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畴人传》主编——数学家李锐

李锐(1768～1817),又名李向,字尚之,号四香,江苏元和(今苏州市)人。中国清代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毕生致力于古典天文算法的复兴,是乾嘉学派在天算领域的代表,他对高次方程的研究突破了中国古典数学的窠臼,成为清代数学史上最富创造性的理论成果之一。李锐在乾嘉学派的学术活动高潮时,主编了一部以阮元名义刊行,反映历代数学家生平和成就的评传体著作《畴人传》。李锐幼年时期就聪明过人,对数学尤为感兴趣,     

北京早期照相馆史料概况

一、摄影在北京的萌芽 北京是文化古都,使明清以来大量的古籍珍本得以保存传世。庋藏于北京皇史畿的明代巨著《永乐大典》的副本,即收入了元代科学家赵友钦的光学著作《小罅光景》。该著全篇用一千三百多字记述了一个完备而复杂的关于小孔成像的光学试验。在摄影术的史前阶段,《永乐大典》的完成年代比欧洲人对于小孔成像暗箱法则研究的公布,至少早一个多世纪。     

明代中叶文人的一座浮雕——读袁仁琮《王阳明》

明朝是理学的全盛时代。明太祖和明成祖比宋元的君主更善于利用程朱理学来实行封建专制的思想统治。从私塾到国子监的学生,只许读经过朱熹等人注释的《四书》、《五经》,外加明太祖“御制”的《大诰》。然而,思想总要反映社会存在的变化,就在朱熹被捧得比孔子还高明的明中叶,出现了王阳明的“王学”。这派学不满于朱熹“穷理居敬”之类教条的僵硬和繁琐,以佛教禅宗的语言,孟子的学理,陆九渊的“心说”,作为判断天理人性的是非标准;     

北京旧志的分水岭——记民国3年《密云县志》

民国3年《密云县志》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编修的第一部地方志。此志在继承以往旧志编修传统的基础上,在内容和体例上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点,如舆图、民主自治机构、学校改革、矿产分类等内容的记述。该志不仅保留了清末民初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其后北京地区地方志的编修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成为北京旧志中新旧阶段的分水岭。     

一部研究周秦汉唐史迹的重要文献——评校点本《关中胜迹图志》

《关中胜迹图志》30卷,清毕沅撰。毕沅字缜蘅,一字秋帆,江南镇洋（今江苏太仓）人,《清史稿》卷三三二有传。据本传载,毕沅为乾隆十八年举人,二十五年又为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乾隆三十一年。授甘肃巩秦阶道,调安肃道,寻擢陕西按察使。后任陕西布政使。“师征金川,遣沅督饷,军无馈,授巡抚。”毕沅在任,赈济灾民,募民垦荒,兴修水利,关注教育,“置姬氏《五经》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陵墓。修华岳庙暨汉、唐以来名迹。收碑碣储学宫。”乾隆四十四年丁母忧去官。次年复任。毕沅先后在陕主政十年。乾隆五十年,调河南巡抚,次年授湖广总督。嘉庆二年卒,赠太子太保。     

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剪影——陈师曾《北京风俗图》

风俗画因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其受重视程度往往超出了单纯作为艺术作品本身的意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一幅著名的风俗画,因它囊括着丰富的视觉内容,浓缩了当时经济、交通、市民生活、民俗风情等多方面信息,因而历来倍受各个领域的学者专家的珍视。20世纪最著名的风俗画也许是蒋兆和的《流民图》抑或其他。然而要说20世纪最早,并且已经具有了新时代意义的,当属陈师曾的《北京风     

清代北京的汉中会馆

会馆,是古代某同一行业或同一籍贯的人,在京城或一些城市中自行组织的机构,建有场所房舍,供同行业或同乡人士聚会、寄寓之用,旅外同乡有困难,会馆往往提供帮助;在外同乡到京城,往往前往会馆食宿或会友。这种形式创于明代,明刘侗《帝京景物略》中载：“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如嘉(靖)隆(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出入都门,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助也。”     

《北京志》主编工作会议召开

2009年1月21日,《北京志》主编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志》主编段柄仁,副主编王昭钺、王铁鹏、田耕、赵庚奇、徐俊德、马句、叶祖兴、许文、刘景华、李宝田、杜审微、范毓扬、姜立勋、段天顺、鲁刚。     

北京地方志学会召开201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2013年4月26日,北京地方志学会201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市方志馆召开。市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志》主编、北京地方志学会会长段柄仁出席会议并讲话。学会监事会监事长徐俊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铁鹏,市档案局党组书记、学会副会长陈乐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方志期刊指导处处长、《中国地方志》主编于伟平,学会副会长刘兴忠、罗保平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学会副会长侯宏兴主持。来自88家会员单位的代表共160余人参加会议。     

北京辅仁大学的民俗学教学与研究——以《民俗学志》(1942-1948)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辅仁大学成立了人类学博物馆,随后创办了刊物《民俗学志》,登载民俗学研究相关论文,此外还开展过一系列相关活动,诸如设立民俗学课程与研讨班、宣传动员、实地调查等。这段过去被忽略的重要历史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从违反合作原则角度分析《北京青年》中的经典台词

本文从"合作原则"及其四条准则入手,对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北京青年》的台词进行了实例分析,探讨了幽默言语与"合作原则"的关系,指出"合作原则"的违反并不一定会阻碍交流的正常进行,通过故意违反合作原则会产生幽默的效果。此部电视剧也正是由于违反了"合作原则"才使得台词幽默经典,使剧中的人物性格更加饱满,进而更生动地凸显了电视剧主题。     

北京味觉里的年

电视里正在介绍着91年那部获奖无数的电影——《过年》,那是一个发生在大东北过年时的故事。影片里人们以过年的心情有滋有味地置办年货,有商有量地准备年饭,有眉有有眼地拉家常,有声有色地笑,有长有短地哭,有高有低地叹息,最后再有情有义地享受年带来的团圆,哪怕这份年的团圆让李保田和赵丽蓉饰演的父母累得团团转了也未能圆得尽了人意,     

科学家与农民竞放“卫星”

<正>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它同"反冒进"针锋相对,提出了"大     

北京太平洋

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4年春季艺术精品中国书画专场拍卖会将于04年6月1日-5日在京瑞大厦举槌(04年春季艺术精品瓷玉、家具专场拍卖会于04年6月24-27日在京瑞大厦举行)。书画专场中书画作品可谓精彩纷呈,涵盖古今,既有李可染、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黄胄等近现代名家大师作品,也有古代杨晋、王铎、董其昌、仇英等名家力作。     

秦淮的水，北京的桨

三月的南京行,有很多惊喜。喜在“鸭血粉丝汤”依然让人回味,喜在“大众书局”浓浓的文化味; 喜在中山陵,为了不打扰先生的清静,规定导游不许用话筒,时代变迁,人们对于先生的崇敬与尊重,却没有随时光流逝; 喜在总统府,“昔日总统府邸,今朝城市客厅。”传统文化、历史遗存与时尚联姻,这个对普通人过于厚重的、看不见摸不     

清代中期北京内城旗人居住状况的考察与分析——基于乾隆《京城全图》的研究

合院是清代北京最主要的民居形式,合院向大杂院的转变被视为20世纪以来北京传统民居空间格局的最大变化.本文通过识读乾隆《京城全图》院落平面图像,统计房屋和院落数量,结合八旗丁口与住房分配政策,探讨清代北京内城普通旗人的合院居住状况.研究表明:各种规模住宅院落的占地比例与人口的阶层分布不均衡,宅地房屋兼并的严重,合院杂居现象随之产生;在大型院落比例过高的前提下,合院杂居是八旗住房制度的必然产物,底层杂居人口高达八旗总人口的90%.旗人日记《闲窗录梦》呈现的内城旗人居住实例进一步表明了杂居现象在清代中期旗人社会中下层中的普遍性.     

以志研史——从《北京志·期刊志》看北京地区期刊的发展状况及与国史的关系

期刊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工具,其兴衰起伏反映了所处时代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发展及变革的情况。北京地区的期刊向以数量大、质量高、影响广泛而著称,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北京期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研究北京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期刊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轨迹,不仅可以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与期刊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全国期刊事业的总体情况。1949年后北京地区的期刊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1949～1965年,期刊事业的初步繁荣时期;1967-1976年,期刊事业的萎缩时期;1977-1993年,期刊事业的激增时期。北京期刊事业的发展脉络不但记录相关年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和发展状况,而且在社会动荡和变革时期,党和政府通过期刊宣传各项政策措施、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讲各种科学知识,对社会改革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期刊的功能和重要地位也由此得到充分的体现。     

迎接北平解放 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歌声——北京进步学生运动的光彩篇章

北京的校园歌曲中,流行过优雅抒情的《送别》（李叔同填词）、《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词、赵元任曲）,也流行过抗日救亡的《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阎述诗曲）。     

《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说——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

《学术批评丛稿》是青年学杨玉圣同志的一部兼有学术论和学术评论的论集,集自始至终贯穿着实话实说的实事求是精神。科学、健康的学术批评,需要有求索真理、学术自由、学术平等和学术公正的精神。当前中国的学术书评数量上亟待充实、书评队伍需要扩大、书评质量有待提高、书评气氛亟需改善。     

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

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是迄今能读到的用中文书写的、最为真切详备地收录有民国伊始京师旗族命运场景的记实之作。他是北京土著满人,民族情感浓烈,虽有留学经历和较高学养,却只是一介布衣,与被迫涌入贫民行列的旗族下层休戚与共,因此才做得到锲而不舍地跟踪寻访蹈入厄运的同胞生活真相。体察作者写作品时的民族心理,是不无意义的。以《北京》为文本,能够窥见满民族在民国初年遭逢大变迁之际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体会出满民族在命运倾覆时刻展示的某些内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