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会试复试地点考补

科举取士是清代最基本、最重要的选官方式.<清史稿·选举志一>云:"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举出身者相比."清代基本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实行乡、会、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全国各地童生经县、府、院试,合格者为生员.生员参加各直省举行的乡试,录取者为举人.     

明代生员新论

明代的儒学生员具有双重身分。一方面,生员是正式在政府注册,并由政府官员提调、学官课业的官学生;另一方面,生员又是一种“科名”。从生员到进士,犹如科名阶梯,而生员仅仅是科举考试各级阶梯中最初的一级有关明代生员。生员是地方乡绅的一部分,而乡绅的产生、延续,主要依靠科举制度与学校制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适当的总结是必要的,但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须给以深入的讨论,一是士与仕,即士的理想化人格,以及科举的客观现实导致士行、士习的堕落;二是青衿与缙绅,即生员与在乡士大夫的关系;三是生员在地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及其作用。     

“学霸”与明清地方社会

明清时期的“学霸”是指科举生员中扰乱基层社会的不法之辈。他们利用生员身份所获得的特权,左右选才之途,结交胥吏、胁迫官员,参与或主导地方经济纠纷,干预词讼、扰乱治安,成为影响明清社会的一股力量。“学霸”群体和官方势力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矛盾,不但体现了其群体意识的增强,而且反映出鼎革之际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力不断削弱的现实。通过“学霸”这一视角考察基层社会运行和国家、社会之间的力量博弈,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明清社会变革。     

晚明生员的弃巾之风及其山人化

明代的生员,自万历以后,以各种原因而放弃生员资格与身分,甘愿成为布衣渐成风气。探其原因,有不堪迎谒官员困苦而援例侍养、告免,有一时负气或不满现状,也有为尽士节,不一而足,更多的是屡试不第。晚明生员弃巾后,生计即成问题,因而弃巾后生员的社会动向,或经商,或学仙,或为僧,或放意林泉等,在所有这些社会动向中,成为山人最为普遍,反映了晚明士人的一些社会性动向。     

慧眼鉴赏项元汴

项无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墨林居士,浙江嘉兴人,明代有名的书画家和收藏家。他不乐仕进,万历时,征他去做官,他不去,对古代文物却有特别的爱好。     

儒户、生员与元明社会管理模式变迁——以基层儒士优免为中心

元明易代后,元代实行的儒户制度与生员制度皆得以延续,但前者已经失去了圈定优免对象的功能,后者在明初扩大发展,成为基层儒士获得优免权的主要渠道。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蒙元时期将儒学视为一种宗教文化,明代则将儒学提升为官方独尊的政治文化,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流动模式。明代调整基层儒士管理制度,刺激生成了一个新兴的,且具有较大开放性的儒士特权阶层,从而使14世纪以降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清代宾兴礼考述

宾兴礼是盛行于清代全国各地的一种科举典礼,主要是指府州县级别的地方官举行宴会送别科举生员。目前尚未发现明代曾举行宾兴礼的记载。宾兴礼的最早源头是周代乡饮酒礼。唐宋以来州军地方官举行的乡饮酒礼逐渐与科举典礼混行。明代初年乡饮酒礼被割断了与科举制的关联,导致在清代宾兴礼演化成一种成熟的地方性科举典礼。     

闽清县《文泉书院学则》

正教士之道,其宏纲要领尽括于世祖皇帝卧碑八条,文曰:朝廷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条教开列于后: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     

董其昌的“民抄董宦”真相

正明代书画宗师董其昌由于"民抄董宦"一事,备受后人诟病,成为他终生之玷。《明神宗实录》卷546载"六月己未,巡抚应天都察院右副督御史王应麟奏称,(董其昌)三月间,忽与生员范启宋并至苏州互相告讦,方行批发,而其昌华亭之居业于此时化为灰烬矣。"王在奏章中语焉不详,他感叹"海上之民,易动难静,难发于士子,而乱成于奸民",说明造成此案的缘由。又说董其昌"起家词林,素负时望"。万历皇帝下旨"董其昌事,严查首从议     

明代幕宾制度初探

本文在区分幕职与幕宾的基础上 ,系统探讨了明代的幕宾制度 ,认为明初即有幕府制度存在 ,而至迟到正统年间 ,已有“自己用人”的例子 ;幕宾流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 ,由此形成聘幕之风 ;幕宾的身分以生员为主 ;主、幕之间 ,既是宾、师 ,又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幕宾的职掌 ,包括主文牍、备咨询、佐治民事、帮闲 ;幕宾的出现 ,既是幕官制形同虚设以及科举的产物 ,又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