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与国民政府外交

卢沟桥事变与国民政府外交张圻福卢沟桥事变爆发至今,已整整５８个年头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漫长的八年抗战,既有战场上的腥风血雨,又有外交上的尖锐斗争。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和斗争,曲折、复杂,时受国际国内斗争的制约而波澜起...     

国民政府经济接收述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撇开中共和解放区政权,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进行经济接收。这项工作,动员的人力之多,涉及面之广,接收的财富数量之大,堪称为战后国民政府的一件大事。由于迄今史学界有关这方面的专论和专著不多,有些资料本身较为混乱,又缺少可以相互印证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本文只以浅陋的综合和分析,就教于史家。一接收机构的建立为了开展收复区的经济接收工作,国民政府特于1945年8月制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共5条,其要旨为(1)行政院各部会署局为办理接收收复区直属各机关及事业机关,可派遣特派员或接收委员;(2)对于接收机关较多,事业较巨者,可分区派遣特派员,该区内各机关、事业单位的接收委员,应受特派员指导;(3)特     

珍珠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对策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持续数年之久的对日孤军作战局面宣告结束。国民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当即向日、德、意正式宣战,并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加紧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事实表明,国民政府的对策是比较成功的,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因此大为提高。然而,这些成功也是有限的,中国只是取得了名义上的大国地位,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大国。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多层外交与救护侨胞——国民政府对战后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置

论文以二战后国民政府围绕缅甸归侨遣返交涉为中心,论述了缅甸归侨遣返的背景、遣返工作中断的原因以及国民政府对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理过程。结果显示,国民政府的战时难侨救济和战后归侨遣返工作,是近代历史上中国政府规模最大的救侨运动,其中缅甸归侨遣返工作,是战后归侨遣返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缅甸战后的归侨遣返工作因缅甸政局变动而一度停滞,造成归侨滞留危机。从1946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站在维护侨胞权益的立场上,充分动用多种途径,采取多层外交策略,迫使缅甸当局有所让步,达成70%遣返目标。国民政府维护侨权的坚定立场、灵活务实的多层外交策略展示了近代中国政府对华侨权益的高度重视,值得肯定和借鉴。     

战后的法国外交

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长期以来在国际事务中有着重要作用和影响的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地缘政治、民族利益、人民情绪、经济条件、文化遗产等多种原因,其对外政策往往有某些万变不离其宗的因素。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政局的变动以及不同执政者的不同思想、气质、风格、政治色彩等原因,对外政策又必定会有调整和发展变化。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外交,有时连续性占上风,有时调整变化占主导地位。因此,观察一国外交,不能割断历史、忽视传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盛苏新疆交恶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

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失利,一向对苏恭顺的新疆盛世才变脸反苏,国民政府乘机利用以收回新疆主权,避免了分离祖国的危险倾向,是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收获;另一方面由于中苏之间隔阂益深,福兮祸之所伏,其后苏联制造的种种难堪,国民政府只得一一领教了。抗战中后期中苏关系复杂多变,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也备受考验和煎熬。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张连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演变是政局走向的关键。近年来,学术界对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政策和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正逐渐深入,但对战时外交决策的权力结构、决策中枢的地位与作用及决策程序与模式却少有文章涉猎。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     

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

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薛衔天近年来，学者们就新中国外交对苏“一边倒”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出版了一些与此问题有关的专著。这些文章和著作深入挖掘各方面史料，不乏精辟之论，但大都对东北问题与“一边倒”形成的关系未加注意或未予应有的注意。本文试图弥...     

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失败原因探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学生和教职员开展教育甄审,由于国民政府在教育甄审政策制定上的考虑不周,在推行上的举措失当,引起了被甄审者的强烈反弹.最终使这场威权重塑的运动不得不以失败而尴尬收场.     

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

如果要用几个字简要地概括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的话,“苦撑待变”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一战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因此,“苦撑待变”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外交战略的指针。本文将探讨国民政府是如何在外交战线上实施这一战略的。     

战后日本对蒙外交

战后以来,日、蒙关系一直处于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只有低层次的、松散的经济、贸易往来。80年代末期,随着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和日本“大国外交”的展开,日、蒙关系陡然升温。日本政府通过积极主动的对蒙外交,迅速填补了原苏联从蒙古撤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掌握了国际社会援蒙问题的主导权。     

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有着重要政治、军事及经济联系的德国,更是抱有期待,甚至不惜作"依德和日反苏"之试探。但德国在纳粹上台并逐步集权后,日益将对日外交置于对华外交之上,终在1938年2月宣布承认伪满。正处于对日抗战重要关头的国民政府为继续争取德国军援,对此一再忍让,但稍后德国又禁运军火、强制撤退在华军事顾问。处此外交重压之下,这时力求在对德、对苏外交中保持相对平衡的国民政府一度表示了更为坚定的联苏决心。     

"实力与外交" ——迪安·艾奇逊与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构建

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欧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欧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在他的主导下,现当代美国以欧洲事务为核心的外交模式基本确立,大西洋联盟的巩固和发展由此成为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对艾奇逊外交理念以及实践过程的探讨,呈现出战后美国逐步制定并推行遏制战略,缔造两极格局的全过程。秉持"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这两个核心概念,艾奇逊竭力塑造出新的国际秩序,使之能够助益于提升美国国家实力。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成功推行,加速了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获得,艾奇逊及其同侪最终构建起一个反映美国价值观,守护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全球体系。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     

“热振事件”与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曾制定了支持热振活佛恢复西藏摄政职务的政策,并采取一些措施来壮大西藏的亲汉力量,而热振在代理摄政达札拒绝交权的情况下,也试图寻求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与政治支持,向达札施加压力,夺回政教大权,实现其在西藏的政治抱负。但达札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打压热振及其亲汉势力,使热振处境艰难。国民政府内部在支持热振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使其对热振支持不力,结果导致热振被害。“热振事件”发生以后,受到国共内战爆发的影响,国民政府又无法采取果断措施来支援西藏的亲汉力量,而最终采取“暂维现状”的软弱政策。     

战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复员与接收评述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中国银行复业,对伪中行、德华银行和正金银行的接收,是日伪在上海乃至华东地区金融统制彻底失败并得到清算、国民政府在上海重新确立金融秩序的重要标志之一。本依据上海档案馆馆藏有关案卷及其他史料,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战后复员和接收情形作梳理叙述,具体考察了战后上海中行重新复业、接收敌伪银行的基本过程和所接收敌伪银行的资产、负债、库存等项目的情况,以冀丰富和深化。战后金融接收问题的探究。     

战后南京市日伪资产接收述评

抗日战争胜利后初期,除了收复被侵占的国土以外,对沦陷区日伪资产的接收工作也被提上日程。就南京市而言,国民政府先后组织了南京市接收委员会、苏浙皖区敢伪产业处理局驻京办事处等机构,专事南京市日伪资产的接收工作。此项工作虽将数量巨大的资产从日伪手中接收了过来,推动了战后南京市经济的恢复及发展,但在此过程中,接收官员贪污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