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过分集中”思想探析

关于“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邓小平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思想。权力过分集中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表现得尤为突出,致使我国政治生活中长期抹上了不应有的人治色彩。权力过分集中是由各种复杂的历史因素造成的,沿用过去的传统办法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这一论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造的理论内容,其核心思想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依法执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体制。一、权力过分…     

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

怎样认识“权力过分集中” 我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和弊端,集中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     

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之案内情

对于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邓小平曾说过:"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建国以来的许多错案,即是由若干领导人单凭主观判断拍板酿成的,其中某些错案发生的原因,又与一些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干部排斥有关。"胡风案"的涟漪--"华岗之案"即是一例。《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之案内情》一文对此进行了披露。     

怎样改变党内的集权体制

集权体制的核心在党内中共立国之后,确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不但表现为国家的权力高度地集中于执政党,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党的权力高度地集中于中央。党的权力的高度集中是集权政体的核心。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党内的集权是     

从法治到党治:孙中山的思想转变

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中国先进知识精英们的理想,是建设一个现代法治即民主法治(rule of law)的中国。孙中山是当时最具现代意识的革命领袖和思想家,是这种民主法治的最早追求者。但是,在民国初年的特定环境中,他由这种法治的追求者变为苏俄式的党治的倡导者。国民党掌控中央政权后,他的后继者将这种党治诠释成"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一党专政"的集权党治。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影响

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建设的方针是以重工业为主,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这种战略的内在理论逻辑和相应的政策体系要求,直接导致了经济管理权力回归中央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加固与最终确立。为了适应资源的集中配置和管理,中央加强了经济管理权力的集中,高度的集权一方面使“一五”计划取得了     

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

赫鲁晓夫的执政时期(1953—1964年),对苏联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其中以1957年对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作为其改革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的核心是取消部门领导经济的管理体制,实行地区管理体制。通过这一改革,企图解决中央的统一计划管理过分集中、统得过死,地方和企业权力过小的问题。     

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

正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衷,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     

强化权力监督,有效推进反腐败工作

反腐倡廉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就环境因素而言,腐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体制存在弊端,导致权力滥用。要更有效推进反腐败工作,必须抓住权力监督这个关键,采取相应措施:一是加强思想教育,使权力主体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二是提高权力公开程度,为权力监督创造条件;三是改革体制,强化权力制约;四是加强社会监督。     

一个纪委书记的坠落……

彭晋镛肯定想不到自己这个地厅级干部会受到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屡次"关注"。2003年11月15日,有中央高层领导指示:此案发人深省。一位专家直言道:"如果说彭的行为还多是以权谋私的小偷做法;那么,主动地明确地利用纪委反腐败这一特殊权力资本化的行径应该叫做汪洋大盗,我们要警惕这样的大盗产生。"     

时变与应对：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设置原因述论

本文从两宋之际川陕地区时局变动与中央应对的关系,探讨宣抚处置司的设置原因。认为两宋之际川陕地区战略地位突显;川陕地区地方行政运行中弊端丛生,危机四伏;朝臣关於加强地方权力与整合地方力量的呼声日益兴起等,促成了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是南宋中央在新形势下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过程,提供了一个认识两宋之交地方行政运行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格局的变迁

改革开放冲破了传统体制下的单极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移,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地方政府既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同时又拥有部分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逾越行政分权所致的弊端。地方政府最终只有将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社会管理权和自治权重新回归企业、市场和社会,才是地方政府权力格局优化的长期目标和最优选择。     

论任弼时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岗位上的人格风范

权威的来源有两个方面:权威来自于权力,当党和人民赋予你权力时,你所获得来自权力的权威,这种来源是外在的,而且也是短暂的;权威来源于个人的人格风范,这种来源是内在的,而且是长期的。任弼时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当然要得益于他是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得益于他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但是,仅看到这一方面的因素还不够,还必须看到,任弼时在党内的威信,与他具有的崇高品质和风范有关。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30年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离开民主讲集中的错误,恢复和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并提出"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等重要理论,具有拨乱反正和创新的重大意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条件下完善和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理论,开辟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新境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把民主集中制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邓小平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一篇重要讲话,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的主流学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邓小平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讲话？他此时做这个讲话出发点何在？为什么邓小平讲了话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在此后多年却没有下文？这些问题,需要仔细考证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为何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总是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

正中国古代有两个政治术语,一个叫"内重外轻",一个叫"外重内轻"。当中央权力强大而地方权力比较弱的时候,叫内重外轻;在中央权力弱、地方势力强大的时候,叫外重内轻。决定中央和地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央下面一级政区的面积多大比较合适。面积大,地方官的控制能力就大。好处是当地方上有起义及外敌入侵等突发事件时,中央可以大面积组织资源进行抵抗;坏处是中央不好控制地方,容易出现分裂,东汉和唐代就是这样。面积太小,权力小了,皇帝倒是好控制了,但是地方上权力太分散,一旦有大规模的起义或者外敌入侵,地方上就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抵抗。宋朝和明朝便是这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干部训练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兼任中央训练委员会委员长、中央训练团团长,并运用国民政府的力量,在全国举办训练团、训练班、训练所,共训练200多万国民党党、政、军干部,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恶习"、为"抗战建国"贡献了力量。由于军事训练模式与党政干部培训模式不吻合,训练目标与训练时间不匹配,训练内容与训练方法的弊端,以及专制制度的危害,导致干部训练的预期目标没有达到,干部的素质没有根本提高,国民党统治地位没有长久巩固,最终结果是"蒋家王朝"灭亡。     

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严重滞后的情况。原来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制约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还相当普遍;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公职人员的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等等。这种政治体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要求不相适应,与世界民主进步的潮流不相适应。     

外刊摘要

正俄罗斯《权力》11月3日封面文章中共新使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日前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65年来,执政党全会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和完善国家法律体系。中国的政治变化始于2012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会上选出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习近平全面接过国家最高权力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目前,他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在理念上,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在经济上,推动通过了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改革纲领;在政治上,开展了广泛的反腐败运动。当前,为了克服党内外阻碍改革的力量,习近平决定加强权力的垂直结构。总书记不仅寄希望于忠诚的党员,     

试析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由场升县”现象

唐宋之际福建地区辖县数目有了较大增长,其中由场升县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从时间分布上看,福建地区的场在中晚唐五代时期集中涌现,并在五代、宋初逐渐升格为县;从空间分布上看,这些县以建州、福州、泉州三地最为集中,并在宋初扩展至福建西南部的汀州。这样的时空分布特点与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经济开发以及人口增长、福建地区的开发顺序与移民的迁移路线,以及五代十国时期政权分立的政治局势均有密切的互动关系。"由场升县"这一历史进程的背后,既体现出唐宋之际朝廷统治权力在福建地区的渐趋深入,也包含了福建本地人士寻求建制升级与中央认可的积极努力;既是一种由上到下的行政调整,也是一种由下到上的倒逼推动,是"官"与"民"互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