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入砚亦风流

《金石索》云:“古者方曰碑,圆曰碣,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亦曰石刻。”所有用文字摹刻在石上的均可谓之石刻,碑仅为其中的一种。《说文》云:“碑,竖石也。”其中尤以汉碑最负盛名,其中不乏书法艺术的奇葩。如《礼器碑》、《曹全碑》等,在汉隶书体中独树一帜,字体清秀俊美,笔势和畅,如行云流水,悠然飘逸,是我国汉代书法名碑之一。     

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新书简介

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2月正式成立,设有文史、哲经法、教育、外语、自然科学三个编辑室。现已出版发行下列新书: 汉碑集释高文著3.10元本书广收汉代著名碑刻及摩崖石刻五十九幅,影拓原文(部分)十六幅,附作碑介、考证、注释,并录有汉碑影印本、石印本的名称与出版处,全书四十二万余言。作者高文教授长期致力于汉碑的研究,并对碑刻的书法艺术多所阐发(已售完)。     

《何君尊楗阁刻石》发现及考释

2004年3月,荥经县烈士乡境内发现一汉代摩崖刻石。经专家考证,确认是《何君尊楗阁刻石》。此碑自宋、清、民国献屡有记载,为汉隶碑刻、西南古代交通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聚散俪松居（四）——王世襄的书画情缘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一,书法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以毛笔为表现工具的一种线条造型艺术。在数千年间,汉字经历了篆、隶、楷等发展阶段,可以说是技法日精,在文字书写的点画篇章之间,不仅表达出了作者的性格、情感、意趣、素养和气质等精神因素,而且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至于书法之大要的用笔、结构和章法等,如果从商周甲骨文、两周金文、秦篆、汉隶,以及魏晋到唐宋楷、行、草来梳理的话,可以获知中国书体真是繁复多彩、流派众多,     

都江堰渠首新出土汉碑及相关问题

都江堰渠首新出土石刻雕像、汉碑、石构件等文物。其中的汉碑可定名为"郭择、赵氾碑",碑文记载了此二人为太守之史,受太守委派负责维修北江塴工程,此碑是郭择、赵氾二人监作北江完工之后,为吏民所立,并追述郭、赵二人生平及善举义行。碑文最后叙述了塴吏和劳动者出钱为郭、赵二人立碑的经过。此碑乃生为立碑,是有关都江堰的最早的实物资料。     

南阳市博物馆藏三通汉碑

南阳市博物馆珍藏的张景造土牛碑、汉中赵君之碑和故宛令益州刺史李孟初神祠碑三通汉碑。现存国内的汉碑数量较多,风格类型多样。清代王澍在评价《礼器碑》时曾指出汉碑"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本文对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三通汉碑的时代、碑首的形制、碑文的内容以及书体的风格等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三通汉碑的异同和各自的特点。     

丹棱唐代松柏铭碑

丹棱县的唐代道教隶书石刻碑—松柏铭碑,近年来经有关专家和书法家的多次考察研究,已确认为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物。 这碑在丹棱县龙鹄山唐代道教摩崖造象石窟群中的摩璧龛窟内,建于唐代天宝九年(750年),保存完整。碑高220厘米,宽154厘米。“松柏之铭”的碑额,为小篆;碑文589字,     

唐《重修北岩院记》新探

四川省资中县北岩摩崖造像,是一处规模较大、数量较多而集中的石刻造像群。《重修北岩院记》是记载唐代资州北岩佛教发展历史的重要石刻文献。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材料,可考知碑中"前定边节制大夫、扶风公"为窦滂,北岩摩崖石窟第30龛的造像年代在咸通末年。同时,订正《资治通鉴》中记载窦滂由定边军节度贬康州司户实为"斥徙"资州刺史的错误,并增补《唐刺史考全编》资州卷任职刺史一则。     

山西安泽北齐上寨摩崖造像

目前山西省现存摩崖造像67处。其中21处为北齐,仅11处存有确切的纪年题记。上寨摩崖石刻造像是这11处中最早的一处北齐摩崖造像,其造型设计和雕刻手法是在汉代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由粗简向精湛发展,超脱出了汉代石雕古朴粗略的技法,是艺术构思和雕刻技巧都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表现。对研究中国美术史、佛教史、古代西服服饰史均有较高的价值。     

汉碑所见“道桥掾”考

汉代地方属吏设有负责主持筑路架桥诸事宜的“道桥掾”。此职文献无载,仅见于汉碑材料。论者一般均据《隶释》卷十五《汉安长陈君阁道碑》文末关于“时道桥掾董□□”的记载,认为“道桥掾”是秦汉时“县属吏”中“主管交通方面的诸曹”之一(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6页)。然而,汉碑所见“道桥掾”是否只限比例?“道桥掾”是否仅仅限于县置?县之上的郡或相当于郡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否也设此职?这些问题,显然有进一步搞清楚之必要。今特撰此文,以就教于治秦汉职官史与交通史诸君。考《隶续》卷十一载有《武都太守职勋碑》与《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以下简     

大足《韦君靖碑》与韦君靖史事考辩

大足北山佛湾有《韦君靖碑》摩崖石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补史籍记载之遗缺。本根据碑与有关史书记载,对唐末两川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人物活动作了考述。     

秦“峄山刻石”

西安碑林不仅是我国古代经典石刻藏存之处,亦为历朝书法名碑荟萃之地。然而与隋唐以后屡百盈千的碑石相比,所存汉碑较少,而汉代以前(包括具有文物价值的复制品)的碑刻则更是凤毛麟角。在碑林第五陈列室一个并不显眼的角落,     

北大学人之三:钱玄同与简体字

汉字是保存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维系国 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进行交流与往来不可替代的工具。汉字历史悠久,自殷代的甲骨文而金、篆、隶、楷、草、行,不断随时代而发展变化,或隐退,或创生,或简化,或繁化,生生不已,至今仍在发展中。历史上的不谈,最近一次的汉字改革,肇始于本世纪之初。照汉字革命的旗手钱玄同的说法,甲午（１８９４年）战争,“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中国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则汉字的难认、难记、难写是一大障碍。因此中国的有识之士希望改变这不适…     

成都天府广场出土《李君碑》简论

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出土的东汉蜀郡太守《李君碑》,蕴含了重要历史信息。《李君碑》开篇5句叙述了汉顺帝初期的历史:一是表明了汉顺帝继位的正统性、合法性、曲折性;二是指出了顺帝时聘贤人、崇经学、兴教化、美风俗等善政。《李君碑》中还记载了吴国李君的先祖情况,为李姓起源和李姓始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更早的史料。汉代尊尧,有"汉家尧后"之说,《李君碑》两次提到汉朝与尧的关系问题。"受尧余则"、"曹国是循",是说应遵循尧的治国之道,以尧的教化之道治理天下。《李君碑》相关文字说明尧在汉代政治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汉碑姓氏隐含的文化信息研究

汉碑碑文中包含的姓氏具有多方面研究价值,可以推测汉代姓氏存在的真实面貌,可以研究姓氏从先秦到汉代的分化合流,可以补正大型辞书在姓氏收录、书证等方面的疏漏,可以探讨古人命名、取字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心理。因此研究汉碑姓氏中隐含的文化信息是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的。     

征购汉刘熊碑记忆

正汉《刘熊碑》全称:酸枣令刘熊碑,是著名的汉碑之一。碑文取隶书,现存拓本已是石碑断为二石后所拓,上块残石存5行,每行12字;下块残石存原碑的下半截23行、每行17个字。对于此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便已有记载,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城的《金石录》等也有著录。南宋洪适的《隶释》又详记了碑文,可知此碑在南宋前尚未断毁,后来不知何时残断为两块,断毁的残石亦下落不明。该石碑流传至今的墨拓本极稀少,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中有双钩摹本,翁亦未曾见过原拓本。     

唐《多宝塔碑》考跋

现存西安碑林的《大唐多宝塔感应碑》,系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四十四岁壮年时作,与其晚年所书之《麻姑仙坛记》、《中兴颂摩崖》、《颜氏家庙》等碑风格殊异,故尤为后世书家推崇。清儒王虚舟云:“公书以骨力健古为工,独此碑腴不剩肉、健不剩骨,以浑劲吐风神,以姿媚含变化,正其年少鲜华时,意到书也。”毛凤枝尝谓:“此碑书法端整,无一懈笔;学楷隶者从此入手,可免欹仄倾斜之病,与欧阳率更《九成宫》,皆楷法中玉律金科也”;故钱大昕亦云:“公书模楷百代,独此碑后人尤嗜之,几于家有一本矣”。上引清儒所     

泰山经石峪刻经探究

泰山经石峪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摩崖刻经,在中国宗教史、书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书体以隶为主,兼具楷、行、草、篆等意。此外,刻经者在经文选材、刻经选址及刻经创意布局等方面都独具慧眼。因为刻立时间、目的、书者皆无记录,且刻经似未完工,而给世间留下了许多谜团。本文从书者、选址、经文、书法、工程情况等方面进行探秘解读,揭开泰山经石峪的神秘面纱。     

亦汉亦魏:《司马芳残碑》的时代及意义

《司马芳残碑》的碑主是不是司马懿之父司马防,尚存若干疑问。此碑所载的碑文、故吏和世系等内容以及碑首阴阳两面双螭造型和字体特征,具有强烈的汉碑色彩。但是,碑阴故吏题名中籍贯的北魏色彩(即杜县和霸城是北魏而非东汉之建置),显示此碑很可能是北魏司马氏或相关人员根据旧碑翻新和改刻的。碑阳末行文字和其余部分极不统一,应该是北魏或其后人们所补刻的。北朝司马氏追祖西晋帝室蔚然成风,即便碑阳末行文字是司马准所刻,也并无攀附祖先的证据。此碑碑阴同时刻写世系和故吏,具有从汉碑向魏晋碑志过渡的性质。不同时代的历史信息,很可能累积在一份看似时代明确的碑刻之内。     

碑刻、摩崖

陕西的碑刻及摩崖题刻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清代集金石著录大成的《金石萃编》中,收录的陕西金石就占全国的半数以上.据记载,陕西最早的石刻文字有上古‘阳虚岩壁二十八字”、传为夏代禹王所刻的“嶓冢摩崖”和秦“石鼓文”、“诅楚文”,今除“嶓冢摩崖”尚残存于原地、“石鼓文”藏北京故宫外,其余二品已失佚.在全省现存的逾万通(方)碑刻和摩崖中,汉代至元代的有160余处、300余通(方)(不包括墓志和绝大部分墓碑),内容包括记事、颂功、石经等类.以处计,关中地区占三分之二以上.肇建于北宋的西安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