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阵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两者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关系。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研究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其结果是,一批深受史语所学术精神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出来,并被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某种程度上成了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着持久性的影响。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群体治史风格述论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在中外史学交融的背景下催生的现代史学研究机构。它于1928年由傅斯年创办,至1948年底迁往台湾。于此20年间,史语所汇聚了众多精于考证的一流学者,俨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史语所学人治史虽各善其长,但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社群,又彰显出共有的风格,即重视发掘新史料以揭示被淹没的史实、在学术实践中蕴涵着"以小见大"的治史旨趣和求通而不锢于断的治史视野。考察史语所学术群体的治学特色,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评价史语所在现代中国学术版图中的历史贡献,而且裨益于重新认识新旧学问在现代中国的转变,以及整个新历史考证学派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地方经济史本地化的优势与陷阱

中国经济史学者研究地方经济史始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之后,研究本地特色经济史已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在当前阶段,经济史中的同地研究已占主要地位,成为研究的主流。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地方经济史研究的本土化或本地化,有利于研究者发挥优势,有利于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深入发展,有利于发挥经济史学的社会功能。地方经济史研究的本地化,既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它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与动力。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经济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学风更趋朴实,但在研究中也要避免由乡土情感带来的感情和理智平衡问题造成的陷阱。     

走向跨学科之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方法论意义

历史学转向社会科学寻求认知工具和研究技术,与社会科学整合是实现现代转型的一条基本途径。发生于1927—1937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论战对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促动集中体现在上古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上古史主要应用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经济史则跨越了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门类。论战促成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大面积结合,丰富和刷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契合了现代史学发展的潮流。     

吕思勉:“新史学”的特立独行者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被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转折点。但后来成为风尚的中研院史语所的治史模式,实与梁氏的设想大相径庭。异军突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则属于另一种"新史学"范型。虽然对"新史学"的理解言人人殊,各人的史学实践也不尽相同,但力求创建一种与传统不同的史学范型,则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而"新史学"自当由众多学者在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共同努力才能达成。这期间,吕思勉先生对"新史学"的建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因此,本刊邀请有关学者,围绕着吕思勉的史学以及相关课题展开研讨,希望能引起史学界、尤其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学者的关注,引起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

美国中国学研究自二战后至今,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研究范式的变迁,主要包括,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后现代史学"转向和"全球史"转向等。40年来,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对国内的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过密化"、"大分流"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施坚雅模式"对城市史研究的影响。那么,美国中国学研究为什么能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运用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利与弊是什么?国内学者应如何面对属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美国中国学的理论?如何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历史学的传承与启新--冯尔康先生访谈录

冯尔康先生的治学,既承继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又在新时期史坛中,大力推动并开展了社会史学的研究,为近20来中国史学界极富开创性的学者之一。他在清代政治史、社会经济史、史料学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史,尤其是社会史研究领域,均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他在理论创新和具体研究中所形成的开拓性、包容性、前瞻性的治学特点,尤具学术魅力,启人新知。     

关于史学比较研究的思考

一、司马迁班固史学的比较研究历史学领域的比较研究,在国内虽是近些年来才较多地引起关注,但是这一方法的实际运用却要早得多。我认为,这个领域似乎可分为两个分支。一个分支姑且称为“历史比较研究”,主要侧重在社会史、经济史等方面,如目前国内有的学者正在努力从事的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东西方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中日近代化过程比较研究等等。另一个分支姑且称为“史学比较研究”,既可以是中外史学的比较,也可以是中国史学的比较研究,包括不同时期的史学、不同史家、不同史著的比较。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主要涉及到“历史比较研究”问题,而对“史学比较研究”似乎尚注意不够。本文仅就中国史学的比较研究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不当之处祈请同志们指正。     

甘泉同志与“中国经济史论坛”二三事

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史研究被认为是新时期史学研究发展的突破口。甘泉同志的研究重点转到这一领域,他和方行、宁可先生共同主持"中国经济史断代研究",成果即后来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经济通史》。我从20世纪80年代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以后长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工作。我和甘泉同     

马新著《两汉乡村社会史》

近２０年来，是史学研究的又一个繁荣时代，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以往人们不太注重的专门史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到思想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以及民俗史、社会史，都有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耕耘着。但是，在这繁荣的场景中，乡村社会的研究似乎...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主张,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是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及意义,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传统财政范式的转换:从“量入为出”到“量出制入”

<正>2021年4月27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中,笔者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相关概念》为题,概要讲述了经济史、财政史研究中的"经济史""重农抑商""轻徭薄赋""量入为出""量出制入""财政""税收""税率"等相关概念。由于时间的限制,只是泛泛而谈。本文对中国历史上的"量入为出"与"量出制入"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     

比较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路径

新中国建立以后,对中国经济史学以至整个中国史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经济史研究被纳入并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文革”前,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尤其是有“五朵金花”之称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的形成等五个议题。古史分期的讨论,实际上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农民战争的起因及其利益诉求,也是重在经济领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更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题中应有之意。这样看来,“五朵金花”中的四个议题都和中国经济史有直接的关系。由于问题意识集中,导致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近20年隋唐疾病问题研究综述

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与细化,相继涌现出诸多新领域,疾病史亦不再为医学界的专属,也倍受历史学家的青睐。1992年,史语所创设了"疾病、医疗和文化"讨论小组,后演变成"生命医疗史"研究室,陆续举办了10余次研讨会,如1997年6月"医疗与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1998年6月"洁净"的历史研讨会、2000年6月"疾病的历史"研讨会等(参阅杜正胜《另类医疗史研     

海洋思维:认识中国历史的新视角——评杨国桢主编“海洋与中国丛书”

本文对“海洋与中国丛书”及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丛书涉及了福建海洋发展史、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等领域 ,勾画出中国海洋开发利用中的成就与艰辛 ,也构建了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板块。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课题的提出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它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 ,说明了研究和开发海洋的重要性     

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2013年清史研究述评

<正>清史研究作为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数十年来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向来是一个在学术创新方面颇为活跃的研究领域。2013年初,刘凤云以《理论和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史学月刊》2013年第1期)为题颇为精准地概括了近三十年来清史研究的这一特色。她从经济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新史学"大旗下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日渐兴盛、     

从新人口论、“均衡陷阱”到“过密化增长说”

从新人口论、“均衡陷阱”到“过密化增长说”侯建新《史学理论研究》发表黄宗智先生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认识危机”①一文后,在中国史学界引起广泛的讨论,但迄今很少有人专门从人口论的观点对其进行分析;而以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变迁,...     

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

中国法律史研究应该走向 "法学化"还是 "史学化",是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法律史学科位于法学学科建制中,长期以来研究主力为法学出身的学者。法学研究者重在对历史进行阐释、惯于演绎逻辑,常以西方法学概念、理论为前提,对中国法律进行评判,因此目前法律史研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史料基础薄弱、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范式泛滥。近些年大量史学出身的研究者进入法律史领域,为法律史研究带来新气象。基于史学基础薄弱的现状,法律史研究应当走向史学化。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个人应追求法史兼修,学界应加强分工合作。     

日本1992年清史研究概况

一、清（１８４０年以前）地域社会八十年代以来：“地域社会”论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占据了支配地位。社会经济史学会编纂的《社会经济史学的课题与展望》一书,就是对这一研究动向的整理和反映。其中、与明清史有关的研究成果有：岸本美绪的《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变化》、川胜守的《明清农业史》、山田贤的《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与社会变化》等。较之古典的经济史、这些研究侧重于从社会史方面来分析探讨,十分引人注目。１９９２年,这方面的研究继有进展。森正夫编的《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一书（名大出版会）,尝试由实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