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广东四邑侨乡匪患与华侨护乡

论文介绍了民国时期广东四邑侨乡地区的匪情及其产生的原因、海外华侨参与四邑侨乡治匪的方式和举措;分析阐述了匪患期间华侨护乡的效用及其影响因素。从民国广东四邑地区治匪的个案来看,侨乡与华侨社会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人员、资金、信息等要素的跨国流动,海外华侨的积极参与在治匪护乡活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华侨这种外部力量对侨乡社会的作用时,不能忽视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对侨乡社会的影响。尽管华侨在四邑侨乡具有一定地位,起到一定作用,但其力量无法与中国乃至四邑的腐朽势力相抗衡,结果致使其维持治安的效用有限。     

国际化与地方化：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

近代中国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深受海外移民的制约和影响。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海外移民在推进侨乡现代化的过程中,强化了原有的乡土社会文化传统。本文通过考察闽南华侨的跨国生存状态、侨乡社会权势的转移及侨乡社会文化的传承,探讨近代闽南侨乡的国际化与地方化进程。所谓国际化,是指闽南侨乡的社会经济中心不断外移,海外华侨成为闽南侨乡的地方精英,海外世界与闽南侨乡的联系日益密切。所谓地方化,是指闽南侨乡的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移,侨乡建设与地方公共事务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本地社会文化传统得到了更新和延续。深入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探讨全球化时代地方传统的发展前景,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侨乡研究：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不同解读

在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中,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基本的出发点和主要的关注点。在考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时,侨乡是考察和理解华侨、华人“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参照坐标。这不仅因为侨乡是华侨、华人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主要区域,是海外移民影响祖籍地社会、文化的“独特风景线”,还因为侨乡研究是透视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实证性研究。虽然海外移民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但侨乡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移民的产物。     

粤闽侨乡先行改革的社会成本分析

东南沿海所具有的侨乡禀赋与特殊优势 ,使之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成为先行地区。作为海外社会资源载体的华侨华人与港澳同胞 ,不仅通过捐赠款物和直接投资等形式全面参与和大大促进了侨乡经济改革进程 ,而且侨乡地方政府与普通民众 ,通过与海外乡亲的密切联系 ,一方面从中学习和获得了兴办企业、改进管理、开拓海内外市场等方面的经验与资源 ,另一方面 ,开阔了眼界 ,解放了思想 ,为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排除了不少阻力 ,减弱了社会动荡。凡此 ,降低了改革的成本 ,加快了改革的进程 ,推动了经济起飞。在此基础上侨乡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与经济持续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同时 ,沿海侨乡的成功经验与社会资源逐渐向内地传导 ,又降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本。     

华侨华人与侨乡文化互动的多重性——评《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海外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侨乡在短短的20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侨乡的变化与海外华侨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并由此向前延伸,讨论整个20世纪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方面研究的著述逐年增多,成果喜人。但是,全面、系统地研究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之间关系的著作却不多见。2006年9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郑一省博士的新作《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海外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研究》,值得关注。     

广东潮汕地区海外移民形态的新变化

论文介绍了广东潮汕侨乡自由移民的历史传统,分析阐述了该地区移民形态以及与海外经济联系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广东潮汕地区的人口迁移,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侨乡人口迁移从传统的海外自由移民与国内移民并重,转变为以国内移民为主、海外暂居为辅,从而加速了海外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国内归侨侨眷社会向侨属社会的转变。随着侨汇的枯竭,侨乡相应衍生出“旅游贸易”和“非法务工”等涉外经济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当今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国际流转在潮汕侨乡的具体体现。往返于侨乡和海外、从事海外贸易和劳工作业的群体,带有传统意义上的“侨”的色彩。这些新的侨情变化,应该引起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广东澄海侨情变化与思考

澄海市是广东省重点侨乡 ,在潮汕侨乡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改革开放后 ,澄海凭借其海外关系众多的优势 ,大力推展侨务工作 ,动员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支援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近年来 ,澄海侨情却发生悄然的变化 ,华侨捐资锐减 ,投资不旺 ,显露出该传统侨乡盛极而衰的种种症兆。究竟是什么因素削弱、制约了澄海侨务工作的优势及其发挥 ?该市的侨情变化 ,是否反映了在潮汕地区这样的中国传统侨乡 ,其“侨”的优势正逐渐丧失 ,侨乡特质行将淡化 ?本文就此进行了探讨     

试比较广东侨乡近代建筑审美文化特征

广东化以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而见长。由于历史的原因,广东海外华侨众多,成为中国最大的侨乡,拥有华侨华人2000多万,占全国三分之二。中西化在这里交汇碰撞,形成独特的侨乡化,五邑侨乡、潮汕侨乡、兴梅侨乡等又因各自独特的人背景而蕴涵独特的审美化,     

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以广东梅县为例

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以学界研究较薄弱的山区侨乡——梅县为研究区域,对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华侨在率先投资近代工业中,注重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西方近代企业制度及经营理念。在侨乡工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华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文化视野下新侨乡跨国网络治理的构建——以湖南邵东为个案的分析

论文以湖南邵东为案例，从社会文化视角阐释中国一个内陆新侨乡的形成及其跨国网络治理的建构机理。邵东新移民的阶层构成及营商特征，使其在移民海外后仍与家乡保持着频密的联系。在侨乡政府与海外移民双向互动过程中，构建了以人员流动、慈善捐赠和文化认同为治理主线的三大跨国网络，呈现出制度化、组织化的机制特点。同时，邵东侨乡在跨国网络治理中形成纵横两种体系。横向上，侨务部门与海外移民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二者通过合作交流构建伙伴关系；纵向上，通过省、市、县、乡、村不同层级治理单元的协调与配合，使海外移民有效参与到侨乡治理中。这一纵横交织的治理体系构成邵东跨国网络治理的脉络，是侨乡振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变化——以潮汕和五邑为例

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受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其社会生活方式与风俗文化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首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出现了渐趋"洋化"的生活方式;其次,在风俗文化上出现了传统习俗基础上结合"出洋"的怪异习俗;最后,在社会风气上,一方面出现了奢靡腐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新的文明之风突起.本文以潮汕、五邑为例,探讨海外华侨华人对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影响.     

关系邻近性视角下的海外华商与侨乡经济——以改革开放后广东潮汕地区为例

论文以传统侨乡潮汕地区改革开放40年来的产业经济发展进程为例,借助经济地理学中关于"邻近性"与全球化区域发展理论的前沿研究,通过比较海外华商在侨乡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扮演的角色,探究了海外华商影响侨乡经济的机制。研究发现,与海外华商建立的关系邻近性,曾经是侨乡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关键,为侨乡带来外资并引领了出口型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海外华商对潮汕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从重要到式微,反映了关系邻近性可能为其他类型的邻近性所取代。近年来,潮汕地区出现的新现象,则暗示关系邻近性有重新发挥作用的潜力。全面理解华侨华人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动态影响,需要我们跳出"侨乡"的局限,从全球化以及区域发展的角度加以解读。     

简论日本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

本文将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分为近代和当代两个时期 ,指出近代神户华侨社会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四个特征 ,认为近代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是以火柴贸易和生产为中心的关系。改革开放后 ,虽然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有了恢复和发展 ,但这种关系缺乏坚实经济关系的基础 ,是一种“根”在神户的关系 ,而不像新中国成立以前那种“根”在中国的关系 ,这是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在近代时期和当代时期的主要差别 ,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神户华侨华人社会本身变化———即落地生根的结果。不过 ,未来新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动态却值得注意     

近代旅日闽侨与侨乡联系探究(1840-1945)

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不同的区域,华侨与侨乡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联系状况。基于普通华侨社会生活史的角度,考察了近代旅日闽侨与侨乡的多元联系及其演变形态,认为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华侨,与侨乡社会保持了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逐渐成为侨乡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拓展了侨乡社会的外部发展空间,倡导今后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探寻其联系的不同方式及其影响,以期拓展日本华侨史研究的学术视野,深化对侨乡社会文化变迁的认识。     

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

本文以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多重网络的内容、结构及其在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中的作用.本文认为,多重网络是侨乡和华侨华人之间存在的一种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形成于两者的互动关系之中,且在互动中渗透和扩张.正是这种多重网络的存在和活跃,促使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的关系更紧密、更持久.     

侨批研究的力作 国际学术沟通的桥梁——评《亲爱的中国:1882-1980年的移民书信和汇款》

侨汇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达先生就在《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1]一书中讨论了南洋华侨汇款与侨乡建设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在林金枝教授的带领下,厦门大学的一批学者对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侨汇和华侨投资事业又做了扎实有效的工作。[2]在海外,日本的山岸猛和滨下武志先生侧重于对侨批网络的研究及其对近代中国和亚洲社会经济的影响。[3]这些研究无疑拓展和加深了我们对华侨、侨乡以及华侨与中国联系的认识。但是,上述研究都主要集中在对汇款的考察上,而对那些与汇款相伴而来的书信,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在汇款的同时,华侨也常常附上长短不一的书信,或报平安,或问家事,或安排汇款的使用等。这些书信被统称为“侨批”或者“银信”;国内的亲人收到汇款后,也往往会寄出一张简单的“回批”,作为对收到汇款的确认并表达简单的叮嘱。可以说,汇款和书信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两者一同编织了一个把侨乡和海外华侨社会联系起来的复杂和持久的跨国网络。     

“良都杯”华侨民俗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华侨（含华人与侨乡）是我国的重要社情,她有近千年的历史,我国各地都有华人华侨在国外,世界各国均有华人华侨之所在。无论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或者在国内的侨乡与归侨侨眷,他们都是炎黄子孙,由于他们有着特殊的海内外关系,因此便形成了一群特殊的人群与社会现象。     

海外华资对侨乡的投资探讨--以广东侨乡为例

包括港澳台资本及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华侨资本在内的海外华资,一直是中国外资引入的主力军,对中国大陆,尤其是广东侨乡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广东侨乡为例,论述了海外华资对侨乡的投资进程,并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出发,试对这一资本流入进程进行理论阐释.而且,通过对广东侨乡的分析,探讨海外华资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效应.     

光影中的民族认同--海外华侨与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与传播

论文考察了归国华侨与早期中国电影业发展的密切联系和华侨在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中,华侨在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一方面,在中国电影的起步阶段,一批海外华侨回国创办电影公司或投资参与电影制作,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另一方面,侨居海外的华侨亦在当地积极支持国产电影,建立了国产电影的发行放映体系、拍摄突出中国文化的华语电影。民族认同让海外华侨积极推动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使中国电影不断壮大,而国产电影的传播又进一步增强了海外华侨的民族认同感。     

内地劳动力与海外华人资本的结合--珠江三角洲侨乡研究

1979年以来,以港澳台资本为先导和主力的华商率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江三角洲侨乡落户,在带动侨乡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使过去侨乡传统的劳动力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本文通过若干个案研究,分析侨乡劳动力市场与海外华人资本的结合模式及其对沿海侨乡、内陆地区及海外华商三方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