但从具体过程和情形看,新观念、新话语的民间接纳和利用,与其在社会生活中争取经济、政治利益的现实功能相联系。受到民间重视的,不是精英观念的思想内涵,而是其社会功用。民间社会对革命精英观念的承接,更多地受到“势”的支配,而非“理”的指引。     

民国时期地方精英的乡村治理及其归宿探析——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宛西为例

<正>地方精英理论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Mills)认为,"精英"是指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确切地说,是指少数高智能的人们,他们居于社会上层,拥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并运用大量社会和政治权力,以此与大众相区分。[1]民国时期,地方精英实际上在地方舞台上(县、尤其县以下)起着支配作用",地方精英具体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宛西[2]精英,应包括自治领袖、民团首领、基层区镇保长中小学校长,以及部分     

乡村旅游精英的权力维度及其阶段性呈现特征——以袁家村为例

精英的权力是社会分层和领导者研究领域的重点问题。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旅游精英成为带领农民致富的领路人,但旅游精英的权力却未获得足够关注。本文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基于乡村旅游地居民的访谈资料和网络资料,探索旅游精英的权力维度如何呈现,并深入研究乡村旅游精英的权力是否会随旅游地生命周期呈现动态变化特征。研究发现:(1)旅游精英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呈现六维权力:全局掌控权、制度制定权、空间生产权、声誉权、人情权与魅力权,进而以六维权力深入剖析了旅游精英带领村民致富的内部机理;(2)乡村旅游精英的六维权力处于动态演变中,在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权力呈现特征显著不同。     

清代士绅与地方文化秩序的构建——以恭城文庙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恭城文庙频繁重修,仅康熙年间就有四次.文庙带动了当地科考和文化的发展,恭城不断涌现科考中式士子,进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士绅阶层.士绅们活跃于当地社会,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推动教育发展,教化当地子民,并确立地方文化秩序.恭城文庙对当时社会和今天都有一定的影响.     

危机时期的士绅与地方：以休宁金声为例

金声是活跃于明末徽州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其言论活动在当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他退职闲居乡里期间,正值徽州社会经历着多方面的变动,作为地方上具有领袖地位的士绅,金声在救荒减灾、缉盗、地方防护和乡村教化等方面,有着非凡的建树.本文拟对金声在徽州的活动加以考察,试图揭示传统社会士绅在社会危机时期的行为及其作用.     

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省广宁县为例

同治、光绪年间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的杜凤治,留下一部记载详尽的日记,是研究晚清广东的珍贵史料。本文主要利用他在广宁县任知县时的日记,讨论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杜凤治的“学校、征输、听断、缉捕”四要务,都要争取士绅的合作与支持;但他在征收钱粮时使用了大量威胁、强制手段,引起士绅不满,引发了士绅的上控和闹考。知县、士绅经过一番较量后达成妥协,双方都有所损失,但都分别保住了官职与功名。咸、同年间是官绅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广东的情况更有其特别之处。同治年间广宁县的案例,可以使我们对晚清的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增加了解。     

地方礼俗教化权利的分享与边界——以清前期士绅赵执信《礼俗权衡》为例

在清康熙年间的鲁中山区,作为国家代表的地方官以"六谕""上谕十六条"为依据积极推行乡约。与此同时,士绅阶层在其家乡的建设活动更为频繁,而且有将礼仪在乡间闾里进行推广的趋势。士绅阶层一方面受礼仪的教化,了解官方的话语;另一方面,除去士大夫的身份,他们又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熟知本乡的风土人情。因此,他们对礼俗的讨论,并非只停留在国家礼仪制度层面,而是多从本地乡里的实际风俗出发。国家和地方士绅在基层社会的礼俗教化,存在着权利的分享和边界。二者有所重叠,但彼此又存在着微妙的距离。     

对优秀归国留学人员的若干分析

本文依据中国教育部编撰的《学子风华———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业绩录》一书 ,从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出国与回国时间、留学国别、留学方式、出国及回国留学人员的地域分布以及所学专业和回国任职的情况等若干方面 ,对书中收录的 4 2 4名优秀归国留学人员进行了统计分类和归纳、描述性的分析 ,以期“管中窥豹”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留学人员的一些基本情况有一定的认识。     

首阳斋藏■器与西周宗法社会的贵族教育

本文对新近公布的首阳斋藏西周早期簋铭文作以考释,认为其反映了西周早期宗法社会贵族的教育问题,并得出了庶子虽不能直接继承祖考职事,但才艺考核优秀者亦可被任以官职的结论。簋铭文为研究周代贵族子弟尤其是庶子的教育和任官问题提供了新材料。     

黎萨尔与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模式的形成

何塞.黎萨尔被认为是菲律宾"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基石"。在有关黎萨尔的研究中,黎萨尔与菲律宾政治变革的途径,即经由"改革"还是"革命"来达致国家的独立、获取全民的"福利",是争论不休的一个关键问题。从黎萨尔的著作来看,黎萨尔倾向于经由菲律宾政治精英在殖民政府内部对现有不合理的旧制度进行一场彻底的、激进的"好改革"来实现菲律宾的独立和民主。如果这一条道路走不通,那么,"暴力革命"将是最后的手段。黎萨尔所强调的"精英化的好改革"的政治思想,经由美国殖民政府的渲染,最终构成为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的基本模式——旧框架内的和平革命。     

从“牝鸡无辰”到“共牢合卺”——由考古学统计资料看东周女性贵族社会地位之变迁

基于文献的东周女性史研究往往强调女性在东周时期社会地位逐渐式微。然而从考古学视角观察,女性贵族社会身份地位在东周时期却并非单向的跌落。春秋早期,女性贵族墓葬随葬器物延续西周以降的趋势,与男性贵族存在一个显著等差;春秋中期后,女性贵族墓葬随葬青铜器物组合层阶有了明显的提高,逐渐向异穴合葬男性配偶墓葬靠拢;春秋晚期,"夫妇同庖俎"(即合卺)逐渐成为一种稳定社会现象,女性贵族身份地位有了一个质的提高。这标志着贵族家庭婚姻制度及财产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显示社会基本构成由大家族向核心家庭转换。     

试论考古与遗址保护

一、考古遗址的价值功能(一)古代遗址的价值功能保存至今的古代遗址,其价值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历史载体。除了传世的古代文献之外,我们了解古代历史的惟一途径就是发掘古代遗址。任何一个古代遗址,都是人类     

Elite Strategies and the Spread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Spread of Iron in the Bronze Age Societies of Denmark and Southern Korea

I look at the process and speed of innovation spread, examining the economic a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ose who adopt the innovation. Defining innovation adoption as an investment which requires initial cost and risks, I argue that at the time of introduction of a new technology that is expected to have socioeconomic importance, elites of adopting societies try to avoid the initial cost and risks of adoption, actively intervening in the process of its spread. Thus, it is crucial to analyze the strategies and needs of elites, which strongly influence the speed of spread. One of these strategies is to change innovation's role by locating the innovation in a different realm of economy. Comparing the spread of iron technology in the Danish and southern Korean Bronze Ages, I demonstrate that differences in what elites needed to obtain through iron technology in different contexts critically affected the speed and process of iron spread into the two regions.     

读西安出土唐姚无陂墓志

本文在全文释读唐姚无陂志文的基础上,根据志文中提供的家族信息,将墓主放在南朝至唐前期吴兴姚氏家族的大环境下,对姚无陂其人及志文中的相关问题作了探讨,阐明了该墓志在唐前期贵族政治、边疆关系、科举考试等研究中的意义。     

在指导小组办公室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本应在去年年底召开,因为各种原因推迟到现在。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以下几个问题。     

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的会议是地方志指导小组的三届三次会议,也是第三届指导小组成员调整后召开的首次会议。按原计划,这次会议应在年前召开,由于种种原因推迟至今。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听取并审议指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03年工作的总结和关于2004年工作的安排设想,听取指导小组办公室对《地方志工作条例(讨论稿)》的说明,并对该《条例》提出意见。     

地方志书记述非公有制经济刍议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因而非公有制经济是地方志书编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类型曾于1980年、1992年、1998年、2005年多次变动制定(修订)经济类型(所有制)分类的规定,所以地方志书记述非公有制经济应全面掌握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使非公有制经济分类及统计数据的选择使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到记述事物归属得当,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统计数据准确、不重复。地方志书在记述非公有制经济时,还要注意"民营"不能与"私有"混为一谈,"民营"与"私有"两者不是同一概念,存在法律地位和定义范围的不同,地方志书不能将"民营"作为私有经济类型记述。记述非公有制经济应按照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分类,全面系统记述非公有制经济,可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记述非公有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