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评介

正官寺是政府封赐食禄,并加以管理之寺院。唐代佛教官寺是唐代通过皇帝诏敕在两京天下诸州同时设立的制度整齐划一、承担若干特殊功能的佛教寺院,是唐代国家宗教政策和宗教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唐代全国佛教寺院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佛教官寺制度研究是佛教制度研究史上的重要内容之一。聂顺新《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的最终成果,     

西夏时期的佛教寺院

本文利用新译出的资料对西夏时期的45个寺院名称进行了译释,认为西夏时期的寺院主要有官寺及家寺,家寺主要有皇家寺院及高僧大德所设立的私家寺院,官寺主要为帝王或国家举办全国性佛事活动佛教法会,西夏时期的官寺享有特权,并且规模浩大。     

敦煌寺院建置沿革考

本文主要讨论吐蕃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建置与沿革情况,分四个时期:吐蕃初期、吐蕃后期、归义军前期和归义军后期。吐蕃初占沙州,始有九僧寺三尼寺正常运转,后来兴善寺、安国寺、禅定寺恢复启用。但是兴善寺、禅定寺不久被废置或者改额。吐蕃后期,新建永康寺、永寿寺、圣光寺。重启三界寺和净土寺,此时敦煌官寺有十三僧寺五尼寺。永康寺、永寿寺是以吐蕃僧人为主的寺院,随着吐蕃统治的瓦解,两寺消失不见。归义军前期的近百年时间,敦煌一直保持有十一僧寺五尼寺。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显德年间始建显德寺,969年前建乾明寺。敦煌官寺至此再次达到十三僧寺五尼寺的规模。除官寺以外,吐蕃时期和归义军时期还有一些民间寺院,如灵树寺、奉唐寺、龙光寺、圣寿寺、法门寺、端严寺、大悲寺、大业寺等。这些民间寺院与上述官寺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由于材料的缺乏,很难得出定论,有待深入研究。总之,不同历史时期,敦煌寺院的数量不同。弄清每一时期寺院的存续与废置,对于研究敦煌佛教历史以及写卷断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会昌毁佛前后唐代地方州府佛教官寺的分布与变迁

唐武宗会昌毁佛前夕,唐代多数地方州府呈现龙兴寺和开元寺并存的局面,少数州府为大云寺、龙兴寺和开元寺同时并存,只有沙州、柳州等个别州府呈现高宗官寺、大云寺、龙兴寺和开元寺(唐代先后设立的四所佛教官寺)同时并存的分布态势。在唐武宗拆寺毁佛的过程中,武宗最终敕许诸节度使、观察使治所及战略要地同、华、商、汝四州合计50州府各保留寺院一所,这些准敕保留的50所寺院应即各州之开元官寺。在宣宗恢复佛教的过程中,上述50州府之外的多数地方州府的开元官寺均得以及时恢复重建,并迅速成为各州佛教复兴开始的标志。这些保留未毁和迅速得到重建的开元官寺,实际上构成了唐代全国佛教复兴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量。     

隆兴寺

我国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保存较完善的佛教寺院隆兴寺,坐落在河北省正定县城东隅,是一处布局规整、重楼高阁的古建筑群(图见封底)。隆兴寺创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当时叫龙藏寺,著名的龙藏寺碑迄今仍立在寺内。寺的历史沿革,从唐到五代情况不详,宋初己更名为龙兴寺。宋开宝四年(971年),因奉宋太祖赵匡胤敕命在寺内铸造一座大铜     

玄中寺塔建筑

玄中寺位于交城县城西北10公里石壁山中,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是全国现存始建时间最早的日本佛教净土宗、净土真宗的祖庭。 寺院始建于北魏延兴二年(472),经四年修筑,于承明元年(476)落成。净土祖师昙鸾于此驻锡。隋大业五年(609)名僧道绰入寺,修旧扩新。唐贞观九年(635),太宗巡幸太原,为文德皇后祛病祈福拜谒玄中寺,赐名“石壁永宁禅寺”,从此玄中寺成为官寺,得到较大规模的扩修。元太宗元年(1231),石壁寺在经历3次火患之后,中书省命太原监纳使崔定宣谕,改石壁寺为“龙山护国永宁十方大玄中禅寺”,指令园明禅师惠信重建殿宇,再塑金身。     

四川石窟寺中常见洞窟形制及经变相考

石窟及经变相是佛教化的产物,也是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份。而四川石窟形制与中原、北方早期石窟寺一脉相承,唐以后的变相题材受其影响。洞窟形制的类型多样性,丰富了佛教石窟艺术宝库,经变相的雕刻表述了对佛教理想境界的向往,并且每个石窟都以佛界为主体,自成一个世界,隐藏着教化的历史,蕴含着神秘哲理。虽然四川石窟寺遗存不多(以摩崖龛为主),但唐以来的经变相无论是题材、数量在全国仍占优势,摩崖龛像的大量遗存,突显了蜀地化的多样性。     

佛教汉文文献所见唐朝疆域变迁

文章将唐代佛教汉文文献中所见唐北部、西部疆域变化的有限资料,结合正史记载进行了诠释。认为唐前期北部、西部疆域大幅伸张与收缩,各方政治、军事力量的消长贯穿始终。唐朝是以政治归属来判定版图所至,即以政治控制为依据,政治势力所及地区即为唐版图。今天考察中国古代王朝疆域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应该遵循古代疆域观念予以判定,唯有如此才能对唐朝疆域的形成与变化给出合理的解释。     

新见《佛堂铭》中舍宅为寺及佛教灵验叙事浅析

唐《佛堂铭》是清河崔氏刻石以记家族福祚的行为,述及舍宅为寺和《金刚经》灵验故事。历史行为的背后是宏阔的社会背景,《佛堂铭》中的舍宅为寺和刻石以记功德是基于不同时间维度的二重行为,两者之间因为佛教灵验事件而触发了微妙的因果关系,审视佛教政策的变化,才能深究行为发生的必然性。     

西安罔极寺及其文化遗存

本文借助上世纪五十年代老照片，并结合文献记载、遗存留藏等，梳理西安唐建罔极寺历史演变及文化遗存。罔极寺是唐太平公主为其母武则天祈福修建的皇家寺院，备受皇族推崇，在佛教弘扬过程中，形成了宗门林立、百家争鸣的风格。1935年成为尼寺，是西北地区唯一的“女众丛林”，其历史文化遗藏值得珍视。     

陇上名刹兴国寺

秦安兴国寺是河陇地区著名的元明佛教寺院。它与河西走廊的张掖大佛寺各踞东西,遥遥雄峙,是丝绸之路上名闻遐迩的两大名刹。兴国寺又名兴谷寺,俗称官寺,坐落于秦安县城北街,有“兴国梵宫”之美誉。据《秦安县志》记载,寺创建于元至顺三年(1332)。又据该寺伽蓝殿顶棚上出土的明万历四十三年题记木板记述,至少到明末,兴国寺建筑都颇有规模,气势恢弘,建筑布局平面为“伽蓝七堂”格局。“寺上有般若殿一座,雄镇如盘。左有伽蓝殿,右有菩萨殿,     

“海丝”视角下: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与日本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上)

隐元东渡实为兴福、崇福二寺的邀请,因崇福寺大檀越福清人列名邀请名单。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信仰的佛教,属禅宗又兼容海神妈祖、关帝等神灵信仰,这是中国长江以南沿海普遍存在现象在长崎的再现,且与其海洋活动相关。隐元抵长崎弘法,将兴福、崇福等寺原先以妈祖、关帝等神灵信仰为中心的佛寺,转变为以习佛修禅为中心的禅宗丛林,华侨华人在"唐三寺"中信仰妈祖等活动仍然延续。反映了既对长崎华侨华人社会多样性信仰的尊重,也着意华侨华人社会佛教信仰品质的提升。     

汉至北魏秦州佛教史料与麦积山石窟(二)

北魏佛教受凉州佛教及其它十六国佛教影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文成帝复兴佛法直到北魏灭亡,佛教持续兴盛.以云冈、龙门等为代表的大量石窟寺的营建,以及其它佛教遗存都是北魏佛教发展和兴盛的实证.泰州一带,麦积山石窟也开始大量开凿,终成为陇右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寺,也成为陇右佛教的中心.史料中高僧的活动、地方官员的奉佛以及佛教势力的增长等,都表现出秦州佛教的发达,并且与麦积山石窟的开凿有很大的关系.     

论唐初高凉地区的正州化——以冯氏家族个案为中心的考察

将羁縻州制州郡转化为正州制州郡,从而在大一统的版图内完全实行中央集权,这是公元2世纪以后中央王朝既定大政在唐的延续.本文以冯氏家族所控高凉地区的正州化个案,探讨唐王朝在南方边疆地区的制度安排和变迁,解读唐王朝对边疆地区管理加强的一种模式.     

炳灵寺石窟摩崖碑刻题记考释

位于黄河上游滨北小积石山丛中的炳灵寺石窟,是一座佛教艺术宝库,距今一千六百来年。唐宋以来,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家,曾先后到过炳灵寺,他们中有唐高宗时刑部侍郎张楚金,玄宗时期的御史大夫崔琳。当时他们是奉命“入吐蕃报聘”“使于吐蕃”。宋徽宗时洮西守将何灌率领其部届亦蒞临炳灵寺。他们不仅在炳灵寺开窟造像、建浮图、修寺庙,而且还在炳灵寺石窟崖壁上树碑立传,摩崖刻文,留下了中西交往宝贵的资料。炳灵寺石窟现存自西秦至清代墨书题记34则,石刻题记17则,(墨书题记有西秦1,北魏1,隋1,唐5,明24,清2。石刻题记有北魏1,唐10,宋1,西夏文2,明3),     

北石窟寺发展历程概述

北石窟寺是甘肃的重要石窟群之一,是陇东的佛教文化中心,创建于北魏,兴盛于隋、唐,衰落于清末。     

《幢记》若干问题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二

本文依据洛阳景教石幢拓本,制作其《幢记》释文,并就现存残文,对《幢记》撰者、立幢人及其亲族的华化胡裔身份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洛阳景教团的佛教化。同时,通过对相关历史的考察,作者推论《幢记》所云之洛阳“大秦寺”当始建於唐贞观年间。     

《唐两京城坊考》“西明寺”校误

《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延康坊西明寺下云：“本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大业中,素子玄感谋反,诛后没官。武德中为万春公主宅。贞观中以赐魏王泰,泰薨后,官市之。显庆元年,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立寺。大中六年,改为福寿寺。”此处西明寺于初次立寺及改名福寿寺时间并误。关于魏王泰宅的立寺,《唐会要》卷四八西明寺下云：“本隋越国公杨素宅,……贞观中赐濮王泰,泰死,乃立为寺。”此与徐《考》“泰薨后,官市之”之说殊异。《长安志·唐京城四》云：“次南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显庆元年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所立,大中六年改为福寿寺…     

武周革命前后地方社会置观立碑与政治表达

武周革命前后,地方社会通过置观立碑等活动对中央政权变动作出反应并表达政治诉求。各地相继建立一批为唐高宗追福的道观,其中有几组同名道观尤其值得关注。它们是政策指导下建立的官方道观,体现了高宗的弘道遗志和武则天对权力来源的宣示。以太上老君石像碑、白鹤观碑等为代表的石刻,既是唐前期以地方官为主导的地方社会力量和政治选择的具象体现,也是武周统治时期中央利用道教活动在地方社会施加政治影响的物质载体。与中央政策或皇帝本人联系紧密的这批官方道观,始终在地方社会拥有较高的影响力。道观中的立碑和后续多次题刻活动,展现了唐前期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借助道教活动进行政治表达的方式。不同时段的数次题刻汇集一石,揭示了李武政权之间的权力传承和政治认同。     

明代南京有支道教国乐队

明太祖朱元璋奠都南京后,南京就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化中心,也是统辖全国宗教的中心。洪武元年(1368年),京师(南京)在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司掌全国佛教;在朝天宫设立元教院,司掌全国道教。朱元璋在南京大力征招高道,寻觅方术,广设斋醮,并敕建特有的道教宫观,建立了一支特有的道教国乐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