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演说家是古希腊城邦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尤其如此。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与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既是城邦制度的产儿,也推动着它的不断发展;既享有体制内的"特殊话语权",但也受到它的严格制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努力维护公民权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消解着体制本身。     

戏剧公演与雅典城邦政治

以古典政治文化理念的视角来考察希腊公民集体社会生活,城邦戏剧公演活动实际上是城邦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雅典酒神节戏剧公演活动中诸参与者之种种表现,与他们在城邦公共领域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所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戏剧公演,反映出古典时代雅典城邦与社会、大众与精英、男性与女性、公民与奴隶等特定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无异于是对雅典政治真实面貌的生动展现。     

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作者认为,西方法治传统肇始于希腊城邦制度。古风时代希腊城邦兴起之后,纷纷以立法形式确立其政体,从而确立了法治体系,它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商议与决策的权利。以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雅典民主政治,更是将政治决策权赋予公民群体,而使得精英阶层处于从属地位。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有着一些根本性不同,尤其是其制度机制其实源于罗马共和政治。但它继承了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传统。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诞生于塞佩亚战役的惨败以及随后公民队伍成分变化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阿尔戈斯的基本制度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官员。与雅典等比较,阿尔戈斯官员的任期只有半年,并且受到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制约,民主特征鲜明。然而,阿尔戈斯议事会和官员的相对强势,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限制,使它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温和类型,其民主程度与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定距离:一方面,民主政治时代的阿尔戈斯虽然是一流强国,但它很少在希腊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希腊城邦世界,阿尔戈斯成功维持了政治独立,特别是能够在大约二百年中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民主的制度设计。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典时代阿尔戈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历史,也会丰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图景,有利于打破希腊史研究中雅典与斯巴达中心的倾向。     

梭伦改革的原因探析

梭伦改革的必然性是雅典贵族政治不能再继续下去。经济上,贵族政治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上,贵族政治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对外关系上,贵族的腐败无能严重削弱了雅典城邦的实力,甚至危及城邦安全。雅典复杂交织的矛盾,在独具特色的希腊文化氛围中催生出梭伦改革,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     

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简述

国内学者对于与古希腊城市相关联的城邦问题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中期.1957年,胡钟达先生在<历史教学>发表<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一文,率先指出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雅典城邦民主政制的决定性作用①,至20世纪80年代,在日知(林志纯)、刘家和、王敦书等前辈学者的努力下,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对希腊古代城邦史的研究不断深入.笔者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统计,自1985年至2003年,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希腊古代历史的研究论文约300篇,其中近1/3的论题是研究希腊古代城邦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②,专门研究希腊古代城市的论文、论著则较少.③.     

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

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廖学盛为什么在公元前６世纪至公元前４世纪的２００多年里,在古代希腊存在过雅典这样的实行民主制的城邦,这是全世界众多学者长期探索而迄今未取得共识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本人对于产生古代雅典民主的历史条件的认识,也在深化和完善。在关...     

阿吉纽西审判与雅典民主政治

阿吉纽西审判历来被视为民主可能破坏法治的经典案例。但透过对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等记载的深入分析发现,将军们在救援落海水手过程中,存在处置不当、救援不力的过失,导致雅典因非战斗原因大量减员,激起了雅典人的不满。在审判过程中,受命负责救援行动的泰拉麦奈斯及其支持者卡利克塞努斯等人利用雅典人的愤怒,在议事会提出非法议案,又利用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变化,两次击败了公民大会从法治途径解决问题的努力,致使六名将军被处死。这场审判与其说体现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不如说是希腊城邦固有弱点,使得精英阶级利用政治经验和势力以及民主政治的宽容,突破了雅典城邦的法治壁垒。阿吉纽西审判的发生,是长期战争对城邦制度的压力、将军们的失误以及精英阶级操纵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     

试析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同

苏格拉底审判被认为是雅典哲学家与民主政治冲突的典型案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的一致之处。苏格拉底将父子关系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认为公民是法律的产物,公民的出生、成长、教育都仰仗于雅典法律的规定。他之所以能自由地从事哲学事业,也是拜法律所赐。为了报答城邦,公民就应该遵守城邦法律、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并使用自己的"特殊禀赋"为城邦服务。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特殊禀赋"就是做一只教育公众的牛虻,叮咬雅典这匹懒惰懈怠的马,这也是履行公民职责、报答城邦的一种方式,符合雅典人共同的政治理念。因此,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民主是兼容的,而审判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偶然事件。     

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

演说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现象。它的兴盛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内在需要,并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政治领袖的演说家正是通过演说影响甚至左右民众在公民大会上的决策和陪审员在公民法庭上的判决。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决策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雅典民主政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雅典民主政治的危机与民主信仰的重塑

以人民主权为基本原则、以公民广泛参与国家管理为基本特征的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人民主权的发展,也使民主政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凸显。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遭遇的败局,富有阶层对民主政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对,令民主政治遭遇严重挑战。公元前5世纪末民主政治重建后,通过实现公民和解、提升法律权威、整顿思想,成功重树了对民主政治的信仰,确保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稳定。     

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众法庭的政治权力

1990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希腊城邦·从荷马到亚历山大》的论文集,收入了哥本哈根大学古代史讲师莫根斯·赫尔曼·汉森的近作,题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众法庭的政治权力》。 文中指出,存在于许多现代社会中的司法独立,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或明或暗地把古代雅典的民主与现代民主加以类比,并且断言,在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中,政权属于公民大会,司法权则归于祛庭。对史料的进一步研究揭示了与这种看法不同的     

狄奥尼索斯崇拜与雅典民主政治

在雅典,狄奥尼索斯崇拜等宗教活动与城邦政治彼此和谐地交融在一起。狄奥尼索斯崇拜具有消融社会等级界限、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性的功能,在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中弱化了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对塑造雅典民主政治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梭伦改革前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形象大量地出现在瓶画等艺术作品上。庇西忒拉图时期,建立了城邦共同庆祝的城市酒神节。克里斯提尼改革时,酒神颂歌比赛成为融合各部落团结的重要手段。而在雅典民主政体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城邦对狄奥尼索斯崇拜活动也进行了细致的管理,城市酒神节成为表达城邦意识的主要场合。     

古代雅典的民主与法治

古代雅典的民主与法治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两颗璀璨夺目、交相辉映的明珠。雅典演说家艾索克拉底说过:“我们的法律是大众的利益,并且对于人道的生活具有重要的贡献。”本文拟就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作一初探,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许会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

伊索克拉底受到书面表达方式所面对的受众范围以及当时的政治局势影响,在《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采用"模糊话语"的修辞策略,呈现了关于"领导权问题"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城邦联合领导权"与"雅典领导权"。伊索克拉底在创作《泛希腊集会演说辞》时,口头与书面两种创作方式并存,这篇演说针对雅典城邦发表,或面向全希腊传播,前者适合采取口头的表达方式,而后者更适合采取书面信息传递。若《泛希腊集会演说辞》面向全希腊传播,伊索克拉底需采取"模糊话语"的策略,满足不同城邦受众的政治利益。他的政治观点受到了公元前390—380年间希腊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而发生转变,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是斯巴达在古希腊当时的历史实际中所拥有的权威与作者自身对于雅典霸权的呼吁调和的结果。     

铸造猫头鹰——古雅典钱币的历史考察

正雅典是古代希腊重要的城邦,她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雅典钱币正是这一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历来也是钱币学家研究的热点。虽然希腊钱币早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是目前尚无论著对雅典这一城邦钱币的历史演变进行考察①。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近年出土的考古文献和实物资     

城邦制度下希腊妇女地位探析

<正>要开展希腊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需要从两个最有代表性的雅典和斯巴达的城邦来重点分析。虽然它们同为希腊城邦,但受地缘政治,文化遗产的影响,两个城邦的妇女生活和地位有显著差异。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雅典妇女的地位和未成年人相当,属于被统治者,被排除在公民生活之外,只能间接属于城市。他们不被允许参加公民大会,享有的政治权利必须通过保护人才可以获得,保护人通常是由他们的父亲,丈夫或其他男性亲属。他们生活在保护     

评《古希腊民主制研究的历史考察》

古代希腊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度,作为一项伟大的政治试验,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众多的争论.希罗多德认为平等是一件绝对好的事情;伯里克利把它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来歌颂;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认为它是唯一可以实行的政体.但从民主产生之日起,对它的反对也同时开始.据说希波战争时期,就有寡头分子试图颠覆雅典的民主政治.对古典时代诸如柏拉图之类的思想家来说,民主政治或者是煽动家和暴民的统治;或者是穷人对富人的压迫;或者是无政府状态.这样一份是非杂糅的遗产,自然让后世的人们在发掘古代民主的价值之时,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罗马人、中世纪的欧洲人、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和古典学家,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都对古代民主制度发表过自己的看法,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浅析古代希腊社会的演说传统

公元前5世纪末到前4世纪,在古希腊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演说家,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后世学者们在分析其中原因时,普遍归结于城邦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修辞学的兴起。本文在承认这两个原因的同时,试图从希腊前古典时代的广阔历史背景出发,以前古典社会的口语传统为基础,为演说家群体在希腊历史中的勃兴寻找制度和技术以外的根源——古代希腊社会的“演说”传统。它包括三个方面,即口语交流在前古典社会的主流地位、城邦政治与贵族政治的非暴力性和小亚细亚“爱智”风潮的兴起。在长时间缺少有效文字和廉价耐用书写工具的古代希腊社会,正是这三种因素共同促使形成了古希腊社会所谓的“演说”传统。     

雅典议事会司书考述

议事会司书是雅典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重要职官之一,负责城邦公共文书的记录和保存工作。随着古典时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议事会司书制度经历了两次重要变革:一次可能源于厄菲阿尔特改革,五百人议事会以部落为单位分成十个轮值议事会,轮流当值,处理城邦要务,此举导致议事会司书亦须每年选任十次;另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议事会司书选任的方式、资格以及任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民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