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政治学看中国的战略态势

本文试图以地缘政治学为基础,对我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和发展前景进行初步分析。     

从和平外交到革命外交——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外交战略大转变国际原因探析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外交战略经历了一个从“和平外交”到“革命外交”的大转变。促使这种大转变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元的,其中国际因素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此进行分析、归纳与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回顾、评价与启示

建国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三个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呈显出主体多元化、内容多维度化、机制市场化和战略空间细化的趋势。与此同时,现行区域发展战略存在若干不足,有追求政策优惠忽视制度创新的倾向,区域发展战略之间缺乏宏观整体性衔接,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瓶颈远未取得突破,区域发展战略仍过于强调效率目标,对不发达地区关注不足。因而,未来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不应追求数量,要注重是否真正有利于实现区域的改革创新;亟需制定一个全局性区域连接发展规划,或者以整合发展的理念对现有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统筹管理;中央应制定和出台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保障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区际自由公平贸易;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的地区选择应更注重公平目标。     

从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抗美战争看美、苏、中、越关系

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使二战后趋于缓和的国际局势再次陷入战争的混乱状态。整个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苏、中美和中越关系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越南抗美战争的胜利,使越南南北实现了统一,从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苏联的经济迅速提高、军事实力急速上升,而此时的西方世界却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从古代赋、诗歌看我国货币的发展

中国货币的产生,根据现有资料推断,起源于殷商,到了东周有很大的发展,而统一于秦始皇(参见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第十页至十三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必然产生对货币的大量需要。但由于我国当时的历     

从地缘战略谈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以环球网“海外看中国”稿件为例

地缘环境是指基于地理因素之上的主要由各种对外关系构成的战略环境。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面临着全世界的关注,各国密切关注中国周边环境,并借助媒体大做文章,挑拨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因此,关注外媒稿件,尤其是对关于中国和中国邻国的新闻,分析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及影响,在当今形势下显得尤为必要。     

反击驱赶政策、皖南事变与新四军战略重心的北移--论1939年底至1941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危局的应对

1939年底至1941年初,在应对因国民党的驱赶政策而产生的新四军危局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并实施了将新四军战略重心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的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立足全局,灵活辩证地指导江南新四军北移行动的或急或缓,华北八路军南援计划的或备或启,皖南事变中军事政治应对的或攻或守,最终促使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承认新四军坚持在长江以北地区自主抗战与发展的事实。新四军的危局在反击皖南事变的斗争中被破解,构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关系向有利于中共方面转变的关键。     

外交、外债和派系——从“梁颜政争”看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政府的外交运作

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外交制度成型的重要时期,一批主要由留学生构成的职业外交官活跃于北京外交界,并以“独立”和“超然”自居。但在派系纷争、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呢?在以华盛顿会议期间围绕山东问题而引发的“倒梁(士诒)风潮”和“梁颜(惠庆)政争”中,颜惠庆不仅主动出击,把梁士诒拖入外交漩涡,还巧妙地利用军阀“电报战”,令梁内阁垮台。可以说,在这场政争中,颜惠庆成功地利用派系斗争,既争得了外交部对胶济铁路交涉案的控制权,也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外交界和政坛的地位。可以看出,在派系政治的化环境中,中国的外交官们虽然表面上标榜独立与中立,但常常不得不依靠非正常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外交实践,甚至主动参与派系斗争。而当他们越来越深地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对于权力的迷恋也日渐加深的时候,“独立”和“制度”都是可以搁置和牺牲的。     

从“三省边防备览”一书看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陕、川、鄂三省交界地区社会关系的一些特点

陕西、四川、湖北三省交界地区,大致上包括陕西省的汉中(南劂)、兴安(安康)、商州(商县),四川省的保宁(阆中)、绥定(达县)、夔州(奉节),湖北省的郧阳、宜昌等地范围内的地区。这一地区,除去边缘各地由历代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