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戊戌变法中的张之洞

戊戌变法时期,各政治派别对待变法的态度不同,给变法的实施增加了难度,这要求变法主张者争取广大中间力量的支持,注意推进变法的策略。传统观点因张之洞与康、梁对变法进度不认同而认为张之洞是反对变法和反对维新派的。其实,张之洞是统治阶级中支持变法的中间力量,他与维新派的分歧在于变法策略的不同。     

中国女学会的倡办者李闰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为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铿锵誓言,表达了一位志士不惜以生命作代价来实行变法的决心,为世人留下了一个"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伟丈夫形象。提起"戊戌变法",大概鲜有人不知道谭嗣同,但对     

战国前期李悝变法的历史反思——兼以吴起变法、商鞅变法为参照研究

战国前期,先后发生了三场著名的变法活动,即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本文拟以李悝变法的历史反思为重点,并参照吴起变法和商鞅变法的研究,深入思考社会变革对于国势、国运以及更广大空间和时间的重要影响。     

康有为与他的悖论

康有为是一个名字系于伟大历史事件的伟大人物。这个事件即戊戌变法。评价戊戌变法也就等于评价了康有为。现在已鲜有不仰视戊戌变法者,康有为自然也就成为举世推尊的贤哲。虽然变法未竞全功,建立“一姓王朝”的宏图赉志而没,然其精神已人人心,其影响已达黔首。     

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

《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被后人视为康有为推行其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而时人则目之为“康学”。但同为“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考”问世后所引发的反响却不尽相同。前者因问世较早,且没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故时人的评论基本上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的;而后者因其鲜明的“改制”主旨,时人的评价也由学术转向政治。反对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不同而对其学术大加攻击;支持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一致而宽容、理解其学术,这其中所透露出的是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黎汝谦与维新运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腐败的清王朝历遭外侮。丧权失地,中国频临世界列强瓜剖豆分的危机。一时间,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昂,维新变法的思潮涌起,各种救国团体相继出现,数十种鼓吹变法的报刊流播全国。经过几年舆论准备,终于在１８９８年的复秋之际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历时１０３天,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尽管维新运动被镇压,但维新志士们所表现的强烈爱国精神和勇敢无畏的高尚品格,是令人敬仰的。贵州也有一批维新运动的鼓吹者和参加者。其中就有黎汝谦,其几篇宣扬变法的文章,收入他的《夷牢溪庐文钞》中。值此“戊戌变…     

解读《辟韩》——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

本文从具体语境出发,从三个方面探讨严复维新变法时期的名作《辟韩》一文所涉及的人际关系及其思想内容。《辟韩》并不是一篇纯粹抽象的批判封建主义的理论文章,而是有着特定的时代内容。严复之所以辟韩,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道统文化上都是对李鸿章的批评和对张之洞的支持,而张之洞之所以要批驳严复的《辟韩》,主要是为了塞守旧者之口,以防守旧者以此为借口来反对维新变法。     

衔命而出:北宋熙宁察访使再研究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执政者为推进各项改革顺利实施,熙宁年间新设察访使,负责到各地检查督促新法执行。察访使的设置背景和时间从侧面印证了变法重心从制定法规向地方实践的转变,其区域差异化的职权特征表明了变法中不同区域变法推行程度的差异。其后被废置,不仅说明了宋代对于一“特使”官员权力过大的警惕,也说明王安石变法中各项举措的推行举步维艰。     

戊戌期间梁启超对中国积贫积弱缘由之探索

梁启超在戊戌期间形成的一整套变法方案,源于其对于中国积贫积弱缘由的精深见解。通过认真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通过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反思,通过对清末管理制度、教育制度进行剖析,他认为：中国之弱“远者在数千百年以前,近者在数十年之内”。几千年的专制王权造成的国民劣根性,为所谓远者;缺乏中西会通的人才,为所谓近者。只有通过维新变法,才能从根本上将上述弊端革除,使中国能够迅速“雄冠于地球”,真正走上富强之路。     

张荫桓之死

正在人们的记忆中,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位志士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殊不知"六君子"之外,还有一位捐躯者不应被遗忘,虽说他遇害不在菜市口,遇害时间也比"六君子"晚了近两年,但他也是因那场变法而获罪,也是面对砍头毫无惧色,从容就义,成为因变法而殉难的第七位君子。这位值得后人称颂的维新志士,就是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的张荫桓。     

红颜知己 闺中良友——梁启超与贵州籍夫人李蕙仙的真挚情怀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1895年他作为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与康有为一起在北京组织和发动了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要求。接着在与封建顽固派的论战中,他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喉舌《时务报》的挑大梁者,更是充分发挥了以文字鼓动天下,以文章推动变法的宣传才能。百日维新期间,他又与康有为一起利用在总理衙门专折奏事,     

李承之与熙丰变法述论

李承之是宋神宗朝变法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不仅担任过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权判司农寺等变法要职,而且参与了新法的制定,多次任察访使,监察督促新法的执行,为变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李承之与王安石等人的种种矛盾,其变法贡献长期隐而不彰。     

司马迁和司马光关于商鞅论述的比较研究——从史学取舍角度浅析商鞅变法

对于商鞅变法,《史记·商君列传》和《资治通鉴·卷二》都做了很清晰的记叙,但由于种种原因,两位史学家对商鞅变法全部过程的记录有各自的取舍之处。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司马迁和司马光在史书中对商鞅早年经历、商鞅变法内容与评价的描述来浅析商鞅变法。     

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的创教努力及其影响

一些主要研究把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利用孔子、创立孔教的努力仅仅视作是他为推动变法所施用的一个方便法门,或说是实现变法目的的权宜手段,是新内容而旧形式。其实,创教本身也是康有为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除了希冀用孔子这个招牌掩护变法主张、减少变法的阻力外,出于对西方的误读——把宗教发达当成列强致胜的一个根基。他还希望通过宗教的振兴来富强国家。另外,他还乞灵通过和西方列强制定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教律来解决当时的教案问题。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努力,目标没有实现。适得其反,变法中许多分歧不是来自维新变法本身,反而是围绕孔教问题引起许多无谓的斗争,徒然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和难度。     

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的名字是和王安石变法紧密相联的。王安石变法曾经引起了许多史学家和研究者的兴趣,写出大量的文章和专著。然而,对于和这次变法密不可分,且决定变法命运的宋神宗,在研究中却被忽视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宋神宗这样一个颇为重要的历史人物进行一番考察,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宋神宗加以评述:     

康、袁交往与戊戌维新政治格局

康有为、袁世凯在戌戌维新运动的前期,即酝酿期,其思想和行动基本上是一致的。康有为频频上书皇帝的同时,袁世凯向光绪皇帝上了一个13000字的条陈,还向当国的翁同稣连连上了两个说帖。他们殷切希望朝廷迅速变法,挽救民族危机。这一时期。康、袁间的交往与合作是愉快的,他们思想及行动上的一致性,有利于维新运动的迅速开展。戊戌维新运动的后期,即实行期,在怎样变法的问题上,二人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变法的力度和范围问题上,康有为主张大变、全变,并把政治改革作为变法的关键。袁世凯力主变法,变法范围限定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反对政治改革。在变法的方法和步骤上,康有为主张由上而下,先从中央政府开始,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而雷厉风行。袁世凯则认为,变法应由下而上,先地方后中央。二人思想上的不同导致了行动上的分离,袁世凯早已从康有为变法阵营中游离出去。而康有为不察,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对于袁世凯告密,我们在谴责他政治品格恶劣的同时,忽略了他和康有为思想上的差异。     

浅谈商鞅分户令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重要的改革运动。作为众多改革措施之一的分户令,学术界众说纷纭、观点迥异。一些学者坚持＂商鞅强制分户说＂,认为商鞅通过＂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采取了强制分户的举措,将大家庭结构分异为核心小家庭。这种观点误解了史籍记载的本意,忽视了商鞅变法的宗旨,并无真凭实据。事实上分户令不是惩罚性法令,只是一条规定性法令。该法令的真实意图是政府向农民多收钱,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试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问题——与蒋英杰同志商榷

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第2期上蒋英杰文章《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别论》,在“深入分析变法的目的、王安石的言行、变法条文的主要打击对象”之后,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王安石变法代表大地主利益、以巩固封建皇权为出发点,既扼杀了工商业的发展,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因而是“反动的和倒退的”。对此,我们谨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与作者商榷。并就变法失败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司马光与宋神宗的三次对话

回顾北宋历史,大臣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仕一朝但政见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司马光（1019-1086,山西夏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也名扬千古。但司马光却是王安石变法的激烈反对者。作为一国之君的宋神宗,又是怎么处理这两位爱臣之间的矛盾的呢？与宋神宗谈话时,司马光又是怎样议论王安石的呢？为了排斥政敌,他会奴颜媚骨地刻意去讨好皇上吗？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

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宁七年,正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