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

明清时期,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交界地带是尚未纳入王朝直接管辖之下的"生苗"聚居区,被称为"苗疆",属于明清王朝的"内在边疆"。明代中期以来,明廷在以湘西凤凰腊尔山为中心的苗疆地区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隔绝"生苗"和"熟苗",加强对内在边疆的控制。明嘉靖《麻阳图》和万历《楚边图说》表现并强化了"苗疆"的存在。清代苗疆内在地缘结构改变,黔东南、桂东北取代湘西成为"生苗"聚居中心,康熙、雍正初年的疆域图中绘有三块"生苗"空白区,标明了清王朝疆域内的"化外之地"和"内在边疆",反映了清王朝的"疆域观"和"族群观"。随着雍正朝经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清王朝国家权力的空白地带--"生苗"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国家政区,作为"内在边疆"的苗疆最终消失于清王朝的版图之中。疆域图生动表现了清王朝统一的深化和国家的内在拓展。     

从现代地名看苗疆地区土司军事活动——兼论苗疆地区土司军事建制及防御系统

苗疆地区地处西南边陲,民族众多,历史时期一直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区域.元明清时期,为了更好的统治这一地区,开始在这一地区实施土司制度,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由此土司通过其在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对苗疆地区实施统治,产生了政治、经济、军事活动行为,影响苗疆地区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融入苗疆地区历史进程,对苗疆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正史资料记载外,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名中也留下了大量与土司活动相关的地名,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坊间流传,更加真实地体现了土司制度对于苗疆地区基层的影响之深.本文拟从现代地名遗存中发现并讨论苗疆地区土司的军事相关的活动与建设,以更为贴近现实的角度了解土司制度在基层地区的实施.同时,也通过苗疆地区现代地名简单的讨论土司制度对苗疆地区的总体影响.     

广西象州县古城址2015、2016年调查简报

2015年,象州县博物馆调查了境内的军田村古城址和大乌来古城址,发现一批石器、陶瓷器与建筑材料。为进一步明确这两座古城址的年代与性质,2016年7—8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象州县博物馆再次调查了军田村古城址和大乌来古城址,同时调查了附近的大普化古城址,发现一批秦汉时期的陶器、唐宋至明清时期的瓷器和建筑材料,初步确认了三座城址的年代。军田村古城址的年代应较早,延续时间也较长,至迟到明清时期还有人群活动。大普化古城址的年代下限应在明清时期,其年代上限或可早至唐代。大乌来古城址年代或在唐宋时期。两次调查为广西地区古代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同时对填补桂中地区乃至岭南地区的古代社会发展史也有积极意义。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图书出版简况及特点——以四篇藏书目录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甘州、肃州两地现存四种藏书记及其所附书目的解读,发现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图书传播事业总体比较滞后,而且逐渐趋于保守、科举化。而这种变化又和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时代特点以及国家统治思想息息相关。     

CONTENTS

MONOGRAPHS Return to ＂the Ancient Borderland Corridor of Miao Ethnical Group＂ （古苗疆走廊 ） a New Way to Research on Southwest Region, Nationalities and the Develop- 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Yang Zhiq...     

论清代“苗疆缺”的演变——以贵州省所属文官为中心

"苗疆缺",是清朝为加强边疆治理,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官缺。这是集选任方式、历俸办法与升转规则为一体的选任制度,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就贵州省而言,康熙中期,经科道、督抚奏请,订立在外调补和三年即升之例,苗疆缺初步创设。后因朝廷用人理念变化,制度被迫中止,然不久即于雍正中期重新订立,并分为三年即升和五年即升,苗疆缺正式订立。迨乾隆中期,为区别苗疆形势,再次延长历俸时间,改优升为久任,苗疆缺最终定制。这是清代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朝廷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对边疆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与久任之期相距较远。     

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

本文对明清时期的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迁徙进行了探讨。认为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刀耕火种游耕生产方式、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瑶族被迫从湖南及湘粤桂边界大规模向西南边疆及东南亚一带迁徙,并由此而引起瑶族人口和其文化中心的转移,形成新的文化特征,瑶族亦由此而成为跨境民族。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水文化探析

水文化是人们在从事水务活动中创造的以水为载体的各种文化的总和,也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探讨了水文化的内涵、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水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内容及其特点。     

论清代黔东南“苗疆”科举考试变革与变通原因及影响

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黔东南"苗疆"的有效管辖,遵循了"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思想,并结合黔东南"苗疆"的不知礼义、经济文化落后、"难以汉法治"的实际,对既定的科举制度进行变革与变通,即在黔东南"苗疆"开设"苗科"考试、"设苗籍进取之例"、推行灵活考生户籍资格管理、增加科举考试中儒家经典的内容等地方性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汉族人口的入迁、激发了黔东南"苗疆"民族子弟学习儒学的热情,增强了黔东南"苗疆"人民对中原儒家文化认同感,促进了民族融合,加强了清政府在黔东南"苗疆"的有效统治。     

明清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乡村聚落类型的地名研究

聚落的命名反映了人类在聚居时对不同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选择和适应。明清时期 ,走廊内由腹地的平原和低山丘陵区到两侧的中高山区都有人口的分布 ,受不同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 ,聚落的类型也比以前丰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及社会活动使走廊内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乡村聚落。明清时期走廊内有大量人口以家族或宗族为单位迁入 ,宗族势力的巨大约束及内聚作用使走廊内出现了大批以家族命名的乡村聚落。     

张掖西城驿冶金遗址调查报告

西城驿遗址地处河西走廊中部,调查初步确定该遗址是一处与早期铜冶金相关的聚落遗址,年代大致在2000BC-3600BC之间。调查采集到大量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过渡类型"时期的陶器、石器及矿石、炉渣、铜颗粒等遗物,对于开展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过渡类型"之间的关系及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铜冶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

"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历程。先秦时期的"西南"主要包括巴和蜀。汉晋时期,"西南"区域概念正式确立,包括巴蜀和西南夷地区。唐宋时期,狭义的西南是指唐、宋王朝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即唐代的剑南道、山南西道、黔中道,宋代的川峡四路;广义的西南还包括疆域外的南诏(大理)以及其它一些民族和王国。明清时期疆域内的"西南"出现了三种主要观点,较之前代范围有所扩大。近现代的"西南"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只包括国家疆域内的西南各地。"西南"概念及范围受地理方位、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动态性、模糊性、相对稳定性等特征,还有民族、边疆、政区、经济等多重含义。     

何处是“苗疆”？——基于地域与族群视角的评析

“苗疆”作为历史的地域概念,自明见于载籍,至民国被新的行政区划概念所取代,历数百年。其义或因时间、文化与政治等变化而有不同指向,但最终都归于广义抑或狭义的空间定位上。于明清具体历史情境,“苗疆”当在湘、黔、川交界处,主体乃湖南西部与西北部、贵州东北部与东南部。域内不仅各色“苗人”聚居,且与大量“土人”“民人”共处。在漫长历史过程中“,苗疆”各族民众交往交流交融日深,反映了明清以来“边缘”之地国家进程的具体面相。     

明清“苗疆边墙防御体系”文化景观遗产价值剖析

苗疆边墙防御体系位于湘西苗疆地区,是我国南方山区体量最大、设施最健全的明清防御系统,是苗疆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军事文化、治边文化的共生体。苗疆边墙防御体系的兴建跨越明、清两朝,历经从单一的城镇防御空间、单个防御聚落到整体防御体系的构建过程。在防御设施总体空间布局、防御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同时对居住环境和区域内的山水资源进行了整体的营造,在有限的山地地区构建了宜战、宜居、宜耕的特殊人居环境图景,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屯田戍边""因地之形,用地之利"的军事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山地人居思想。整个防御体系在时间、空间、精神维度方面具有多重价值。为了强调和保护其作为文化景观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不仅要关注各遗产点的整体、协同保护这种空间维度的价值保护,还应该兼顾时间和精神维度的保护;挖掘场地特有的历史价值,空间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其特点的基础上进行重塑和提升;同时注重可持续地自下而上的保护模式构建。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西方古代玻璃器比较研究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从西周、春秋战国到汉唐,再延续至明清等各重要历史时期的中国古代玻璃器,同时也收藏有若干古罗马、萨珊和伊斯兰时期有代表性的西方古代玻璃器,具备丰富的古代玻璃器器型和样式。本文以对馆藏古代玻璃器的梳理为源点,挑选不同时期的代表性玻璃器,串联起玻璃器发展的大致脉络,以期对馆藏中西方古代玻璃器进行初步的对比研究。     

明清家法族规中优秀德育思想与理想成人的关系

家法族规在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明清时达到顶峰,该时期的家法族规在内容方面的规定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与纪律约束,这对理想成人的塑造有一定意义。本文对明清家法族规与理想成人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论述。     

大理州云龙县宝丰古镇保护与发展初探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宝丰,地处澜沧江支流沘江下游河谷地带,是云龙八大古盐井之一。宝丰明清为云龙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章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初步提出了保护与开发的思路、意见和建议。     

明清“三古”凸现清镇芦荻村

笔者在清镇市红枫湖镇芦荻村发现了明清时期的三处古遗迹：古驿道、古城墙、古营盘。“三古”见证了明清时期芦荻繁荣的经济社会发展。     

明清时期东莞红砂岩文化遗存分布规律探讨

梳理今东莞市辖区内明清时期的红砂岩文化遗存发现,其分布情况是：密集区在燕岭古采石场至古东莞旧城一带;稀疏区一在西北的网河平原地区;一在东南的山区。利用明清史料分析认为,密集区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明清时期莞人致力于修堤治水,促进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进而促使此地大兴土木修建各种建筑物所致。,网河平原地区形成居民点较晚;山区经济欠发达,较大规模的建筑少,并盛产花岗岩以替代,故而稀疏。最后认为,今东莞市明清时期红砂岩文化遗存的分布,实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论雍正时期鄂尔泰苗疆治理思想的演变——以黔东南为例

鄂尔泰治理西南期间,治苗思想不断演变,其中在黔东南地区的苗疆治理因耗时耗力最多,最具代表性。鄂尔泰治苗始终坚持"剿"、"抚"并行,但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谬冲之战后的诸苗归化让鄂尔泰自信通过"招抚"即可管理苗疆。八寨事件发生后,鄂尔泰"以抚为先",只对个别闹事苗寨的头人进行了严惩。丹江之战时张广泗动用了大兵,其中"以苗制苗"的手段既节省了朝廷兵力,又实现了苗寨之间的制衡,同时期方显在清水江地区的招抚顺利进行。治苗后期,由于部分归顺苗寨的反复起事,再加之来自雍正皇帝的质疑,急于求成的鄂尔泰开始迷信武力,治苗政策转为"以剿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