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刘家和先生对中西理性结构问题的思考——读《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札记

本文以刘家和先生新近出版的《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为中心,结合以往相关研究,从学术史和内在路径两个方面对刘先生关于中西理性结构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刘先生以回应黑格尔等西方学者的理性说为切入点,在深入考察中外历史、史学和理性思维产生过程的基础上,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提出了理性认识的途径多种多样且各文明之理性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的重要论断。刘先生认为,在永恒不变的存在中把握真理的逻辑理性在西方居于主导地位,而在事物的运动变化中把握真理的历史理性则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这两种理性以及两种理性结构之间是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交集关系,不仅可以平等对话和相互理解,也能够相互借鉴和相互补充。     

试论中西绘画艺术的共性与差异

文化意识是绘画艺术整体发展的背景。中西方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系统,自然有着不同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价值追求。这就使得中西方绘画艺术在拥有普遍意义上的共性的同时,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和成熟技法,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只有全面了解中西绘画艺术的共性与差异,才能更好地领会中国绘画的气韵与感性诉求和西方绘画的写实与理性精神,感受东西方文化形态差异导致各自绘画艺术在发展中的风采异呈。     

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是与西方传统史学不同的另一种更高的发展形态。中西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阶段(即中国为先秦、秦汉时期和西方的古典古代)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显示出各自的特征。但也应该看到,中、西的古代史学也有其共性。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中西史学的异同时,不能唯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是从(事实上,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也并非是一致的,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照搬西方的     

中西史学源起比较论

在人类文化史上,中国史学和源起于古希腊的西方史学素以渊源流长、各具异彩并闻于世。这两种根植于不同区域文明的史学,曾在相互独立的状态中,历经二千余年演化,形成了各自的深厚传统。通过比较去认识两者的特点,对于今日融会中西之长,建设当代历史科学,应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本文对中西史学源起过程及其早期史学观念的比较探讨,自然只能对此项研究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文明的起源与哲学和宗教体系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轴心期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哲学体系的分析和比较,试图找出这三种文明的不同特点和影响文明形成的不同因素;进而分析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各自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结论：文明的特性早在其起源时期就形成了,而且,一旦形成,就会对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与中国的历史命运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结束了封闭状态,日渐走向世界。欧风美雨的飘打,世界列强的冲击,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史上第一次受到文明程度高于自己的民族的挑战。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并且反映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与中国文化形成了尖锐对立。怎样评判中西两种文化？需不需要学习西方“文化？如何学习西方文化？围绕这一系列问题,人们展开了激烈论争。这种论争与近代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政治风云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论争中提出的…     

浅论“六艺”与“七艺”之异同

"六艺"与"七艺"是中西历史上重要的教育思想,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二者作为不同文明体系内的不同教育思想,其诞生的过程和其内容又各具有特点,从培养人才的着力点上说显现出东西方对人才的培养的目的和对人才思维塑造方面的区别。     

19世纪末欧洲国际法中的“文明”标准

19世纪末,欧洲国际法学家明确地以欧洲"文明"来衡量世界各国的国际行为及法律权利,从而在国际法中形成了一套规范国际关系的"文明"标准。按这一标准,世界上的国家被划分为"文明"、"野蛮"和"蒙昧"等不同类别,不同类别的国家获得不同的国际承认,具有不同的法律人格和法律地位,在国际法上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野蛮"和"半野蛮"("半文明")国家被排除在国际法适用范围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之外,从而建构出一种国际法意义上的等级性世界秩序。这一秩序是西方列强向帝国主义过渡时为其瓜分世界和殖民统治寻找法理依据而建构起来的,通过西方列强与非西方国家的互动而形成。就其思想渊源而言,是欧洲国际法传统中"自我"与"他者"二元思维的产物。     

章学诚与柯林武德史学思想比较之再思考——兼评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

章学诚与柯林武德史学思想之比较乃中西史学比较中的常见课题。余英时在《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中指出章学诚、柯林武德二人史学思想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事实上二者的史学思想存在实质性差异,这些差异源自二者各自不同的学术脉络。章氏生当传统中国时代,其史学带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柯氏是西方20世纪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典型代表,其学术旨在澄清历史学的本质,为科学的历史学提供理论依据。从事中西史学比较不能一味求同,应正视彼此的差异,唯其如此才能理性地探索出中西史学发展的共同道路和规律。     

从世界文明的趋势寻找中国的未来

<正>张灏教授将1895年到1925年称为中国思想史上新旧文化交替的"转型年代"。在这三十年中,清末民初的前二十年(1895~1915)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十年(1915~1925年)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年代。简单地说,清末民初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年代,亡国危机严重,民族国家意识高涨,社会上下形成共识,要学习西方的文明,但这个被晚清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文明乃是以富强为中心,所谓物竞天择、     

认识中国——马戛尔尼使节团的“科学调查”

本文旨在以马戛尔尼使节团为例,阐明一种长期存在于西方文明中的“科学调查”现象,以及这种行为建构非西方文明知识的过程,尝试以新的视角为使团研究另辟蹊径。马戛尔尼使节团经由科学调查所收集的各项情报,除增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外,更进一步被纳入其知识体系中,从而加大了中西文明力量的差距。使团虽未达成外交任务,却为西方带来新的中国观;而中国人最终未能了解到西洋文明的本质,导致接下来超过一个世纪在面对西方时的挫折。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调查”或许可说是使团惟一成功的任务。     

西方中心主义的初步反省

西方中心主义在18世纪中后期西欧思想家那里,已经以欧洲的文明、进步与东方的落后、停滞、没有发展而表现出来。19世纪,西方社会更把这种思想加以发挥,认为西方白人是人类的优等公民与代表,世界精神的体现者,东方各国没有发展,处在世界历史之外,并且成为白人的负担。进入20世纪,世界各地纷纷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民族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并且大都放弃了本民族原有的学术语言,学着黑格尔一样使用理性、科学、自由、民主、进步、逻辑与整体性等概念说话。西方文明世界化了,也即世界西方化了。     

辜鸿铭对"黄祸"论的回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把中国人妖魔化的“黄祸”论甚嚣尘上。对此,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属保守主义者的辜鸿铭,用外文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加以批驳。辜文主要从中西文化的不同性格入手,论证中国文明是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国人是深具“理性意识和道义感”的民族,并以具体事例证明一些在华西方人的言行不符合文明人的标准。他还指出各自“扩展”,即实现“知识和道德意义上”的“门户开放”,是消除双方恐惧和敌意的根本办法。     

“反文明”的文明圣人:排华酝酿时期美国媒体的孔子形象

19世纪是中西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的时期,西方社会蔑视中国文明之举极为普遍。美国媒体的孔子观具有强烈的代表性。孔子本为中国的文明圣人,但美国的媒体话语却让其走向文明进步的对立面,被刻画为中国融入近代世界的巨大障碍。美国媒体认为,孔子控制着中国人的思维,造就了极其保守、极具惰性的中国国民性格,导致了中美社会发展程度之间的鸿沟。他们沾沾自喜于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美欧文明的"先进性",某些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以及日本人抛弃孔子思想的积极态度被毫不犹豫地用作了支撑证据。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媒体论及孔子的真正目的在于证明欧美文明的优越。     

试论晚清外交人才观的演进

晚清国人对外交人才观的演变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过程.从最初国人对选拔外交人才的讨论到外交官职业化思想的明晰,他们的观念可谓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已经初步树立起了近代化的外交人才观.中国传统外交人才观与近代西方外交人才观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近代西方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国人外交人才观的演进必然是接受西方理念的过程,其间不断交织着中西观念的冲突与碰撞.     

试论美国对中国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反应和政策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文明、理性、和平抵制外货的方式反抗西方强权的活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①,对当时中美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界对这场运动的背景和过程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对美国政府的反应则...     

“出”与“入”:近代中外贸易中基督宗教对广州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近代中西方在货物与精神文明之间"出"与"入"的发展情况,阐述了中西双方在文明上的不平等碰撞导致基督宗教(教会和传教士)对近代广州西医医院(医校)及医疗制度的建立、广州近代中小学的建立及健全和近代教育制度、广州报刊书籍的出版及传播制度等方面的影响。     

《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

<正>由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教授主编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包括:1.首次在亚里士多德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对"连续"和"断裂"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用以研究中西文明发展的连续性问题,对西方文明发展以断裂为特征,中国文明发展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做了理论上的说明。2.在悉心研读理解原著的基础上,揭示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以自由为内容的精神发展观与真实历史     

史学比较研究如何可能？——刘家和先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初读记

如何进行中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以及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认识中国史学传统,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海内外学人倍加关注。刘家和先生长期从事希腊、印度与中国的古史研究,近些年来开始从思想的层面检视中西方史学,因为有着深厚的古史研究基础与通贯中西的理论修为,刘先生总能见人所不能见,于中西史学颇多新识,尤其是在方法上多能予人以启导。当然,由于中西方语文背景与思想进路的迥然不同,双方史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西方的逻辑理性与中国的历史思维如何对接与融通,仍然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开明专制”思想的先导——论邵作舟极具特色的政治改革思想

洋务运动时期,新派的改革要求多在经济、军事、教育方面学习西方,创办洋务新政,争取富强。邵作舟独树一帜,力主以政治改革为本。认为一国历史文化造就了一国之民性,民性是国家制度的基础;中西民性不同,中西制度必然不同;"开明专制"可使中国迅速崛起。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而言,中西方各有其"势",即各有其发展动力,西方之势在民,中国之势在君。他主张加强君权,同时吸收西方民主因素,以民意为基础进行决策,实即建立开明专制。这些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