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曾经在地方及朝廷为官20多年的吕坤,在上万历帝的《忧危疏》中提到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其是国家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首务就是安民,重民生而使家给人足,恤茕独以安养鳏寡孤独,劝学艺以期穷民得以为生,建仓储谷以备水旱蝗灾,行保甲以除盗贼,立乡约以去淫邪,禁奢靡而崇节俭,这是安民之道。欲使民安其生,乐享太平,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必须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予以控制。明王朝扶植乾坤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奖善除恶,使“幸乱之民”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幸乱之民”是客观存在的,朝廷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级官府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关系到对“幸乱之民”的管控,而且关系到对社会的治理。     

“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

作为咸同之际团练靖乱适所以致乱的缩影,山东团练频繁侵夺以往为州县官掌握的征税和司法权,从而引发了团练与官府间的激烈冲突。这一出乎官方意料的结果有其复杂的成因:除绅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同样促成了团练之乱的发生。团练之乱在严重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的同时,亦引起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显著变动。经过团练之乱,绅士与国家的疏离已相当明显,并为双方未来种种冲突埋下了伏笔。     

晚清循化厅藏族部落纠纷的解决形态

乡老讲息与官府断结相结合是晚清循化厅藏族部落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一纠纷解决方式的基本形态为:部落纠纷发生后,两造或其中之一告诉到官;官府进行查处,乡老或受命或主动居中调解;两造或其中之一对乡老调解与官府查处或抗拒不遵,或翻案滋闹,甚或武力反抗;最后官府以兵威慑服两造接受审判。在官府判决过程中,乡老讲息两造纷争,形成评议,官府以此为基础断结纠纷。这一纠纷解决形态从根本上来讲是由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决定的,反映了传统藏族聚居区部落纠纷解决方式与秩序形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清末循化厅抢劫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清末循化厅藏族内、藏族与其他民族间经常发生的抢劫案件主要依据"番例番规"追赔罚服。在蒙古与藏族间的抢劫纠纷中,除依"番例番规"追赔罚服,对挑起事端的首要分子等常依《蒙古律例》惩处。若发生重大抢劫案件,官府常依照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律例惩处重要滋事之人。两造抢劫案件多元异质化的法律适用状况,反映了"因俗而治"理念下,官府针对多族群杂居状况下各守各界及维持势力均衡的考量。官府在民间调处和官方裁断的互动中积极解决两造抢劫纠纷,并且注重适用法律时的协调与渗透,借此加强法律控制,增强国家权力。循化厅两造抢劫纠纷的解决,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与秩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沤鲁抹铜镜

1979年,吉林省汪清县罗子沟公社古城内出土一面镜背铸有忍冬菊花纹饰铜镜。边款镌刻"沤鲁抹官"四个汉字,下有官府签押之"(?)"记。近年,在金代城址中出土镌刻金时官署或地名之铜镜,常见字下附此押记,故断     

浅析宋代榷茶制度与官府垄断下的茶市贸易

榷茶制度是在官府的垄断下一种茶叶专卖制度,榷茶制度始于唐代,兴于宋代,衰于清代。宋代官府围绕榷茶不断地变革,总体上是关于贴射法和交引法两种制度的不断交替完善,显示了官府人员在茶税制度与政府利益上的智慧。宋政府通过官办榷场隔断商人和园户的联系,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宋朝政府不仅依靠榷茶制度获得是高额的税收,并且还通过垄断茶叶贸易,在商人与园户之间斡旋,获得巨大的差额利润。但是园户在榷茶制度下遭受到了严重的劳动与经济剥削,于是园户与政府和巨贾豪绅的矛盾逐渐激化,导致宋代社会中反官榷制度的斗争。     

祀典抑或淫祀:正统标签的边陲解读--以明清闽台保生大帝信仰为例

王朝的正统标签历来为各种社会阶层所追求,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不同的地域环境下,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其解读方式却颇有不同。保生大帝信仰盛行于东南沿海边陲,南宋时获得王朝的三次敕封,明清时期则一直未能得到王朝的正式承认。保生大帝信仰的这种特殊性,使得明清时期地方官府在解读该信仰的正统性时,没有在祀典与淫祀之间划出一条界域分明的鸿沟,而是从当地保生大帝信仰的实际情况与边陲社会的实际需求出发,来理解该信仰在当地存在的合理性。保生大帝信仰的个案,凸显了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力在边陲控制上的多维变通以及民间社会对此作出的积极应对。     

《论衡》词语札记

《论衡》中有一些意义比较特殊的词语，这里选择其中的五条(组)，略作解释．无为：没必要，不会。朝廷(庭)：官府，君、人君：郡太守。序累：按次序合理地排列(或安排)，折累：评判高下。实事：诚实、实际、真实，实核：真实、诚实，实是：实际、真实，正是：真实、诚实，真是：真实。薄：摩薄、浮华．     

官、民与法——元代判决离婚的制度与实践

延续唐、宋之制,元代国家对涉及违律为婚和义绝的婚姻予以强制离异,但在具体规定上产生了明显变化,其解决婚姻冲突、救济婚姻双方的作用更加凸显。在实践中,判决离婚并不是国家对民众婚姻的单方面干预,民众往往主动寻求官府对婚姻进行判决。作为司法者的官府,则希望在"厚风俗"的同时能够"免词讼",通过法律宣传、民间调解以及提高司法效率等措施减轻诉讼压力。在具体的判决中,官府并不一定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判离,有时会出于现实的考量断以"已婚为定",体现出"法意"与"人情"的衡平。判决离婚所展现出的这一图景正是元代官、民法律实践的一个缩影。     

乾隆时期矿政中的寻租角逐:以湘东南为例

本文通过对湘东南郴州和桂阳州矿政的讨论,揭示矿政变化背后官与商,省与州之间就矿厂管理权所发生的种种纠葛以及官办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本文认为乾隆年间郴桂矿政的频繁转变,与其说是追求收益率,倒不如说是不同利益主体对寻租行为控制权的争夺。在这种背景下,矿商就是包税者,而官府则充当起保护人。     

唐代地方官府水旱祈祷与水利资源控制——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中心

唐代地方官府在水旱祈祷获验后所立的祠庙碑,碑文在文本创作上具有一定共性,即赞美神祇与颂扬德政,但这仅仅是祠庙碑所要表达意涵的一个方面。文学的创作实际上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这些结构性文字的背后,祠庙碑文的叙述应该暗藏着某种历史特殊性。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例,石刻文字反映出这样一种史实:地方官府为了保护辖区内重要泉水资源不被破坏,利用当地民众浓厚的泉水祠神信仰,在官方控制与信仰强化的理念下,通过实施水旱祈祷、修建祠庙、建立碑石等仪式,间接地完成了对泉水资源的保护与掌控。水旱祈祷仪式是表相,水资源保护才是真相。为了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长期维持下去,碑刻在这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碑文不仅按照祠庙碑应有的叙述结构描写神祠灵验、官员德政等内容,以达到宣扬神祇、赞颂官员之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文字将当时的官方控制理念与盛大仪式现场进行选择性地再现,从而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得以持久传承。祠庙碑的建立体现出唐代地方官府权力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是地方官府实现区域治理的重要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浅析宋代榷茶制度与官府垄断下的茶市贸易

榷茶制度是在官府的垄断下一种茶叶专卖制度,榷茶制度始于唐代,兴于宋代,衰于清代.宋代官府围绕榷茶不断地变革,总体上是关于贴射法和交引法两种制度的不断交替完善,显示了官府人员在茶税制度与政府利益上的智慧.宋政府通过官办榷场隔断商人和园户的联系,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宋朝政府不仅依靠榷茶制度获得是高额的税收,并且还通过垄断茶叶贸易,在商人与园户之间斡旋,获得巨大的差额利润.但是园户在榷茶制度下遭受到了严重的劳动与经济剥削,于是园户与政府和巨贾豪绅的矛盾逐渐激化,导致宋代社会中反官榷制度的斗争.     

晚清闽南商人慈善家的兴起:以林瑞岗为中心

文章通过分析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以跨区域视角,考察晚清时期闽南著名慈善家林瑞岗。指出他与旅沪慈善家群体交游密切,曾参与华北义赈活动,并效仿江南模式,在家乡创办综合性善堂,其慈善事业呈现赈灾范围跨地域化、慈善机构自治化、筹募资金网络化、施善主体商人化等近代特征,凸显晚清闽南地方权力结构之转型。林瑞岗热衷慈善,除其个人特殊经历,秉承安海商人尚儒重义之风、深受江南慈善理念的影响外,还得益于官府的鼓励举措。晚清官府治理能力的衰落,海外侨商群体的崛起、交通、信息技术的革新,使林瑞岗实现由商至绅的转变,成为影响颇巨的职业慈善家。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非绝交之书论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自今存文本观，不见明确绝交的任何言辞及语气；自早期相关历史资料考察，亦不见嵇康与山涛之间曾经绝交的任何记载；自嵇康与山涛二人全部关系分析，亦无“绝交”之任何事理；故而此书实非绝交之书；嵇康与山涛之间，实未尝发生绝交之事态。嵇康撰写此书意图，只是表明不愿出仕心志、拒绝山涛“举康自代”之议。至於本文篇名作“绝交书”，既与文本内容不符，亦不合历史事实，盖后人所拟。其所拟时间约在南朝刘宋之后。     

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发展的原因

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发展的原因魏明孔在我国封建社会官府手工业史上，唐代是发展变化比较大的重要时期之一。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管理机构的日臻完善，除在中央六部中设置工部外，还有“掌百工伎巧之政令”的少府监，“职掌供邦国修建土木”的将作监，“缮造甲弩之属”的军器...     

太湖以东的水利、水学与社会(12-14世纪)

北宋后期,官府对太湖以东地区的治水由通盘整治转向局部开江,并进行圩田开发,这一治水策略在南宋到元代继续被沿用,官方默许地方加速围垦,并逐渐放弃大浚吴淞江的工程,而在吴淞江东北、东南两翼开浦。最后,太湖以东形成以东北泄水为主导的总体局面。南宋至元代官方的水利经营,实质上成为官府与富户之间利益妥协的结果。随着不同时期水利开发重心的转移,太湖地区水利学说的重点也随之变化。     

利益相关者协同共治:走出雾霾锁城困局的必然选择

作为一个涉及对象广泛的公共环境问题,雾霾的有效治理亟需清晰界定利益相关方并识别其行为选择,找寻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进而寻求多主体协同治理策略,力求在合作共赢、利益共享的氛围中共同推动雾霾污染问题的最终解决。当前,面对日趋严重的雾霾污染,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三方主体,应秉持优势资源互补、统筹合作增效、兼顾多方利益的协同治理思维和集体行动逻辑,为雾霾锁城困局的突围发挥各自的主体作用,以此构筑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雾霾的新格局。     

绅士的分裂:咸同之际山东乡绅刘德培的抗官之路

淄川绅士刘德培在咸同之际的抗官行动经历了从个人挑战到不断联合与吸纳当地绅士的过程。尽管性格中"好趋小利"的一面为一些绅士所不齿,其在"尚义"意识作用下的为民争利之举又能博得不少绅士的同情。1861年淄川四乡团练的兴起不但造成了"官弱民强"的社会氛围,还为刘德培等人的抗官行动提供了合法工具,从而对官府的利益和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借助信和团的力量,刘德培等人在乡村中攫取资源并积极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征税与司法方面均形成与官府强势竞争的局面。在成功地入城并压制了城内绅士的敌意后,刘德培等信和团领袖成为淄川城乡的实际控制者,而对博山团练首领的杀戮使得信和团完成了从团练到"团匪"、从"国家的朋友"到"国家的敌人"的转变。"刘德培事件"中多达二十余位绅士参与抗官,且不乏同情者,这反映出咸同之际官府权威严重削弱和清廷团练战略所激发的地方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绅士阶层的分裂。     

明代浙江永嘉盐场的赋役改革与地方变迁

文章从明代两浙盐政变革的制度背景出发,考察永嘉盐场成弘时期的盐课改折、嘉靖前期的盐课转嫁、嘉靖后期的私盐倭乱、隆庆年间的赋役改革等历史事件,探讨该过程中州县官府与盐场地方势力之间的复杂利益博弈。对永嘉盐场的个案研究,或许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明代盐场赋役制度运作和东南沿海社会变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