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思想与历史编纂——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会通"思想作为一种古老的宏观考察社会历史变化的历史观念,经司马迁的深刻理解和《史记》的运用与彰显,在中国史学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从中唐至元初五百年间几部不同撰述宗旨、不同体裁、不同内容的通史著作的面世,把会通思想发展到新的境界,使中国古代史学在通史撰述方面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而马端临是评论这一宏大史学现象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批评方法论,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历史叙述之争与西方史学发展的波动:论尤里安之死

对于"叛教者"尤里安之死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基督徒与异教徒有着错综复杂且相互矛盾的叙述。这一历史叙述的争执实为基督教史学与传统古典史学间竞争和交融的缩影。基督教自身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在历史意识方面与古典史学迥异。但古典史学历经千年的繁荣发展,在史料分析、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方面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因此基督徒史家必然会继承与吸纳古典史学优秀传统,这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后汉纪》与魏晋玄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学大发展时期,大量史著涌现,袁宏的《后汉纪》在诸家后汉史中占有突出地位。魏晋玄学的兴盛对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体现在史学思想方面,也对史书的体例和内容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后汉纪》这部史学著作中,玄学思想在其撰述旨趣、内容、体例以及对历史过程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式上都有所体现,从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玄学化倾向十分明显,进而可知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会深刻影响着该时期史学发展的方向。     

《周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     

汉晋之间史论的发展及其风格

史论作为一种历史认识形式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最能体现史家的历史认识特色。汉晋之间的史论在史学与时代的双向互动中,从形式、内容、史论主题和评论风格都有重要发展,在中国古代史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也体现了此间史家对时代和现实的关注。     

“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

“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     

关于波里比乌的史学贡献

关于波里比乌的史学贡献郭小凌古代西方的史家多埋首于具体历史的重构和对具体事件因果关系的解释,并不反省和总结学科的理论问题。但也有个别史家,不满足于对史学客体的单一撰述,力求在这类史学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解答有关史学客体和本体的理论认识问题,如历史...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徐松巍中国古代史学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家站在历史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于史学自身如何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进步之系统、深刻和自觉的认识。这种认识非但是中国古代史家为适应和推动史学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而对自...     

论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教育

史学价值观是人们对史学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价值观以资治、教化、畜德、明智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标,并形成了以"不隐"为原则、以"书法"为追求、以史经世的史学价值实现模式。这使古代史家普遍具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并成为历史教育主体。从清末开始,中国史家从内容、目标、方式等方面对古代史学价值观进行了更新与改造,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现代史学价值观。新历史考据学派重考据轻致用,以"求是"为目标,以学用分割为特点;马克思主义学派注重"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战国策派等重视史学的社会效用,以学用统一为特点。史学价值观的分歧反映出史家对求真与致用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教育的态度。主求真者对历史教育态度消极,坚持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造成了史学小众化,使史家在历史教育中缺位;主致用者为各自目的积极投入历史教育,推动了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但也存在以用害史的弊端。为推动历史教育健康发展,史家应成为历史教育主体,坚持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并摒弃精英意识,树立大众意识。     

斥“君史”倡“民史”关于19世纪末期史学观变革的若干思考

所谓史学观是指史家对史学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是史家从事史学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和探寻史学内在规律的关键所在。它包含了对史学性质、宗旨与功能、史原则、撰述旨趣、评价尺度、研究取向,以及史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等。19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巨变,以及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直接引起了史学观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     

导读

正本期刊发专题论文和学术评论13篇,讨论范围涉及史学史和历史理论,以及政治史、法律史、学术史和历史事件等诸多方面。史学史和历史理论方面的论文4篇。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进化论传入中国,中国近现代的"新史学"由此诞生。以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背景为切入点,《进化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诞生》考察了进化论的基本观念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密切关联,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模式在兴起过程中,不仅有着自身的发展     

中国古代史学人文精神的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文精神有二个重要特点:一是论人事而不避天,从天人和谐中彰显人文精神;二是从民本思想或人欲望的合理性来阐释天、德治与民心的关系。第一个特点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中已经形成,并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个特点则在汉代以后史家的学说中不断得以阐释,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至明未清初史家"理尽则合人之欲"等思想,反映了史家人文精神不断深化的过程。     

正统观与东晋南朝时期的史学

正统观是古代史家史学撰述的指导思想之一。东晋与南朝时期,内外矛盾结构性差异,使各时期的正统观内涵上也存在着不同,史学的发展也由此出现相应变化。从东晋前期的晋承魏统到中叶晋越魏继汉的正统观的出现,是东晋史学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南朝时期,正统观念中应天受命的盛行与夷夏之别的强化,成为南朝史学突出的时代特征。     

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论史家修养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史学发展要求,批判性继承传统史家修养论,对史家修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如果运用传统史学的才、学、识、德来概括和分析他们的思想,主要包括:关于史才,着重论述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治史方法和撰述的技艺问题;关于史学,主要论述了专与通,拓展知识的途径,掌握外语的重要性问题;关于史识,主要阐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学习和运用的态度与方法问题;关于史德,倡导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的民主作风,提倡谦虚谨慎和勇于学术创新的品质。他们的史家修养论是中国现代史家修养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史家提高自身修养有重要启示。     

《西方史学思想史》

正于沛主编、王加丰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4月版。该著作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资助的图书,也是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的图书。全书通过在历史语境中考察西方各个时期的史家、史学思潮和流派,清晰、简明、系统地描绘出西方史学思想史的发展图景。在书中,"古代史学"讨论了古代希腊史学和罗马史学、拜占庭史学和西欧中世纪史学。"近代史学"主要从14世纪开始介绍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这几个时期的历史     

历史撰述的批判与总结——王鸣盛论史书体裁与体例的利弊得失

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无不重视对历史撰述的得失进行批判和总结。作为乾嘉史学名家之一 ,王鸣盛在探讨历史撰述问题时 ,尤其注意考察史书体裁的利弊得失 ,帝纪与人物传记体例的灵活运用 ,以及书志与论赞体例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同时他又能够联系具体史事和作者撰述思想来讲体例 ;既重视体例又强调不应为体例所拘 ,反映其朴素辩证的变通思想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并加以继承和发展。     

试论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首先,它在对诸多史学思潮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始终坚持着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也发展了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其次,它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工具,史学工作者皆致力于阐释历史发生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倾注了史家个人的情怀;再次,它秉承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治史传统,在"论从史出"和"设馆修史"等方面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晚清知识界分别“新学”与“旧学”,相应地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西历史之“会通”,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转向。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在“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经历这些曲折,“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然而,史学学科的自主性,在史之范围愈益放大的同时,却成了问题,预示着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仍有其“未完成性”的一面。     

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延安、重庆两个中心,因政治环境、革命任务、个人治学领域等诸多因素的作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显示出明显的偏重。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上承社会史论战的发展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地体现出与此前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而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思想史的研究则直接缘于社会史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