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经南 地上的万物参“北斗”

“北斗”可以用来做什么？ S月15—17日,第4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在武汉召开。这是中国在这个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会议,今年的主题正是“北斗应用——机遇与挑战”。半年之前,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缔（BDS）开始正式为亚太区域提供服务,据说不久有望为个人手机应用。而问题仍然是：“北斗”可以用来做什么？     

“招摇”怎样算“过市”

"招摇过市"是个成语,《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故意在公众场合张大声势,引人注意。《汉语成语词典》对于"招摇"的解释是,故意炫耀自己,引起别人的注意。二者都没有交代出"招摇"的本意。其实,"招摇"是个专用名词,是北斗第七星的名字,后来就用这个词来代指北斗。北斗七星分别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招摇(又称摇光)。古代行军时,士兵往往画北斗七星于旗帜之上,这面旗帜就被称为     

敦煌具注历日见载“本命元神”考辨

敦煌具注历日所见"本命元神"及相关图像,当指中国古代北斗七星禄命信仰体系下相对于本命星神而言的元辰星神。由于十二生肖与北斗在宗教信仰上的关联、以及北斗七星官神在造型方面的相近性,故敦煌具注历日将生肖置于星官帽顶的构图方式,不仅可以客观表达以生肖代表本命、以星官代表元神的双重象征,而且就视觉效果而言,也避免了因本命星神与元辰星神同为北斗星官、容易导致在造型上相雷同的冗沓。隋唐墓葬中冠戴生肖的人像俑,当与敦煌历日见载的本命元神图像一样,是元辰(元神)信仰与生肖信仰相结合的产物,用以展示和传递北斗在古代中国"注死回生"的宗教隐喻。     

“从华侨、华人到马来亚人:梁宇皋认同转变的生命历程”讲座综述

正2014年6月3日,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侨联华侨华人研究系列讲座"第三场举行。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主任陈中和博士做了题为"从华侨、华人到马来亚人:梁宇皋认同转变的生命历程"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所长张春旺主持。陈中和博士在讲座中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迁移与生根的历史,这些离散的华人对世     

由孝现忠:马来西亚华人怎样过“不明显”的重阳节?

当代马国华人在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主要庆祝北斗九皇圣诞,到九月初九重叠重阳日,这一晚上又是庆祝斗姆诞以及举行北斗九皇送神仪式高潮。因此,马国华人虽一路保留着对于重阳节庆的模糊记忆,基本上却未能如同他们中国祖辈延续原乡的重阳民俗。他们在当代获得的重阳节概念,也多来自古文献或当代传媒而非切身经验。观察马国华人为何热衷从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的九皇大帝圣诞,以及它在与重阳节重叠之后如何有条件将后者的节日氛围极度淡化,是讨论两个同一日子的节庆如何在具体情境"碰撞"中互相消长的难得案例。尤其需要理解明末以来的南洋华人先民曾经以儒家伦理诠释"反清复明"的理念,从而神圣化也合理化其集体社会退守前明南海诸藩的异域垦荒;从中或可探索为何中国本来可能只在道观重阳礼斗,到马国会演变成大众礼斗拜祭抗清死难先辈的国殇活动,导致重阳氛围褪却。由此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人们是如何抉择落在同一日子的节庆,以及如何依靠实践节日去诠释社会集体意识。     

“中日密约”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

"中日密约"是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中日争执的焦点。和会前夕北京政府外交政策方针由"亲日"转向"亲日联美",陆征祥到达巴黎后经与北京政府商议,确立"联美制日"方针。中日代表围绕山东问题展开正面交锋,中国决定将所有战时密约交由和会裁判。日本坚持1915及1918年的中日条约有效,美国不承认所有战时"中日密约",中国主张1915年中日"民四条约"不能作为日本取得德国山东权益的依据。中国代表团事先不知1918年"中日密约"详情,在和会期间方逐步获知密约全部内容。中国向和会要求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日本则主张由其继承这份权益后,再有条件转交中国。随着和会形势变化,美日妥协,不谈"中日密约"是否有效,决定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权利,日本作出口头声明,从速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中国拒签对德和约后,代表团建议北京政府坚持不承认密约、由国际调停山东问题的立场,拒绝与日本开议。山东问题由此转入新的处理渠道。     

揭秘“皇姑屯事件”:始末、动机与余波

正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以阴谋手段,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企图乘乱全面夺取中国东北地区。1948年11月4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依据"皇姑屯事件",将1928年1月1日确定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1928年春夏时节,中国政局发生急剧的变化:南京的国民政府下令发动"第二次北伐",     

中国“藏医药浴法”正式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

<正>2018年11月28日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3届常会28日通过审议,批准中国申报的"藏医药浴法"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医药浴法",藏语称"泷沐",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源"生命观和隆、赤巴、培根"三因"健康观及疾病观为指导,通过沐浴天然温泉或药物煮熬的水汁或蒸汽,调节身心平衡,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     

周汝昌的两次“批胡”

第一次批胡,是政治高压;第二次批胡,是纯学术争论。胡对周的态度,真显一个"大"字。因《红楼梦》的因缘,周汝昌成了胡适的"徒弟"。2006年近九十高龄的周汝昌,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表白"新中国第一场文化运动中我批了老师胡适"。其挚诚、坦率感动了不少人。我在周先生的《我与胡适之》以及《北斗京华》中看到,他除了在文化运动     

我国首批“景观村落、村落景观”诞生

11月4日,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主办,我国学术界、政界、新闻界权威人士共同参与的首届中国景观村落评审活动在北京最终揭晓,共有15个村落、8个村落景观分别获得"中国景观村落"和"中国村落景观"的称号。     

周恩来与“和平解放台湾”政策

正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提起周恩来,人们会立马联想到他在1927年领导了南昌起义、在1936年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1945年参加了国共重庆谈判、在1949年担任新中国的政务院总理(后改称"国务院总理")、在1954年的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周恩来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外交工作、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往往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周恩来在对台工作上同样卓有成效,他正是"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提出者和推动者。     

南京江宁上坊谢家山出土“天乙”滑石猪与司命信仰——也谈玉石猪手握的丧葬意义

南京江宁上坊谢家山出土一对滑石猪手握,其腹部的"天"、"乙"刻铭应连读为"天乙",即古代星官和神祇"天一"的别写。在汉六朝时期的观念中,天一与北斗有密切关系,都属于司命信仰的一部分。此信仰汉晋时偏于北斗,多见于一般文献;六朝时偏于天一,多见于道教文献。汉六朝时期流行的玉石猪手握即是此种司命信仰的表现。由于在六朝时,其中北斗部分已由七星板来代表,玉石猪更偏向于天一的部分。这一倾向可能与道教对传统信仰的继承和发展有关。     

薄一波与“决死队”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这样一支部队,它于1937年8月1日在山西太原举起了战旗;在八年抗战中,它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解放战争中,它南征北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赤胆忠心的凯歌。     

“明清鼎革”与天下国家

正在传统中国史学观中,明清两朝的政权更迭,不过是因循旧例的朝代变更。在此之前,同样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元政权,也以同样的武力征服方式进入到中国历史的政治图谱中。因此,从中原的角度看,明清鼎革并无太多特殊。但如果我们细究清朝的崛起,特别是在皇太极继位之后,他创建的大清,是一个容纳满、蒙、汉的"天下国家"。而此时山海关内的明朝和中原,是其天下国家的一个部分。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自由中国”的来龙去脉

1949年胡适等人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之前,1938年的武汉和1945年的上海已经出现了两份同样以《自由中国》为名的刊物。三份杂志呈现出"自由中国"不同阶段的演变。前者得到左翼文化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主张牺牲个人的自由以争取中国的自由,抗击日寇,保卫国家民族的独立。该刊后在桂林复刊,但左翼色彩有所减褪。太平洋战争前后,"自由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对坚持抗战的中国的尊号。这也使得恢复公开活动的上海国民党组织1945年创办的《自由中国》,在重光声中欢迎自由中国的领袖和将士,却很快就从重庆来人异样的目光中感受到不自由的气息。这与冷战思维下以反共为基调、唯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马首是瞻的"自由中国"追求迥异。     

家国情怀:民国以前南洋华人婚礼的“上头”仪式

"上头"作为婚礼前夕的生命礼仪,是由长辈带领新郎或新娘在出门举行婚礼的前夜身穿孝服,拜斗遥祀代表中华意象的北斗,以斗中事物象征内化心中价值观;同时,更重要的是由长辈带领新人祭祀神明与历代先人,为新人梳头变更发型,并在过程中叮嘱娶妻或嫁夫不能忘本,切记为家为中华开枝散叶。正当新人共同经历人生历程关键的转变时刻,"上头"仪式成为构建新婚夫妻共识的婚礼习俗,过去甚至鼓励新人身着仿制的明朝服饰,目标不外鼓励个人思考安身立命,也顾及家庭传宗接代如何与民族命运演变相融合,由此承先继后,也会影响未来儿孙家庭教育。     

“拯救”地震

<正>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5月12日,尼泊尔再次发生7.5级地震;5月12日,中国汶川8.0级地震7周年。三个信息点仿佛三颗炮弹,在人们平静的5月生活中"轰炸"出三股火热的议论波。三次"轰炸"过后,在我们印象中,留下了哪些记忆?是如何抗震,抑或是如何灾后重建,还是如何科学防震。     

中日复交后“台湾问题”的凸显与外交对决

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涉及中日两国的历史、战略部署以及地缘冲突,更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使之成为两国关系中高度敏感的突出问题。当初中国以"以民促官"、"渐进积累"的方式推动1972年中日复交进程,日本对华友好力量起到过积极作用。中日两国在解决了"台湾问题"的前提下,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告重建外交关系。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出于维持对华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朝野对“中日亲善”言论的反应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日本朝野提出的"中日亲善"(日本语为"日支亲善"),单纯从字面上解释可为中日友好、中日友善之意。但在日本侵华背景下提出的"中日亲善",就显得极其伪善,本质上亦多为伪善华丽辞藻包裹包下的"软征服"内容。九一八后,随着日本侵占东北暂时得逞,为了缓和、分化中国国内的反日运动,争取中国当权者中的对日妥协势力,同时消减国际舆论的不利因素,日本方面遂主动向中国抛出了"中日亲善"诱饵。在当时的背景下,使用带有"亲善"外衣包裹的这一政治概念,是以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现有侵略权益并以平息全国反日运动为前提条件,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和价值属性的。通过中国朝野的反应可以看到,中国当时尽管存在着抗日与媚日两种思潮,但抗日已成共识并形成主流。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国人期待建立在国家平等、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基础上的"中日亲善",坚决反对侵略、奴役,把中国变为附庸国的所谓"中日亲善"。相关讨论对于梳理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之思想流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