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性：民俗的基本特性

一直以来,对民俗特性的分析侧重其作为民众创造、享用、传承的结果即“俗”的一面,却并未体现这一创造的过程,“俗”与“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未解决。高丙中对民俗的概念做了生发,他引入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扩大了民俗外延,更是对民与俗之间关系的一种阐释？在此基础上,刘铁梁进一步提出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书写模式：事实上,身体是民俗学规训的首要对象,更是民俗传承的主要途径,身体性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民俗的基本特性。     

美国民俗学

美国民俗学从社会学、神学的研究开始,受到英国民俗学、人类学的影响,以原始民族印第安人等为研究对象,进行文化遗留物的研究。其早期阶段,为进化学派的民俗学。代表人物为神学家森纳尔(William·G·Sumner)。森纳尔由人类学扩展至民俗研究,开始了美国民俗学的研究史。他所出版的《民俗学》(1960),树立了狭义民俗学的概念,他指出“民俗是由人们某些不断重复的、经常的小动作,以及人们之间按其同一方式、     

民俗的变通性——定襄婚嫁习俗调查之浅见

陶立璠先生在他的《民俗学概论》中,把民俗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归纳为“社会性和集体性”、“类型性和模式性”、“变异性”、“传承性和播布性”等。最近,我们在山西定襄县开展的对婚嫁礼俗再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民俗还有另外一个特     

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该书的初衷，是为了从理论上摆脱民俗学作为“遗留物学”的学科危机，把研究对象界定为现实的，自成体系的当下生活。通过对于“民”和“俗”的概念梳理，高丙中旁征博引，精细缜密地论证了民俗就是习惯性、功能化的社会生活，民俗研究应从现实的，整体的层面上把握民众的生活世界，民俗学是直接地、较为全面地关心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门学问。以不断更生的现实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保证民俗学享有永不估竭的对象资源。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     

浅谈民俗文物的特征及价值

民俗是历史的产物 ,它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因而 ,民俗学被称之为“历史之学”。许多物质的、精神的文化事象 ,都总汇到民俗之中 ,所以研究历史不能不研究民俗。目前 ,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上 ,大体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理论民俗学 ,一个是应用民俗学。理论民俗学侧重理论规律的研究和学科体系的建设。应用民俗学则方面较广 ,重在实际的应用 ,有实际的效益。”① 而作为一个民俗类型的博物馆 ,研究民俗不能不研究民俗文物 ,研究民俗文物离不开对民俗文物的调查、搜集、分类、研究、整理 ,所以侧重点要放在对物即民俗文物的研究上 ,以民俗文…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柳田国男与日本民俗分类

日本民俗学较为发达,早期日本民俗学又称为柳田国男民俗学。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民俗三部分类法在世界民俗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也是柳田国男民俗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他认为心意现象民俗资料的调查、研究,才是民俗学这个学问的最终目的。无论哪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俗学研究,其最终目的就是研究和阐释那个国家的民族和当地人的心意现象。有形文化和语言艺术两个部分是为了达到调查和研究心意现象的阶段和过程。柳田国男的三部民俗分类法,奠定了日本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日本民俗分类的发展,体现了日本民俗研究对象的变化。     

民俗志的历史发展与文体特征

“民俗志”就其文本形式、记述内容和功能而言,具有浓郁的中国本土特色。中国古代不仅有“民俗志”的概念,而且有着悠久的民俗书写传统。古代的民俗记录大体上可分为史志类和笔记类两大体例。前者以方志民俗志为代表,其特点是范式化的写作和作者的隐身;后者则以文人笔记为主,其中“我”的在场、深刻的主观感受性和平民视角,都与现代民俗志的理念不谋而合。随着20世纪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又形成了史志民俗志、科学民俗志和传播民俗志三种类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书写范式的反思与新型民俗志的写作实践,不仅是对当前民俗学学术理念的回应,还显示出了回归中国本土民俗志诗学传统的迹象。     

民俗百年话题

“民俗百年”(科学地说,应是“民俗学百年”,下同)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重要题目。据我所知,许多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在进行回顾。     

孙末楠的Folkways与燕大民俗学研究

在中国社会学创建时期,美国著名的民俗学家、社会学家孙末楠和他关于民俗的学说一同被介绍了进来。因为派克在始终重视民俗研究的燕大社会学系对孙末楠民俗学说的宣讲,孙末楠的民俗论对燕大的民俗学、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对于民俗的理解发生了从风俗到礼俗的整体转型。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孙末楠的社会学》中,基于对孙末楠关于民俗、德型阐释的译介和梳理,黄迪对民俗的定义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后中国民俗学界定民俗的创造、享用和传承等基本意涵。     

资料、阐释与实践——从学术史看当前中国民俗学的危机

在当今中国,民俗学的传统研究对象逐渐进人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民俗学与人类学之间具有的天然亲缘性,导致民俗学一直以来具有“人类学倾向”,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渐趋模糊。随着非遗保护运动的强势展开,大批的民俗学者参与其中,     

构建民俗新闻传播学的意义

新闻传播学和民俗学,在本质特征上都是关于“大众”的学问,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民俗学视野研究新闻本质和传播规律,构建民俗新闻传播学的积极意义在于:有助于对“大众”和“大众文化”的科学把握,从而有效规范纠正新闻娱乐化倾向;有利于建立科学的“受众观”,实现新闻传播的价值;有利于还新闻传统形态上“官学”为“大众民学”,推动民主和谐社会构建;有利于反对“文化帝国主义”,构建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     

黄遵宪的日本民俗研究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先驱,中国的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开创者。1877-1882年,黄遵宪出使日本,在日期间,他广泛考察日本民间风土人情,积极开展日本民俗研究,先后撰写《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他在两本著作中,就民俗学理论提出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并将民俗研究付诸实践。黄遵宪的日本民俗研究,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现代民俗学所包含的各个领域,在中日民俗学史上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民俗研究》创刊20多年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编辑部工作。我觉得《民俗研究》创刊和中国民俗学的中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打倒“四人帮”以后。国内一批老教授提出要恢复民俗学,首先是民间文学恢复了,后来逐渐扩充,民俗学也复兴起来。民俗学之所以兴起,固然与老教授们的提倡有关,     

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由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包括历史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在内的整个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其研究过程中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也丰富着文献研究的径路。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民俗与民俗学——《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读后

中国的民俗学在近十几年来似乎处于某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民俗学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恢复以来,其研究进展似乎走到了某种困境。这些年,民俗学的研究路径,在调查方面,仍主要是通过“采风”,按照已设定的民间口传文学各种体裁(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和民俗事象分类(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标准进行资料搜集;在研究旨归上,大多可归为单纯的事象记录、民俗事象类型比较研究、民间文学母题研究,以及由调查事象与文献结合的(往往是简单化了的)溯源研究等。这些调查和研究在不断丰富民俗学这一学科知识…     

周作人的民俗书写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一生的民俗书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普通民俗学,风土志、节令诗和竹枝词,民间文学,有关译介工作等的考察、研究和写作.他以现代思想者的眼光观照民俗、民间文学,其不少观点新颖独到,他的民俗书写中的人民性思想和对民俗文化三重功能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他的研究和书写具有一种高远的历史意识、宏阔的世界视野和清明的比较眼光.周作人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和现代民俗学的历史梳理体现出一种敏锐的史家眼光,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探索

作为女性学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女性民俗研究拥有"关于妇女"与"为了妇女"的双重使命,但以往的研究因将女性民俗实践者抽象成普遍意义上的"妇女"而导致了女性民俗实践者在研究中的缺席/失语。"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将女性民俗研究置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民俗学整体研究观的借鉴与反思,同时借助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情境化知识"概念以及现象社会学的相关理念,尝试构拟一种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视线在场,并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考察具体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与女性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     

《广东民俗大典》绍介

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调查、搜索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出版刊物和丛书,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民俗学的摇篮”。现在,中山大学校友、省委副书记蔡东士先生,著名民俗学家、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叶春生教授亲自率中山大学民俗学专业师生对广东民俗进行考察、对文献资料进行搜索整理,编写了《广东民俗大典》,并于2005年9月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对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传统的极好继承,也是奉献给文化大省建设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