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狂澜──记“文革”时期周恩来与“四人帮”斗争的片断

作者穆欣,是“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后来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目睹了周恩来与“四人帮”斗争的种种场面,……     

周恩来与外交部“153《新情况》事件“

引子 从１９７２年下半年开始,周恩来领导的批极“左”思潮斗争进入纵深发展阶段,批判实际已超出了原先的范围。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呢。这使得周恩来的种种努力趋于中断。 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１日──在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的 ３天后,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为期１月余的重要会议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３１２人参加。５月２７日,从毛泽东处归来后,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１０次路线斗争问题,要在…     

周恩来与“文革”中的信访工作

周恩来与“文革”中的信访工作刁杰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机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一些正常的工作渠道失灵。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需要迅速向中央反映，这样，信访部门就成为反映和沟通信息的重要渠道。尤其是中央机关信访部门成为中央了解...     

论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与毛泽东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问题一度引起国际性的争论,似乎至今仍方兴未艾。始作俑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龚楚。他在50年代前期与中共叛徒张国焘商量后写就的《我与红军》那本回忆录中首先捏造了一则谣言,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是衔“左”倾中央之命去“清算与斗争”毛泽东的,他“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和军权。书中不惜笔墨把周恩来描绘成是一个冷酷无情、专事斗争、言词尖刻的专制家长,而毛泽东则成     

周恩来与中央专门委员会

中国尖端技术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一巨大成就的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决策和领导机构,但是大多数国人并不知道这一机构的名字叫“中央专门委员会”,它的主帅就是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周恩来与中央专门委员会》将为您完整展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各色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办公…     

林彪事件引发的“表态信”风波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成立了专案组。林彪在北京和北戴河的住处全部被查封。在林彪住处找到的信很多,但涉及到庐山会议上老将们写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信却只有3封。分别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人,写给毛泽东、林彪关于对庐山会议“犯错误的人不宜留在中央工作,应放到基层去锻炼”的信件。从一封信的呈阅件上的签字不难看出,是当时经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呈周恩来,并由周恩来转呈林彪和毛泽东的。从顺序来看,王良恩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负责会议秘书工作,他将来信按程序呈周恩来,周恩来也是按程序上呈。在逐步呈送之中,信在林彪处“卡壳。。所以,当专案办公室将这几封信第二次再呈周恩来时,周恩来作为这一案件的负责人,极为慎重地审查了这几封信。最后,他在信件上落笔“此件是在传阅中被叶群扣压的。退。周恩来。”按理事情就此了结,王良恩将信退回林彪案件办公室存档。但此事引发的复杂情况还在后头……     

中央苏区时的周恩来与毛泽东

在中共苏维埃根据地时期,“左”的思想曾占有统治地位,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及苏区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受到了批评和排斥。1932年10月,毛泽东总政委一职被临时中央解除,由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取代之。这就流传一种说法:在中央苏区时的主要矛盾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前者夺了后者的军权。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央苏区时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作了详述。     

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述略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广州珠江宾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与各中央局(1961年初,中央成立华东局、东北局、西南局、西北局、中南局、华北局等6个中央局)、中央有关部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共聚一堂,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共商大计。因为此次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故称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广州会议”)。今年是“广州会议”召开40周年,又是建党80周年,回顾“广州会议”,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追忆接待红卫兵和上访职工工作

“文革”初期,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北京市和中央机关全力以赴,在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有组织地接待了1200余万外地红卫兵和200余万外地上访职工。我曾先后在北京市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中央机关文化革命外地职工接待委员会和中央联合接待室工作,诸多见闻,记忆犹新。现实录如下,以飨后人。1966年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的成立7月下旬,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简称中央联合接待室)。中央联合接待室最初的负责人是李梦夫(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马永顺(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处处长)等。中央联合接待…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

“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艺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报》奉命转载,周恩来虽在他修改审定的“编者按”中设法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范围内,但也无济于事。1966年1月,林彪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突出政治的七篇社论,同根据周恩来意见撰写的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的三篇《人民日报》社论唱对台戏。2月8日,外交部召开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周恩来作报告,讲了形势、国际反美统一战线、越南战争、外事     

彭湃牺牲后悲愤的周恩来发出“绝杀令”——严惩叛徒白鑫纪实

英雄就义,周恩来亲令“锄奸” 1929年8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就临时请假。     

毛泽东路经五台山

东渡黄河 1948年3月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向中央机关排以上干部庄严宣布:“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 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机关从陕北迁往晋察冀边区的河北平山西柏坡,与先期到达华北的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3月21日,中央机关200多人(对外番号为“教导旅’,毛泽东化名李德胜)由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经绥德县、葭县,于3月23日到达吴堡县川口村。 中午时分,从川口村走来一支整齐的队伍,为首的三人各骑一匹高头战马并列前行,这三人正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和机关干部以及任弼时、陆定一的夫人还有江青等家属也随后步行来到园则塔渡     

知错能改的闻一多

1946年,全国文协在上海举办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这次纪念会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开得庄严隆重。会上,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说了这样一句话：鲁迅、闻一多都是最踏实、最努力的“牛”,     

“一号机密”中央文库历险记

70年前,中央文库的保管被称为中共中央的“一号机密”。为保住中央文库,一位党的高级干部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陈为人舍身保卫中央文库。受命1931年底,上海,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身穿便衣的周恩来突然出现在陈为人的住地明月     

《文史博览》2010年第1期有奖知识问答

1．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唯一一次在异国之地莫斯科举行的是中共“______” 2．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离开人世。在周总理病情危重之际,_________受中央之命,起草了总理的讣告和悼词。     

她从历史中走来──记中国歌剧舞剧院

她从历史中走来──记中国歌剧舞剧院钟愿中国歌剧舞剧院建立于１９６４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把中国歌剧、舞剧的两种形式，比作“春兰和秋菊”，提出了“中西并存，民族为主，先分后合”的方针。于是当时最大的国家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分建为中国歌剧舞剧院与中央歌...     

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述略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珠江宾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各中央局、中央有关部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共聚一堂，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共商大计。因为此次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故称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广州会议”)。     

传奇式的英雄——钱壮飞

(一) 乌江汹涌澎湃的波涛在泣说。 乌蒙连峰挺拔的青松在追思。 被周恩来、邓颖超盛赞为“传奇式的英雄”——前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钱壮飞,牺牲于黔西北高原金沙县沙土镇后山乡与息烽县流长乡之间的乌江渡口一带,至今已60周年了。 这位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里最杰出的敌工干部、优秀共产党员,在严峻时刻,为保卫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曾作出过重大贡献。正如周恩来在全国解放后,曾多次讲到的那样:“如果没有钱壮飞,我和许多中央领导人,许多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已     

周恩来慎重决策葛洲坝工程

周恩来总理生前日理万机,心操天下,不愧为“人民的好总理”。他作为毛泽东主席的战友和助手,从1954年就开始操心长江三峡工程,在“半路杀出的程咬金”──葛洲坝工程的决策过程中,更是思考缤密,工作细致,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作风民主,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在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大型纪念画册中,载入了《中央讨论文件》〔1970〕140号《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的照片,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中发〔1970〕78号文件形成前的讨论稿,其上有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的手迹,是一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