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特别会议”中有关附加税及税率问题之讨论

1925年10月26日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就结果而言,一如之前历次商约、税则修改的谈判,成以失败告终;但就过程而论,却可视为近代中国在争取关税自主努力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与会代表的努力和收回主权意识的觉醒下,为日后实行关税自主及开征二五附加税,奠定下了良好的基础。     

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尽管学术界近来已开始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过对于其背后因素的考察还有待深入。实际上,在北京政府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各种社会舆论被全面动员起来,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着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外交的黄金时期。于是,由于中央政府统治的虚弱,在其决策者进行外交运作时,就处处受到来自舆论界的影响,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历史特色,通过对当时舆论的考察,就会更深层次地探究北京政府外交的两难境地。笔者在考察时,主要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以上海舆论为核心,以《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为第一手资料。     

北洋外交与华府会议条约规定的突破——关税会议的事实梳理与问题分析

关税会议是北洋政府争取中国关税自主的一次艰难外交努力。北洋外交家利用社会主流舆论的支持,成功地将关税自主列为会议议题,并通过论证裁厘的可行性,说服与会代表通过了未被华盛顿会议列为讨论范围的关税自主议案;在附加税加征问题上,会议突破华府条约二五征税的税率规定,在实现关税自主之前的过渡时期为中国争取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设定的外交目标。     

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

在国民政府发起的“革命外交”中 ,日本政府不肯顺应中国形势的变化 ,而依然以旧思维和旧方式来对待中国。日本从一开始便拒绝承认中国有宣布旧约终止的权利 ,并曾想抵制中国实施暂行国定税率。日本的僵硬态度不仅为中国所反对 ,也未能获得英美等国的支持 ,在其他各国都与中国订立新的关税条约一年半之后 ,处境孤立的日本才与中国订约。日本政策过于短视 ,它所获取的经济利益是短暂的 ,而长久留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则是敌对和不信任感     

关税会议期间国民党在北方的民众动员

关税会议期间北方的民众动员是国民党民众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明确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并以此为号召,一方面发表宣言通电派出外交代表团进行宣传鼓动,另一方面进行党团运作,领导民众团体发起集会游行,取得了很好的动员效果。由此,国民党将国民革命运动推向北方尤其是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     

1938年的天津特别市——以相关档案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天津各个地区的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多变。1928年首设天津特别市,属国民政府直接管辖。档案资料中记录了日占时期的天津特别市行政组织条例,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力图从各个方面控制天津城市的野心。     

女职工劳动特别保护法律问题研究——以青海省女职工权益保护现状为例

本文通过对青海省女职工权益保护情况的调研,发现企业对于女职工特别劳动保护,尤其是孕期劳动保护的实际情况令人堪忧。分析论证了工伤保险制度、生育保险制度、女职工特别劳动保护制度及侵权法律制度无法就女职工特别劳动保护不到位造成的工伤,形成周延的制度保护,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山下奉文案探析——以抗战胜利后的新闻报道为中心

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在远东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开端,法庭判处山下奉文死刑。山下奉文案不仅在法庭授权、审理程序、确立战争罪名等方面,为东京审判积累了审判日本战犯的经验,而且与中国关系密切。它既反映了战后军事法庭追究日本战犯罪责的合法性、正义性,以及其个别方面的不彻底性,又因其所引发的法律问题而受到法学界的广泛关注。     

“课案导学问题探究”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笔者通过教学实践课“案例研究”的教学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许多要分享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在这篇文章中比较具体的归纳,希望能促进共同发展。更好的服务高中教学。减轻课业负担重,不等于低质量的要求,而是通过提高在有限时间内的学习效率,努力实现“负担与效率”成正比。     

大跃进时期基层干群冲突及司法介入研究--以肥西县“方世新案”为中心

"方世新案"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时期安徽省肥西县发生的比较典型的因干群矛盾与冲突升级而导致的"凶杀"案。该案最终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案件。官方处理此类案件,审判程序极为简化,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作出判决。就审判过程而言,加强党的集中领导与管控、贯彻群众路线及考虑案犯罪恶的历史与现行关系,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共最为重要的司法实践逻辑。这种逻辑也对应体现了这个时期司法发展历程的3个面向,即:司法政党化、司法群众化及司法革命化。但这3个方面的实践,最终将难免矮化司法的独立性、专属性及程序化,即会产生"秩序",也会导致"失序"。该项研究为探访大跃进时期基层干群冲突及司法介入问题提供一个基层个案与视角。     

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述论

太平洋商务会议不仅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商人外交活动,而且是中国商人外交继五四时期之后的又一次跨越。这次会议由联太平洋协会这一国际商人外交组织发起,由太平洋地区各国工商界所派代表参加,对中国商人来说是第一次直接的国际商人外交活动。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向世界发出了要求国际和平,反对政治侵略,希望太平洋各国建立真正友谊的呼吁;阐明了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以及建立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性;宣传了中国工商业发展情况,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商务状况的误会;提出了开发资源、发展交通、增进国际商务合作的主张。会议通过了许多有利于中国的议案,推进了中国工商界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也增进了中国商人走向世界的意识。     

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研究

一战期间,欧美相关政治力量在通过建立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上,达成共识并进行了相关的筹划。一战后召开巴黎和会,协约国在借鉴一战期间关于国联各种构想的基础上,建立了国联及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但该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国际政治的结构,加之在自身设计上存在很多漏洞,使得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在调处一战后国际争端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评析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后国际环境保护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事件。大会的召开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范围的环保主义高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上,南北国家代表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几个主要焦点议题产生了分歧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了世界各国在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一般性原则。二是制订了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战略措施。     

日内瓦会议:新中国多边外交的初步尝试

日内瓦会议作为新中国以大国身份参加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也是新中国开展多边外交实践的初步尝试 ,其成就主要体现为推动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搭建中美沟通的桥梁和改进中英关系。尽管由于冷战格局和“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制约和影响 ,日内瓦会议作为多边外交实践的作用和功能无法和今天意义上的多边外交相提并论 ,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 ,仍然不失为一次比较成功的多边外交实践     

新时期人民政协界别变化的特点及其原因

新时期人民政协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前四届相比较,无论在界别数量、构成成分还是在界别设置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以及加强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原因使然。人民政协的不断发展、完善,对于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精英、舆论与外交: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代表

1921年底,余日章和蒋梦麟作为国民外交代表参与华盛顿会议。他们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舆论监督,力促政府代表早日提出山东问题。当会外谈判成为现实后,他们又力促政府代表早日解决山东问题;并利用各种渠道构建一个舆论宣传网络,努力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揭露日本侵略中国权利的实际情形。余日章、蒋梦麟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活动堪称1920年代初期中国精英利用公众舆论影响政府外交的一个典型。     

厦门特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探析

本文分四个阶段回顾了厦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特区经济发展的历程 ,从投资主体、投资方式、投资领域和投资规模的角度 ,分析了厦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并细致考察了厦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猛的动因 ,阐述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特区经济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 ,作者针对厦门特区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仍存在的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 ,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危机管理视角下的绥靖行为论析

20世纪30年代英法等西方国家对纳粹德国实施的绥靖政策,一般被认为是鼓励希特勒侵略胆量和野心、最终导致二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在日后甚至发展成了国际政治中软弱无能、胆怯和丧失原则的无益让步的代名词,即所谓"慕尼黑类比"。在"慕尼黑类比"的阴影下,"绥靖"一词被严重污名化,沦为政治攻击的工具,用以反对任何正常和必要的国家间谈判、妥协和友好交往,为强硬外交乃至战争铺路,产生了严重的国际政治后果。但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绥靖可以是一种通过向对方做出不对等的利益让步来化解危机、避免战争的理性手段,它是一国在面临他国直接威胁挑战或危机情形下,当相互妥协、威慑与强制外交等其他手段都失败或不可行,从而使危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国家基于成本收益计算和利害权衡,为了避免战争而做出的最后努力。未来研究中应摒弃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发掘更多绥靖案例,对诸如绥靖政策何以成败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于国际政治中的绥靖现象的理解。     

威尔逊国际政治思想探源

长老派家庭的宗教背景是构成威尔逊国际政治思想的哲学来源。威尔逊的国际政治思想深深根植于他对英美民主政治的信奉。威尔逊对美国独特性的理解(美国例外论)和对边疆学说的接受影响着他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作用的看法。威尔逊国际社会改造的思想是美国国内进步主义改革思潮向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次延伸。     

清代贵州锦屏林木交易习惯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清代锦屏林木交易习惯,以契约、碑文等为主要载体,在南方山地少数民族习惯法中属于初阶成文[1]形式的习惯法。它们不仅反映了当地历史上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而且也是老百姓自觉地创造民间法和政府正确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治理边疆的真实写照。本文兼采描述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田野调查的情况作一定层面的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