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五代十国刻款瓷器研究

广州是五代十国南汉国的都城兴王府所在地,自1995年以来,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出南汉国时期的宫殿和池苑等遗迹,出土大量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期的陶瓷器,部分瓷器还刻写有"掌要局""要""女""卢""昌""官"等款识,内容涉及南汉宫殿、内廷官署、职官和皇帝宠臣等。这些瓷器既有五代越窑生产的秘色瓷,也有定窑和景德镇窑白瓷,还有南汉本地生产的青瓷等。这些瓷器为研究南汉宫廷用瓷来源,南汉与中原及吴越、南唐、闽等周边政权关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南越国宫署土遗址防风化加固材料的效果比较

南越国宫署遗址为大型土遗址类型,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挖掘时间较长,遗址场地条件有限,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风化、粉化、开裂、局部坍塌等严重病害。为此本课题组经过前期分析测试研究,采用有机硅改性丙烯酸、PS材料、有机硅改性硅酸盐、硅酸酯类和无机-有机复合材料等几种常用土遗址防风化加固材料,对南越国宫署土遗址样块进行了加固效果对比测试,研究了加固前后土样各种性能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硅酸酯类和无机-有机复合材料加固土体具有很好的耐水性,耐盐破坏能力,抗压强度也有提高,并且不影响土体的外观和透气性;PS材料加固土体后透气性和渗透性虽好,但耐水性能较差,加固强度低,而且容易泛白;有机硅改性丙烯酸和有机硅改性硅酸盐材料加固后土样强度适中,但透气性、耐盐性和耐水性较差。可以看出硅酸酯类和无机-有机复合材料加固南越国宫署土样的效果较好,建议可进入现场试验评估阶段。     

岭南苍桑 南越国宫署遗址

历史是城市的精神宝藏,文化是城市的靓丽名片。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批沉睡于广州地下数千年的文物古迹被相继发现,尤其是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以及南越国水闸遗址,它们共同组成＂南越国遗迹＂,为我国保存最完善的西汉初期王宫及宫苑、王陵和水利工程。2006年,由其三者组成的＂南越国遗迹＂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南越国遗址

南越国（公元前203年至公元前111年）成立于西汉初期,是中国南方的附属国,它的成立加速了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飞跃。1996年被列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略论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东晋南朝文献

敦煌、吐鲁番出土了一批东晋、南朝时期的文献,它们大多为佛经,也有道经,以及儒家典籍、书札,其中佛道写经的发愿文题记均有纪年,且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学术价值极高。从发愿文题记可知,这些东晋、南朝文献大多抄写于南方,通过当时东南与西北之间的交通渠道,最终流入到敦煌、吐鲁番等西北地区。这一情况证实：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     

东晋南朝时期京口历史地位的变迁

东晋时期的北府兵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与之紧密相关的城市——京口也随之走上历史前台,在东晋及刘宋前期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一繁荣的背后却隐含着危机:这座近乎完全依赖政治及军事扶持发展起来的城市,其经济情况极不理想,多山的地形决定了其宜耕土地较少且土壤贫瘠,在传统农业经济下无法保障其编户数量,这就决定了它注定只能依靠政治的扶持。随着南北局势的变化,政权无力从江北抽调居民充实京口,这座此前耀眼的重镇地位也随之直线下降,直至最终被取消军府,成为江南防御的薄弱环节,直接沦为都城建康的附属区域。     

东晋南朝的方位州考释

在东晋南朝史书中有大量关于东州、西州、南州和北州的记载。这些以方位词来称呼的"州",含义和得名的原因都较为复杂。西州主要指代扬州官府和荆州,偶尔指益州。东州主要指代扬州,其次是东扬州。南州主要指代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城,偶尔指江州和广州。北州主要指代青州,其次是泛指北方诸州。荆州是最大的军事重镇,扬州是京畿地区,二者的户口超过全国的半数,被世人比拟为先秦的西陕和东陕,因而被称之为西州和东州。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城是防御长江中上游和北方军事势力攻击的重要屏障,因位于京师之南,故被称之为南州。益州和青州位居西部和北部边疆、经济富庶、战略位置重要,故被称为西州和北州。东扬州称东州,江州和广州称南州,都是因为物产富饶。这些方位州的得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     

从华府到洞天——东晋南朝墓葬形制解读

东晋南朝流行的券顶式长方形墓葬,其建筑形式来源于中原地区的洞石墓,其文化含义可能与侨居以及道教的修炼有关,那就是迁居江南的北方人士虽然死在了江南,但却始终想回到自己的故土,想乘坐上带有卷棚的"安车",躺在安车式的墓葬之中,实现回归的梦想。当故乡已经完全不可回归的时候,侨民们又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佛教和道教的方式,将墓室视作洞天福地,就地修炼超升。     

考古信息解读与遗址博物馆展示——以南越王宫博物馆为例

南越王宫博物馆是一座依托于南越国宫署遗址建设而成的遗址博物馆。博物馆的陈列展示分为现场遗址展示和室内文物展示两部分,其中遗址展示是主体,室内展示起到对遗址解释说明的辅助作用。陈列人员在室内陈列的过程中,从突出遗址特点、确立陈列主题和风格、将展品的劣势转化为优势、深化研究成果、创新陈展方式等方面,层级化、直观化、多角度、动态化地解读考古信息,为遗址博物馆的展示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成都市双流区牧马山墓地东晋、南朝砖室墓发掘简报

2018年6—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双流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双流区胜利镇牧马山墓地的4座东晋、南朝砖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批墓葬随葬器物虽少,但其规格较高且墓葬形制、墓砖纹饰和随葬器物都与南京地区关系密切。四川地区考古发现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砖室墓极少,牧马山墓地发现的4座砖室墓填补了四川地区这一时期砖室墓发展演变序列的空白,也为研究成都乃至四川地区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变迁、人群迁移及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正统观与东晋南朝时期的史学

正统观是古代史家史学撰述的指导思想之一。东晋与南朝时期,内外矛盾结构性差异,使各时期的正统观内涵上也存在着不同,史学的发展也由此出现相应变化。从东晋前期的晋承魏统到中叶晋越魏继汉的正统观的出现,是东晋史学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南朝时期,正统观念中应天受命的盛行与夷夏之别的强化,成为南朝史学突出的时代特征。     

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

婚媾讲求门第等级 ,历来大抵如此 ,并有它相对的合理性。但在两晋南北朝时代 ,这种风气愈演愈烈 ,变成了不具条文的金科玉律。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 ,以保持世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 ,这种婚姻给当时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从"荆扬之争"到"雍荆之争"--东晋南朝政治军事形势演变略论

东晋“荆扬之争”,不仅是门阀政治发展的结果,更是东晋守国实施“中间地带”战略的结果。南朝从刘宋开始为了加强皇权,派宗王出镇荆州,限制、分割荆州,以削弱荆州实力。但同时不得不大力强化雍州,以适应新的“中间地带”战略的需要。因此,随着荆扬之争的解决,雍荆之争或雍扬之争又出现。这表明方镇与中央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     

宋人洪迈使金事迹考论

南宋著名文学家、学者洪迈曾于绍兴三十二年奉命出使金朝,因未能完成使命,归国后遭到御史弹劾并被罢职。后来一些笔记小说据此发挥,把洪迈描述成一名贪生怕死、丧权辱国的外交官员,并利用诗词创作进一步加以丑化。而根据当时的可靠史料记载,洪迈在对金外交活动中,有着杰出的表现,大节不亏。他归国后遭到弹劾的根本原因是南宋在孝宗继位后对金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罢斥洪迈,其实质在于否定宋高宗制定的妥协投降式的外交路线,在整个事件中,洪迈实际上是高宗的替罪羊。     

浙江宁波市蜈蚣岭吴晋纪年墓葬

2005年,在浙江宁波市鄞州区蜈蚣岭发现两座纪年墓葬。皆为凸字形单砖室券顶墓,均发现较多纪年文字砖。东吴墓 M1保存基本完整,随葬品包括青瓷器、金银器、铜器、铁器、铜钱等。西晋墓 M16被盗,仅出土部分青瓷器。这两座墓葬,为研究当地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和分期断代等提供了新资料。     

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

本着重阐述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南宋与金分立,各自按照中国传统制度治理本朝。同时,也均在中国传统边疆观念的支配下推行边政,针对边疆地区各族的治乱、向背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军政对策和措施,南宋致力于西部至西南地区,金朝致力于东北、北部、西北地区。本还揭示了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前发展曲关系问题。     

南京市雨花台区南朝画像砖墓

2003年11月,在南京市南郊的姚家山发掘了三座东晋晚期砖室墓。这些墓葬排列整齐,墓向基本一致,形制大体相同,应属同一家族墓地。墓葬皆为带长甬道的凸字形单室墓,规模较大,残存各类随葬品40余件,墓主应属当时的世家大族。其中 M3墓壁砌有精美的画像砖,墓内还发现两方铭文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继承秦汉杂述及地理志书的基础上,进入了中国古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繁盛阶段。在国家分裂,朝代更迭的背景下,各种方志层见错出。计有:"记"、"志"、"录"、"传"、"赞"、"图"等多种体例的方志,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现象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点有紧密的联系,结合时代特点来考察此一时期的方志,才会在总体上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