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朝的集议

本文在厘清北宋前中期集议制度形成与变化基础上,旨在呈现仁宗朝政务决策如何围绕集议展开运转的实态,以及由此引起的北宋中期决策方式的调整。仁宗朝是北宋集议活动鼎盛时期,它从前期继承的集议有两种：一是唐五代以来以讨论礼乐典章为主的尚书省集议;二是宋代新出现的、讨论专门政务以供二府（中书门下、枢密院）决策的有司集议。当时尚书省集议的功能逐渐被有司集议取代,并在多部门集议基础上,形成以两制、台谏为核心的稳定议事军体,集议流程趋于完善。集议为宰执以外的官员提供了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改变了宋初以来君主或二府独断的决策方式。     

包拯未做过宰相

传统戏中,包公经常被称为“包相爷”,其实包拯从来都没有做过宰相。 宋朝处于宰相制度的调整期,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也不固定。很明显,“多相并行”的目的在于分散相权。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后来参知政事与正宰相基本无差别,使正宰相事权更为分散。     

宋朝审计机构的演变

宋朝审计机构 ,在中国审计史上既很重要 ,也有特色 ,但其演变迄今尚无系统研究。在北宋前期二府三司的体制下 ,审计机构基本隶属于财政或行政机构 ,亦即审财合一 ,中央三司属司审计一统天下 ,转运、提刑渐兼地方审计之职 ;在北宋后期三省六部体制下 ,审财有分有合 ,中央刑部、户部、太府寺属部属司审计三分天下 ,地方则沿袭原有机构 ,加强监督 ;在南宋偏安体制下 ,审财机构又趋合一 ,中央以户部属司审计为主 ,地方则增设专门机构 ,强化审计 ,聚敛财富。     

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

“以文驭武”及“重文轻武”是宋朝历史上突出的政治现象 ,即使是在最高军事决策组织的枢密院中 ,这种现象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本文从统计、分析北宋时期枢密院长贰出身情况入手 ,全面考察了其长贰由武将向文臣过渡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此基础上 ,进而探讨了“以文驭武”方针在当时枢密院机构中的具体表现及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政事堂与都堂:宋代宰辅理政场域之演变

宋代的都堂与政事堂是宰辅集团处理国政、办公议事、接待僚属的机构,以及重要官员聚议的处所,在中枢政务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宋元丰改制前,中书门下的办公之地称为政事堂,有时也称为都堂;改制后,三省聚议之所的法定名称为都堂,但个别文献仍称之为政事堂。此外,北宋前期尚书省内与元丰改制后重建的尚书新省内也设置有都堂。南宋时期,都堂成为三省、枢密院共有的理政之所,但仍有个别史籍习称之为政事堂。政事堂与都堂名称相近,极易混淆。实际上,随着宋朝中央官制改革与宰辅体制的调整,都堂与政事堂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功能,分别扮演着不同的政治角色,影响着宋代中央权力格局的构建与重组。     

北宋元丰改制“重塑”尚书省的过程

北宋元丰改制变二府体制为三省-枢密院体制,如何构建新制行政体制是改制的重要内容。推进改制过程中,宋神宗逐渐提升尚书省地位,行政体系中不同层级部门的行政职能先后得以"重振":继熙宁时期部分寺监职能已得到振举后,元丰初把不少六部职事纳入尚书省。元丰五年对尚书省结构、职能及运行机制有了更全面的规范,其中都省覈治省事,由于长官的特殊性,成为决策与执行的枢纽。新制以尚书都省为首脑,由下到上"重塑"了国家行政体制。这一过程,呈现了二府体制到三省-枢密院体制职能转换的轨迹。     

宋代的文献收集与官方藏书目

(一)《崇文总目》与北宋前期的藏书《崇文总目》是北宋官方一部重要的藏书目,它的撰修,是对北宋前期,主要是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大力收集历史文献的总结。宋朝沿袭唐朝的旧制,设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以藏书,号弥“三馆”。太平兴国二年(977),另建三馆新址,“大集群书”,统称为崇文院。(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之一)故宋敏求说:“唐两京皆有三馆……本朝三馆合为一,并在崇文院中。”(《春明退朝录》卷中)其后,又在崇文院中增建秘阁,亦为藏书之所,这就是所谓的三馆秘阁,又     

北宋王朝的辖区设治与戍防

本文通过北宋辖区行政设治与军事戌防的探述,从若干层面考察北宋一代经邦治国的利弊得失。北宋时期在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的发展举世瞩目,反映了当时各族人民艰苦创业的辉煌业绩,与朝廷对其境内有效管辖和采取的有关各项事业发展的积极措施有着密切关系。北宋行政与军事的职能作用,同整个王朝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在前期至后期的一段时间,其职能运作积极有效的一面相形见长,维护了王朝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促进了境内各项事业的繁荣昌盛。及晚期,行政和军事上的弊端积重难返,朝廷更加腐败衰落,终于导致亡国的悲剧。本文对所涉北宋与辽、西夏关系中的有关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大名府与北宋国防

大名府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自上古三代时起,就己成为国家行政辖区。大名府西临太行山,南滨黄河,北抵辽阔的华北平原,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军事地理位置优越。大名府地区凭借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南北战争格局中的军事核心区域,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北宋时期,大名府是开封府、洛阳一带的安全屏障,作为宋朝抗击辽、金军队入侵的军事基地,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宋统治者对大名府的军政建设格外重视,宋仁宗时升大名府为北京,为四京之一,是东京开封的陪都,这成就了大名府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大名府在北宋国防安全中的战略地位。     

北宋仁宗朝的集議

本文在釐清北宋前中期集議制度形成與變化基礎上,旨在呈現仁宗朝政務決策如何圍繞集議展開運轉的實態,以及由此引起的北宋中期決策方式的調整。仁宗朝是北宋集議活動鼎盛時期,它從前期繼承的集議有兩種:一是唐五代以來以討論禮樂典章爲主的尚書省集議;二是宋代新出現的、討論專門政務以供二府(中書門下、樞密院)決策的有司集議。當時尚書省集議的功能逐漸被有司集議取代,並在多部門集議基礎上,形成以兩制、臺諫爲核心的穩定議事羣體,集議流程趨於完善。集議爲宰執以外的官員提供了參政議政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改變了宋初以來君主或二府獨斷的決策方式。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