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孝通的历史观

半个世纪以来,在社会史的"人类学转向"中,背负非历史主义冤名的功能派人类学一直遭到西方学界的拒斥。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中叶开始,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者在关注文明社区生活变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学派特色鲜明的历史观。作为对前此(进化论派和传播论派)人类学的不满,费孝通否定了"单线进化"的历史意识,但面对急剧变动的近代社会,他毅然自我否定,实现了历史意识的回归。这样的历史意识源自生活变迁的现场,着意于实际生活中仍在发挥功能的"活着的历史",从而确定了其"历史"方位;这样的历史意识滋生于特定的时空,偏好草根阶层的文化,表现生活关系的整体性,展示历史的日常样态。人类学的日常史重构主要是在田野中完成的。在那里,费孝通对物质文化、口传、碑文和历史传说等材料进行生活的印证和释读,充分发掘其中的思想史价值,体现了功能主义本色。重温费孝通的学术理念,完整叙述其功能主义历史观,对于疗治西方学界的选择性失忆,构建中国社会史理论和话语体系,当非常有益。     

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农村地区汉族祖先崇拜变迁——以西宁市逯家寨村为例

祖先崇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民间信仰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本文立足于费孝通先生所总结的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运用功能主义人类学派相关理论,以西宁市逯家寨村祖先崇拜为例,探讨农村地区汉族祖先崇拜在中国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发生的历史变迁。     

社区仪式的跨学科解读--以江南一个村落联合体庙会为中心

社区仪式,作为人类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本质体现,一直处于文化人类学关注的中心地位。但是,就连他们自身也承认,也许缘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在处理社会变迁问题时,传统人类学的功能主义解释显得软弱无力;而单纯的功能主义立场亦无法解释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仪式活动背景的中国社会的剧变过程”,因此,人类学认为,“历史与变迁维度(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献与尚可获得的口述历史资     

试论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承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到历史人类学的演变过程。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历史人类学已经展开一些研究实践,但是尚需进一步提倡。这种提倡表现在三个方面: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互动。历史人类学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从历史学科的本位出发,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吸收借鉴颇多,但是不能轻易放弃历史学科本位。     

民族志语境下方志采编范式之学科互鉴

人类学民族志和方志学民族志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文本形式。虽然因命名上的重叠和定义上的冲突,我国人类学和方志学一直争论着各自对"民族志"理解的合法性和话语权,但这两种民族志却各自具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并且在学科发展中默默地影响着对方。已有两千余年历史的方志编撰传统无形中形塑着我国人类学民族志的本土特色,而人类学民族志的田野研究范式也开始向地方志渗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兹从实用层面入手,探讨在地方志资料采编范式中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角色、田野伦理、田野方法等具体经验,对方志采编范式的跨学科互鉴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战争

“战争,就是为了实现部族或国家的政策,凭借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发生于两个独立的政治统一体之间的武力冲突。”①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战争定义。那以后,在越南战争等背景下,战争理论又有所发展,但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人们在关于战争起因的理解上,仍近乎一致地认为,非出于个人的、冲动的暴力行为,而应视作集团组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产物。尤其在考察国家和文明起源时,战争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为抵御外部敌人,共同体内的组织化、指挥统治权的获取成为必须,进而发展成国家这种政治的…     

历史是文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本质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它引起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文化取向代替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社会取向,从而导致历史学在理论、方法与写作实践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革。本文探讨了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过程,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兴起,以及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过程及其理论诉求。     

人神之际：普鸣的早期中国研究

美国汉学家普鸣对早期中国的研究在当代西方汉学中自成一格，其最大特点在于人类学视角的引入。在其代表作《成神》中，普鸣对早期中国的人神关系问题作了集中的研究。在普鸣看来，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中国主导性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从主张祭祀神灵到强调个体修身成神的转变，决定此种变化的实质是对人神关系的理解从断裂走向了连续。以人神关系为基础，普鸣为早期中国的思想史和政治史串联起一条内在而连贯的线索。普鸣的研究长于文明比较，擅于借助人类学重新解读思想的主题和寓意，其方法论意识值得给予重视和研究。     

从参与观察到观察参与:叙事民族志的出现

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变化,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从参与观察到观察参与的变化,随之出现了叙述民族志,叙述民族志出现,表现化人类学重要发展。     

古希腊神话与土地占有权

一、功能主义神话学希腊神话之魅力在于其审美价值 ,但在古希腊社会 ,神话还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神话是透视古希腊社会的一面镜子 ,而研究古希腊社会也有助于澄清神话之真谛 ;二者关系密不可分。探讨神话之社会功能是功能主义神话学的主要课题 ,其奠基者是英籍波兰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 1 884— 1 94 2 )。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是在研究西太平洋特罗布里安德群岛土著神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指出 :“神话在原始文化中履行着不可或缺的功能 :它表述、加强信仰 ,并使之有条理 ;它捍卫和强化道德 ;它确保仪式之有效 ,并包含着…     

略论地方志在“文化自觉”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文化自觉的理论渊源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的．是为了应对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而阐述的解决人与人关系的方法。其主要内涵是处理异域文化相接处的人的态度．要有广大的胸怀和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和包容．同时要对自己的文化“种子”的过程．认为“文化自觉指的是深刻认识自身文化历史传统的最根本的种子．并为这个种子的发展创造新的条件．同时将这个文化传播于世界,参与全球新文化的创新。”     

都市社会调查方法与民族志写作:《礼物、关系学与国家》的启示

方法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笔者试图从方法论的视角,将杨美惠的著作《礼物、关系学与国家》视为都市社会关系学的民族志研究范本,重点分析该书所论述的都市社会调查方法和民族志文本写作,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路径。     

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

近年来,“历史人类学”这一名词开始频繁在国内报刊出现,既有学者大力倡导,亦有学者相当怀疑。①近代史学界对此亦有回应。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从学术史的维度,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其间对历史学引入人类学视野与方法有诸多分析与讨论②,张佩国则直接使用“历史人类学”一词,出版了他的专著《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③。那么,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史学界的出现对近代史研究可能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新世纪的中…     

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一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先后对我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35年10月,费孝通携妻子王同惠第一次进大瑶山,开展民族与社会方面的调查,并随行发表了《桂行通讯》,对外介绍广西及大瑶山的真实情况。然而,费孝通却在调查时遭遇了迷路、中虎阱、腰腿受伤等意外事件,妻子王同惠亦不幸溺水身亡。费孝通强忍悲痛,坚持将考察成果汇编成《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为后世开展民族调查奠定了基础。此后,费孝通与广西金秀的深厚情缘便伴随着他的一生,为了继续对金秀瑶族展开调查工作,他分别于1978年、1981年、1982年、1988年四访大瑶山,亲笔写下“瑶族之乡”“人间仙境大瑶山”“瑶族博物馆”“世界瑶都”等题词,撰写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文章和专著,为金...     

全球化与人类学的未来

人类学在传统上把自己定义为研究“原始”或“异域”社会的学科,包括研究西方社会的乡村社区或少数民族。自从马林诺斯基(又译马林诺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译者注)革命以来,这个学科的合法性一直建立在单一的基础之上,那就是在一个界线分明的田野地点里运用长期参与观察的技术。目前,虽然我们相信这种人类学还能在当代世界存活,但很多人开始担心,由于人类学的独特研究对象在当代世界岌岌可危,学科的命运也将朝不保夕。我认为这种论点乃是出于对当前的全球化过程及其对世界上不同文化所产生后果的一种特别解读。     

处于人文与社科之间的人类学和民俗学

我是做人类学的。相对来说对民俗学不是太熟悉。我可以介绍一下人类学界的相关讨论。也许对今天关于“民俗学：人文学术抑或社会科学”的讨论有一点启发意义。对人类学来说,因为采用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可能更倾向于艺术或者说人文学科,所以很多人主张人类学是人文学科。但另一方面,     

“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惑－－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

近30年来的中国史学研究,一直寻求打破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单一诠释路径,在方法论探索上呈现多元竞进的局面。此一局面的形成既是改革开放的时势推动使然,也有史学方法受各种思潮影响而发生内在理路变迁的复杂原因。从大的方向上观察,中国史学有一个从着重以时间界标划分历史演进结构的分析模式转向注重考察历史进程的空间分布态势的转化过程。具体就方法论而言,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界对人类学诠释模式的汲取引发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区域转向”,并连带导致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两者都日益关注对基层社会组织和民众日常生活状况的书写。但以上探索路径的变化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那就是过去史界所热衷讨论的诸如历史发展趋势之演变、走向、规律等等“大问题”渐遭冷遇,由主流退居边缘。     

从人种志、民族志到田野志——围绕“Ethnography”翻译的人类学学术论争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科研究的扩展,"民族志"概念的译义已经产生各种误解,不能准确表述新的研究状态和不断扩展的研究对象,继续使用"民族志"一词将不利于人类学学科的普及与壮大。"Ethnography"包括了实地性、描述性等田野工作的基本特征,基于田野工作之上的"Ethnography"翻译为"田野志"较为理想。从人种志、民族志到田野志,反映了学科演变的脉络和研究对象一步步延伸的趋向,更是人类学研究理念上不断更新的标志。     

在“同种”与他邦之间:杨成志对越南民俗的考察及其方法论启示

20世纪20年代末,杨成志赴滇开展民族调查,往返途中在越南停留月余,收集了不少关于越南的文字、实物与影像材料。此后他根据相关材料撰文对越南社会、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总体性介绍,成为首位研究越南的中国人类学家。这不仅是中国人类学、民俗学的一笔学术积累,亦彰显出杨成志的家国情怀与其越南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迄今仍对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深具借鉴价值。     

屯堡文化研究四十年:流变轨辙与演进创新

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先生确证屯堡人为汉族后裔,屯堡的文化主体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史料记载与文化系统是判定屯堡文化主体杂糅的重要依据,亦是论争焦点,其发生学研究亦历经了汉族后裔到北方少数民族、北方少数民族到汉族地方集团的转变。回观屯堡文化研究轨辙,地戏傩戏之辩、屯堡族属之辩及屯堡社会形态之辩引领的民族志书写、人类学考察、社会学调查、历史学考证、文化学追根及民俗学实践的多学科研究,已然由资料学意义上的搜集整理转向跨学科研究,由描写研究转向理论研究,由"回望过去"转向"朝向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