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官议叙制度考略

史官议叙制度是清代文官奖励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激励参与纂修史书的史官。清承明制,将议叙范围扩大,运用于史馆修史,形成修史机构议叙管理机制。嘉庆朝编《大清会典》,又将史官议叙法规化。议叙内容根据史官出身和品阶不同相应有差,包括加级加纪录、加衔、提前开复、获得选官优先权等多种。终清一代,史官议叙制度吸引了大批士人主动投身到修史活动中,有效保障了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并由此带来士人职业观念上的积极变化。     

中国古代史官称谓内涵的嬗变

"史官"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经常提及和运用的名词或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早期的史官因其官为"史",故被后人称为"史官",后期的史官,则因其职为"记史"、"写史",而被称为"史官"。这种称谓的变化经历了天官和巫官、著作官和天官的分离过程,到隋唐时期,史官的称谓才固定为专指记录和撰述史事的官员。     

邢台出土曹魏时期彩绘鞍马牛车

1999年11月,邢台市物管理处配合邢台煤矿卧庄迁村工程进行物调查勘探时,在一座三国曹魏时期砖室墓中清理出彩绘陶鞍马1匹及彩绘陶牛车1辆。现分别介绍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职责与史学传统

在春秋战国时期,史官们承担着诸多方面的职责,他们所承担的职责,与巫、祝、卜职责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根本性的区别,要注意其中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史学传统开创的重要时期,而许多史学传统的开创,与此时期史官所任职责及其为履行职责所做出的努力,有密切的关系。     

从曹操墓看曹魏薄葬风潮

在秦汉帝王“厚葬”“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下,曹操作为乱世英雄却选择薄葬。曹操高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广为人知,并引领曹魏时期乃至魏晋时期的薄葬风潮。曹操生活中尚俭戒奢,死后丧葬从简。将考古发现与史籍所载结合起来,研究曹操在薄葬风潮中所起的引领作用,窥探薄葬风潮,意义在于丰富中国古代葬制、葬俗。薄葬作为曹魏时期兴起的丧葬方式,虽然之前已有薄葬思想,但作为制度大规模推行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在特定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下产生的薄葬风潮为我们研究社会礼俗、丧葬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曹魏景元元年朱书镇墓文读解

2005年5月,西安高新区新型工业园区广丰公司基建工地（位于长安区郭杜镇）清理了一座三国曹魏时期墓葬。该墓出土的一件灰陶镇墓瓶,小口外敞,平沿外斜,圆肩鼓腹,平底内凹,肩上钤有一枚印文,已模糊不清,瓶内尚存少量蛋壳残片。口径11、腹径27．5、底径19、高21．5厘米（图一）。其上朱书铭文有所脱落,尚有许多清晰可辨,或隐约可见,或可根据有关资料补上所缺之字（图二,封三）。尤为可贵的是纪年明确,为墓葬的绝对年代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同时也为研究当时的埋葬制度、信仰和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该镇墓文书体古朴娟秀,多具有楷书特征,尚存隶书意味,也为了解当时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现将这些资料一并公布,并试作解读。     

曹魏时期中央监察体制初探

监察机构是国家机器自我调节的重要一环,监督机构是否健全和监察体系完整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行政管理活动的进行。曹魏时期的监察制度在秦汉监察制度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御史台、尚书左丞、司隶校尉和校事一起构成了曹魏时期的中央监察体系。本文试根据有关文献对曹魏时期的中央监察体制做一初步探讨。     

浅析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加官对中枢决策的影响——以曹魏侍中为例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加官特别发达的时期之一,作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加官,侍中出现很早。到曹魏时,其职能发生变化,逐渐成为影响中枢决策的重要部门。本文以曹魏时侍中为例,对加官与中枢决策之间的关系作简要探讨。     

民族文化认同与北朝史官制度的发展

鲜卑民族之于北朝史官制度的设立、推进和创造,对发挥史学的民族文化认同功能起了重大的作用。北魏在继承汉魏著作官制的同时,发展出完备严谨的国史编纂制度。北朝几代史家则提出了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史学思想。至北齐,史官制度与史家主体二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催生了设馆修史这一新的机制,其对传统史学影响深远。这是北朝积极推进民族文化认同所结出的硕果,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和日后的民族文化认同。     

先秦史官与史学

本文认为先秦史官职责的演变经历三个阶段 :夏商史官基本特征是充当沟通天人的使者 ,宗教性明显 ;周史官基本特征是以“官”的角色定位而行使历史官之史的职责 ;春秋晚期至战国史官 ,带有许多士文化的特征。先秦史官历史演变是决定中国早期史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十六国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史学发展

十六国北朝时期史官制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的发展。这同当时的史官制度和史学发展两者之间有着比较有效的互动关系是分不开的。它主要体现在以起居注为主要内容的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国史编撰制度的初步确立,以及史官职掌和良史意识的有机结合等方面。     

思想渊薮——史官文化

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古训"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是中国士大夫阶层追慕和仰从的道统楷模。东汉史学家班固日"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正所谓卷帙浩繁的二十五史是史官修的"正史",此外的史书都被看作"野史"。班固又日"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可见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两大学说——儒家学说、道家学说是由史官文化升华、凝合而成。那么,这一官职制度如     

曹魏之交通

曹魏由于战争的需要,不论是在陆路还是水路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逐渐形成了以洛阳、邺城、许昌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为曹魏统一北方、战胜蜀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以后水陆交通奠定了基础。     

史官的厄难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也十分看重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史官。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炎黄尧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三代处于甲骨文、金文时代,史事记载有限,后人对其历史的追溯也相当简略。春秋时期有了竹简、帛书,史事记载丰富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释“上车不落则著作”

南朝梁史官制度沿袭宋、齐 ,史官选任多为出身中下层官吏家庭的才学之士 ,后期选官多滥 ,故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之讥 ,即把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僚子弟塞入著作 ,并非象《隋书·经籍志》所云 ,贵游子弟竞趋史官 ,以图虚饰。史官选任唯视门第 ,不问才学。其实 ,甲族子弟起家之选 ,多愿就秘书官 ,不愿拜著作官     

南朝的著作郎与著作佐郎

南朝的著作郎、著作佐郎作为国家的专职修史人员,在这一时期国家修史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只有把这两种官职的情况弄清楚,才能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的史书编撰。     

曹魏薄葬考

曹魏时期的薄葬是相对秦汉厚葬而言,薄葬与厚葬在考古遗存上各有具体的体现,曹魏通过对汉代地面标记性设施和祭祀性设施、地下居室性设施和随葬明器的简省,开创了以薄葬为特征的新的丧葬模式,并影响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     

契丹族史官与金代史学的发展

在金代,契丹族史官是具有一定规模和较大影响的史官群体。他们不仅在《辽史》编纂中充当了主力,而且在修起居注和编修实录中也奉献了才智。同时,他们还在弘扬和传承优秀史学文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增添了金代史学的民族特色,也为推动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两晋史官制度与杂传的兴盛

较之魏晋六朝的其它时期,两晋杂传的创作十分兴盛。著作郎为“清官”的性质,使其受到贵族与寒族士人的共同青睐。特别是两晋“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的史官制度,为寒微士人凭借文史著述之才进入仕途打开了一个门径,激发了寒士们对人物别传的创作热情,由此导致了两晋杂传的大量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