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考证补（一）

“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自上世纪70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位研究先进即对此提出责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本文作者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本文旨在说明,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本文亦说明,《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叫板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正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指的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图强的事件,被人们视为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是中国近代草根政治的开端。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与康有为针锋相对,另有一小撮守旧派"公车"也在上书,其中打头阵的是一位湖南邵阳籍的举人。晚清以来的邵阳,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虽然"旧不与中国通",却出了"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一步步把袁世凯扶至皇帝至     

张伯苓和他的学生王文田

“五四”运动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问题被提上日程。1922年,王文田等十名天津女子小学毕业生,联名上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请求创建南开大学女中部。这和张伯苓的想法不谋而合,他立即亲笔回信,请她们派代表来校商谈。     

民意诉求: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抗日决策的重要推力——以“各方吁请政府抗日案”为中心的考察

七七事变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致电、上书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表达强烈的抗日诉求,形成全社会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各界民众慷慨陈词,呼吁政府早下决断,出兵抗日,并表示愿为政府后盾。各方的"吁请抗日"体现了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民意聚拢、累积成一股巨大的压力,推动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最终下定决心,确立抗日国策。民意诉求可谓国民政府走向抗日之路的重要推力。     

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

1962年,我曾上书毛泽东主席保荐“责任田”。这件事,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许多关心这一历史事实的同志——无论是熟悉的还是仅见“上书”未曾谋面的,都曾约我写点回忆录之类的文章。真实反映历史原貌,是鉴往知来的重要依据。我已是66岁的人了,与其让后人去“捉迷藏”,倒不如乘现在能看能写之时,将这段历史真情和内心世界挑明,以尽晚年之责。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对“责任田”的热烈拥护,促使我向毛主席上书     

蒋介石施“烟幕弹”逃离大陆

<正>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携长子蒋经国由广州飞往重庆,亲自布置反共大计。负责守卫大西南的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等人联名上书,请求蒋介石长期住在重庆,使重庆成为反共复兴的基地。蒋介石说:"我在台湾创办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定陵出土金银锭探析

<正>1955年,郭沫若、沈雁冰、范文澜、张苏、邓拓、吴晗六人联名上书请求发掘明长陵,考虑到明长陵规模复杂,发掘较为困难,故先选明定陵进行试掘。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考古工作队完成了对明定陵的发掘,1959年,一批精美的出土文物由定陵博物馆借调入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就包括本文的研究对象—金银锭6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6件定陵出土金银锭,形制大小不等,铭文内容丰富,是明代中晚期赋税制度的实物体现,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全面披露、解读馆藏定陵出土金银锭基本信息,并运用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佐证的研究方法探究其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信息,努力实现“透物见史”的研究目标。     

云南省移卤就煤案史料选

抗战期间,云南省政府决定将矿卤迁至一平浪煎煮,即为移卤就煤,遭广大灶户反对,认为此举将导致民生断绝,纷纷联名上书财政部,请求维持原状或移煤就卤.本组史料反映了云南盐务管理局及当地制盐灶户对于移卤就煤案所持意见.     

新中国国号的确立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深夜,来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面知名人士,都收到了由周恩来、林伯渠两人联名的午宴请柬：“９月２６日上午１１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请柬中所说的“商谈重要问题”是什么呢？原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     

救时的偏方：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外交论

戊戌变法期间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即是允许司员士民不受限制地向皇帝上书,在大约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有457人次至少递交了567件上书。现存275件上书的原件和抄件。本专论这批来自中下层的官员士民上书中军事与外交的内容,由此观察在历史过程中的观念与思想。如果以世界各国已有的军事改革、外交改革的成功经验为标准,如果用以后100多年来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所走的曲折道路相对照,不难看出,司员士民在上书中提出的军事、外交上的诸策,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吻合,有些地方甚至背道而驰,在我看来,大多为救时的偏方。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经常感受不到改革的方向,也不知道这些改革究竟能行多远。     

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

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出土大批简牍,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随着整理工作的开展,部分简牍得以先行发表,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有的研究者已经撰文,对其中三件三国孙吴木牍进行了考证,解决了一些问题。同时,我与宋少华、罗新二先生也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对这三件木牍中的两件进行了解说。此外,我们还联名写过一篇文章,对木牍中涉及的个别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我们的文章,均属介绍性质,很多问题没有展开。现在,我拟对这三件木牍重新编排,并从程式、用语、性质以及定名等方面进行新的     

胡适与唐山

1930年,《胡适文存》第三集出版时,扉页上有这样的题词——"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李大钊长胡适3岁,胡适与李大钊相互知名当是在1917年前后,1919年胡李二人共事于北京大学,1919年至1924年联名发表的各类启事有16件之多,1920年8月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1922年4月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显示了政     

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

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曾出土两件唐代写本具注历日。一件出自二一○号墓(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73—76页),一件出自五○七号墓(载同上书第五册231—235页)。虽残破过甚,但均足唐代早期历书实物,对研究初唐历日制度和历书内容的演进,仍堪称珍贵。     

“公车上书”新解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词书,一般将“公车上书”解释为:汉代用公家车马送应举的人,后来就以“公车”作为入京会试举人的代称。“公车上书”是指一八九五年五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在北京应试举人给光绪皇帝上书的请愿。     

安徽六十年代的“责任田”与七十年代的“大包干”

安徽曾先后发生过两次农村改革：一次是以曾希圣为首的省委所试行的“责任田”;一次是以万里为首的省委实行的农业“大包干”。后一次改革,作为一个信号,迎来了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改革,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前一次改革,同样是一次伟大创举,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作者考析北大核心CSSCI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是一篇以弹劾大学士荣禄为主旨的上书,被"康党"、新党的诸多报刊竞相转载,影响巨大。但对于该上书的作者,目前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本文通过爬梳相关史料,考订该上书的真实作者,着重分析不同观点提出的缘由,进而窥探戊戌己亥年间清廷与"康党"、新党之间的矛盾关系。     

《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作者考析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是一篇以弹劾大学士荣禄为主旨的上书,被"康党"、新党的诸多报刊竞相转载,影响巨大。但对于该上书的作者,目前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本文通过爬梳相关史料,考订该上书的真实作者,着重分析不同观点提出的缘由,进而窥探戊戌己亥年间清廷与"康党"、新党之间的矛盾关系。     

黄文弼与沙雅之缘

黄文迅先生是中外著名的学者,他在地理、地质、古生物,尤其是考古方面建树卓著。关于他的生平业绩,国内外多有记载,本文不再详记。本文就其三赴沙雅、两渡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考古行踪作一记述。民国17年（1928）春,为维护祖国的尊严,民族的大义,北京各大学府的学者联名抗议北洋政府允许以斯文·赫定（瑞典人）为首的德国考古探险队到中国的大西北亚洲的腹地来考古探险。为此北洋政府不得不有所收敛其出卖主权的行径。德国最后提出组建一支中外联合考古探险队。当时的北洋政府便将这一任务交付给北京大学。黄文精先生是在国家艰难、民…     

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和人文精神

一孙中山是一代伟人。他的伟大在于他在推动中国乃至亚洲社会发展方面起了杰出的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暴露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腐朽,深受中国传统经世思想熏陶的孙中山于1894年上书李鸿章呼吁清政府主动采取革新措施。这次上书言政,虽晚于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但那时康有为已年满30周岁,而孙中山上书时还不到28周岁。清王朝拒绝革新,说明它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毅然走上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