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美依附同盟关系——二战后至越战期间澳美关系研究评述

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澳美同盟关系正式形成。澳大利亚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从依附于英国到依附于美国的转变,不仅是英帝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战后国际关系发生巨变的一个表征。1954年,澳大利亚成为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一员,     

朝鲜战争与澳英关系

在澳英传统关系变迁中,朝鲜战争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朝鲜战争的爆发暴露了英联邦防御机制在远东地区的脆弱性,从而导致澳大利亚在外交和防务决策方面自主意识的增强;朝鲜战争凸显了澳美防务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并使得澳大利亚借机实现了与美国缔结防务同盟关系的愿望。澳美关系首次取代澳英关系成为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基石,而澳英关系自此以后则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

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反映了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建立了完全新型的关系,标志着中苏关系从此走向一个全面合作的历史时期。通过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比较来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苏双方在充分协商、积极对话的基础上产生的,所强调的不仅是同盟,更是互助与合作。     

历史时刻

正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大外交行动。这次访问最重要的目的,是在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旧的中苏条约应予以废除而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变化。经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和安排,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中苏双方就签订新约和有关协定举行正式谈判。在谈判中,两国代表就关系双方重大权益的处理中国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贷款和贸易协定问题反复交换意见,虽然存在种种矛盾和不同看法,但最终双方都作出了相应的让步,就条约文本的内容达成一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在莫斯科正式签订。这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果。     

中苏同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日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对日政策上,中国政府在反对美国长期单独占领日本、反对旧金山片面对日媾和以及积极恢复中日邦交等方面与苏联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制定出既保证本国利益,同时又体现出中苏同盟关系的对日政策。     

中苏“蜜月期”文化关系出现的背景分析

中苏两国"蜜月期"文化关系与这一时期双方的外交、政治、经济关系有密切联系.50-60年代.中国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经济上苏联对中国的大力援助以及中苏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趋同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苏文化关系进入"蜜月"阶段.     

浅析伍廷芳的条约观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大批条约,条约交涉成为晚清外交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晚清外交重臣伍廷芳办理了大量与条约有关的外交事务,从而对条约及中外条约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认识;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民国初年,伍廷芳为消除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不良影响又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伴随着伍廷芳外交生涯显现的条约观念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其对条约与国际法关系的认识、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以及修约、拒约的观念与主张等几方面。其中的某些认识与主张,对于维护中国利益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亦存在着某些局限。     

论澳大利亚参与朝鲜战争的原因

从外交演进的轨迹来看,澳大利亚参与朝鲜战争是谋求在地区乃至国际性事务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并树立英联邦国家的自主外交形象。广义地分析,澳大利亚参加朝鲜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采取的敌对行动。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澳大利亚参与朝鲜战争是为了消弥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密切与美关系,其最终目的就是为建立澳美同盟创造条件。     

抗战胜利后的苏、蒙、日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除了忙于受降、接收,在外交方面也在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做着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外蒙古的独立。此外,对日索赔也提上了议程。由于这几项活动都是国民党政府所为,更由于1949年中共建国后外交问题一度奉行"一边倒"政策,加之对日关系错综复杂,这段历史也被淡漠了。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其前因后果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现据有关资料,录以备考。     

50年代留苏学子的往事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刚刚两个月,毛泽东访苏。毛泽东的第一次访苏行程长达两个月。这个数字在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毛泽东借助为斯大林祝寿的机会展开了他智慧的外交攻略,不仅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且还获得了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工业建设项目。     

试析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

1950年尼泊尔与印度缔结的《和平与友好条约》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悠久的文化联系、开放的边界以及密切的经济和政治交往,是该条约签订的基础。从尼泊尔方面来看,在稳定国内政治局势以及发展经济方面求助于印度,是它签订该条约的现实考虑;对印度而言,该条约可用来对尼泊尔国内的政治改革施加必要的影响,进而在地区安全构想方面,让尼泊尔成为其南亚安全框架的一部分,并借此抵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这是它此时对尼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     

建国初期的冀朝鼎

新中国诞生后,百废待兴。冀朝鼎在帝国主义实施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困难面前,积极探索中国外经贸的新体制,加强外汇管理,以灵活的外交,与11个国家签定了外贸协定,还成功地与日本、英国等未建交国家进行“民间贸易”．打破西方列强的孤立政策．开创了中国对外交往与贸易的新局面。     

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主导下的新中国外交,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革命性。革命总是有其强大的惯性。新中国既然诞生于毛泽东领导的阶级革命之中,这一阶级革命的动力、观念、经验自然也就会进一步影响到新中国的内政与外交。阶级斗争及其统战经验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新中国内政对它的外交的影响,以及传统的革命理念、革命经验与现代外交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种种?格与冲突。它旨在说明了毛时代的外交为什么会一直保持着很强的革命色彩,而且会越来越激进,以至于发展到"文革"初期那种四面树敌的严重地步。     

安奉铁路交涉研究：以清末地方外交为视角

安奉铁路是日本在东北自筑的第一条铁路。它并非源于某个特定条约,而是在既成事实基础上,通过外交交涉获得的一项在华权益。在交涉过程中,徐世昌、锡良等东北地方大员成为对外交涉的主体,受地方性外交体制的影响,既表现出独立性,又受制于中央政府。他们在争取国家主权、维护地方利益的同时,也显现出对外交涉策略上的急进。安奉铁路交涉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事关铁路的外交事务上的矛盾,这源于对外交涉体制的缺陷与权力结构的无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中国的三线建设逐渐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对三线建设的基本概念、三线建设与中国国防军事工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都做了不同的解读,这为我们借助国外研究成果,审视当前国内三线建设研究的成绩与不足提供了参考。中国学者既要积极借鉴西方学者研究三线建设的新视角,也要认清国外学者研究中的不足及其存在的问题,深入挖掘三线建设的精神、内涵及其在新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价值与意义。     

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

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上海开埠后即迅速跃升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上海通过与各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将其外贸影响辐射至大半个中国,显示出其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本文利用系统的海关数据及文字报告,阐述了晚清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的地位、上海的外贸转运网络及其特点,以此为视角反映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     

二战前后英国工党外交政策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国际格局的变迁,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理想主义是战前工党外交政策的主调,在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它信奉集体安全政策,主张发挥国际联盟的作用,反对重整军备。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工党逐渐接受了丘吉尔战时政府的现实主义外交原则,战后初期工党执政后,在外交政策方面摒弃了过去的理想主义,把现实的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工党政府推动美国参加欧洲防务,借助美国的力量建立起欧洲均势,满足了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在非殖民化问题上,工党政府同样从现实主义出发,撤出了印度和巴勒斯坦。从战前的理想主义到战后的现实主义,工党外交理念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外交的演变过程。     

建国初期"联苏抗美"国防战略思路论析

建国初期"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是"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延伸,但不能将两者混淆。"一边倒"外交战略着眼点在于社会制度的一致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国防巩固,它的提出既有历史经验的因素,更取决于新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它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证明是一个符合当时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正确的决策,应给予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