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的农本思想及其特点

农本思想即重农思想,是康熙的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核。但是,农本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那么,是不是象有的学者所说:“康熙时期的经济政策,仍然是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受到重视,独立手工业和商业的地位低下”?康熙是否推行了一条“严格的重农抑商政策”?从大量的事实和康熙本人的言论看来,康熙具有农本思想是对的,可是他却没有推行过重本抑末的政策,更不用说“严格”了。他的农本观不同于传统的农本观,他的重农政策和传统的视农为本,视工商为末的政策有着重大区别。 由于农业是人类“生存与一切生产一般最先决的条件。在中国自有文字记载的殷商时代起就极为重视农业,西周迄于春秋,重农思     

秦朝灭亡原因管见

秦朝灭亡原因管见张鸣秦王朝从统一到崩溃只有短短十五年时间。原因何在呢？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外,秦始皇采取的“重农抑商”、摧残文化、“刑九赏一”等既危害百姓、又不利于统治阶级的政策,不能不说是加速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强本除末“强本除末”原是商...     

略论清代商业政策和商业发展

一历代封建统治者一般都打出“重农抑商”(或抑末)的旗帜,也很有一些史学研究者受其迷惑,认为“重农抑商”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的经济政策。其实这是误解。中国封建杜会各个朝代的统治者确实重农,但并没有“抑商”。如果“抑商”,那末,中国历史上商业的繁盛,以及富埒王侯的大商人的出     

略论商鞅的抑商政策

商鞅(公元前390-前338) 是战国时代杰出的改革家。他在秦国所实行的变法,创立了地主阶级统治的新型强国,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鞅的这一贡献为历来的史学家所肯定。然而,对于他在变法中所实行的抑商政策,却是褒贬不一,而贬者居多。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对此有微辞。近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迟滞两千年,与历代治国者的抑商政策不无关系,而商鞅,正是实行这种政策的鼻祖。范文澜同志也认为商鞅的抑商政策阻碍经济规律的发展,因此,“不仅不能行施于山东六国,即在秦国也不能遏阻重商的趋势。”     

西捻軍西北回民軍联合抗清斗爭

一、西捻军西北回民军联合抗清的历史渊源清朝实行反动的民族统治政策,在西北地区挑拨汉回两族关系,回汉两族人民间不断发生冲突,甚至演成大规模的“械斗”,清朝官吏处理汉回两族纠纷时,常采取“抑回护汉”的政策,继续挑拨两族关系,待事态扩大则采取“只分良莠,不分回汉”的屠杀政策,汉回两族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清朝这种反动的民族政策正如斯大林所说:在阶级社     

30年代英国对德政策浅析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进一步暴露了要同其它西方大国争霸和重新夺取殖民地的野心,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同英法争夺欧洲霸权的主要对手。但是,在３０年代中期以前,英国仍继续其在２０年代推行的“扶德抑法”政策,企图通过制造法德之间的“均势”和对抗谋求自己对欧洲事务的支配权。３０年代中期后,迫于德国威胁进一步增大的压力,英国不得不停止“扶德抑法”,开始拉着法国对德国实行有限度的绥靖政策,以维护其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地位。在欧洲战争爆发前夕,它又大搞祸水东引,企图利用苏德战争坐收渔人之利。     

试论商鞅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

重农抑商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个原则的最早提出者是商鞅。商鞅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抑商的前提是重农,确定以农业为立国基础的"农本论";"事本"还须"抑末",提出"轻金重粟论"。商鞅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国家粮食储备,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虽然变法在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某些负面效应,但总的来看应是瑜暇互见。     

“积户”与“见户”:里耶秦简所见迁陵编户数量

里耶秦简中对迁陵县编户数量有"积户"与"见户"两类不同记载。积户数多达五万余户,见户数仅有不到两百户。见户数是核验、钩校后确定的实存户数,反映的是一个时点(一个会计年度中的某一天)的户数;年积户数则是一年中每一天的实存户数的总和,反映的是一个时段(一个会计年度)的户数。秦始皇廿八年至卅三年、卅五年迁陵县实存152~191户,迁陵县编户人口大致为一二千人。     

試论秦始皇——秦始皇功大于过,“暴君”的称号应该翻案

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提出:“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曲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秦始皇在历史上是最受委曲的封建人物之一,几千年来,他被称为“暴君”,在这个称号之下,抹煞了他对历史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公正的,因此,替秦始皇“翻案”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我看秦始皇长时期在人们脑海中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与“孟姜女哭长城”及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两个故事,确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除此以外,人们对于     

《史记》标点商榷一则

《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1页)这两句话记述了秦始皇于是年的巡行和修建长信宫两件事。可译作:二十七年,秦始皇去陇西、北地巡游,越过鸡头山,经过回中宫。这一年在渭水南岸修建了长信宫,不久又把长信宫改名为极庙,以象征天上的北极星。问题是“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断句似不当。毛病在“焉”字上。一般地讲,“焉”字是一个指示代词兼语气词,作语气词又经常用在叙述句的句     

商人屡迁中的汤亳

不常其邑、屡迁其都是商人的一大特点,它成为探讨商人活动地域的依据。屡迁之邑,是指商先公、先王的居邑或都城(以下概称为都邑)。各都邑由何王(公)所迁,迁在何处,前人有过不少论述。 有关商人屡迁的最早记载见于《书.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后人多认为这是指成汤以后至盘庚时,商人共迁过五次都。这五迁之都的地名,在西晋《古本竹书纪年》出土之前还不完全清楚。《史记.殷本纪》与《书序》都列出四迁之地:仲丁所迁之隞(嚣),河亶甲所迁之相,祖乙所迁之邢(耿)以及盘庚所迁之殷(亳)。而在《古本竹书纪年》中,五迁之都齐备,即除有司马迁等所言之四地(邢作庇)外,还有南庚迁奄的记载,“于今五邦”得到了证明。同时可知,这五迁之地不包括成汤之亳都。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此似无异议。 至于成汤以前商先公之所迁,部分地点在先秦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但在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却     

浅说“迁海令”对深圳龙岗地区的影响

清顺治末到康熙初年的“迁海令”,是清王朝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对此,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论述不少。笔者想就“迁海令”,对深圳龙岗中东部地区带来的影响,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于1929年未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日本前外交官森岛守人、重光葵等著文否认其存在外,60年代中叶以来,日本一些历史学者发表文章认定《田中奏折》是“伪物”。中国史学界从70年代末开始,有不少学者认为《田中奏折》原始抄件来自日本,“伪造”说不能成立,也有论者强调《田中奏折》是“伪件”。     

秦直道调查记

一九八四年五月,笔者和中央美术学院靳之林教授对部分秦直道进行了徒步考察。一九八六年十月戴晓、白新民和笔者组成宜君秦直道考察队继续考察,十二月底结束(图一)。调查从咸阳市北出发至内蒙古包头市西,在考察中发现了五座行宫,九个兵站遗址和许多的“五里一墩”的锋火台。《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徒直道至咸阳,发丧。”《史记,蒙恬列传》:“三十五年,使蒙恬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     

乾隆帝六登泰山

泰山为“五岳”之一,主峰玉皇顶在泰安县城北,古称“东岳”,一称岱山、岱宗。秦始皇、汉武帝等不少帝王登基后,都曾来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祭祀天地。清帝康熙除派员来泰山告祭外,借出巡之机,曾于康熙二十三年、四十二年两次登上泰山。清乾隆帝自二十五岁即位称帝到八十岁(乾隆五十五年)的五十五年间,共到过泰     

抗战时期中国高校的内迁

日军侵略中国,除在乡村实行“三光”政策外,还对医院、学校进行摧残和破坏。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高校都不能正常上课,被迫内迁。     

对雍正帝改革的评论的再评论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1722—1735年),进行了多方面的社会改革。他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将千百年来人们直接交纳的人头税改从土地税中征收,使贫穷人民不再有人口税的义务;他制定“耗羡归公”政策,把明朝以来的官吏私征火耗,制约在一定程度以内,以减轻税民负担,他推行“改土归流”方针,克服西南地区元明以来土司制带来的政令不一的弊病;他实施开豁贱民的政策,使沉沦数百年的贱民不再遭受不应有的歧视     

“购赏科条”识小

《额简》“王莽诏书下行文”残册中,有关于“购赏科条”的简文:【简1】两胁。谒(疑当作“诸”)发兵之郡,虽当校,均受重当[赏],亦应其劳大尹。大恶及吏民诸有罪大逆无道、不孝子绞,蒙壹功(脱“无”字)治其罪,因徙迁□(“徙迁”当作“徙迁”),皆以此诏书到大尹府日,以(2000ES9SF4     

《宋史》正误一则

据《宋史》卷275《孔守正传》载: 太平兴国中,累迁日骑东西班指挥使。(点校本9370页) 按:“累迁日骑东西班指挥使”一句应断为“累迁日骑、东西班指挥使”,否则会使人误把“日骑”和“东西班”这两个班直视为“日骑东西班”。考《宋史》卷187《兵一》,在“建隆以来制”的骑军一项中,依次列举着殿前指挥使、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金枪班、东西班、散直、钧容直、外     

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产生及其代表人物

十八世纪初,德意志和奥地利还没有从三十年战争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政治分裂,经济凋敝,文化落后。自十八世纪中叶起,玛丽亚·特莱西娅在奥地利推行改革政策。之后,其子约瑟夫二世继续推行新政——“开明专制”政策。两代人的经营,使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国内的政治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经济有所发展,文化也呈现新的气象。奥地利在当时依然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邦中居于突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