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合肥二轮窑劳改纪事

正"文革"期间的1972年2月10日凌晨,寒风瑟瑟。蚌埠市看守所数十名"已决犯"(即已宣判后的犯人)被一一点名到大门旁的院内集中,我因"现行反革命"冤案也是其中一员。被长期监禁的人都极为敏感,当即便预测到将要押解远行了。果然,当带队干部宣布"注意事项"后,便开始发放大饼作为路上干粮,有的人发给2     

史所长和“汪干事”

正史所长和汪干事是我在"文革"时期的广西象州县看守所认识的两个人。我与史所长的第一次见面,要追溯到40年前。那时"文革"正进行得风起云涌,到处是硝烟和血腥味的1968年8月的一天。其时,我是因到自治区首府——南宁申诉我的问题而被当成"五一六"分子,送回我的家乡象州县看守所收容审查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南宁、柳州的临时收容所被收容了半个多月。在那里,不要说洗澡,就连能洗帕脸也是奢侈之     

一名特殊的囚犯

<正>在"文革"那个非常时代,有个政策叫"留到运动后期处理",因此便"拘留无限期",各地的看守所里,关满了既不审又不判的人。这些人不象现在被称为嫌疑人,但为了区别于已经判刑的罪犯,被称为"人犯"。我由于"恶毒攻击林副统     

鲜为人知的北平看守所越狱真相——走访50年前越狱的许言午同志

5位身份迥异的犯人被关押在北平警备司令部的同一间牢房里。求生的本能使他们团结起来,互相协作,终于逃出了戒备森严的看守所。当事人口述的《鲜为人知的北平看守所越狱真相》披露了其中的惊险过程。     

贾植芳

自幼调皮,脑后有反骨,一生不安分,平生际遇可用"狱里狱外"四字作结。20岁因参加学生运动坐国民党的牢,年少气盛砸饭碗大闹牢房;抗战时搞策反坐了日伪的牢;1950年代因支持胡风而被关看守所,"文革"中"自天挨批斗,晚上回家     

黑老大,把监狱变“后宫”

女狱警们不但帮怀特走私,还有人沦为他的情妇在美国巴尔的摩冷清破落的圣伊戈大街上,一栋白尖顶、灰砖墙的房子静静地矗立着,黄色的大门上,蓝底白字写着"巴尔的摩市看守所"。这里关着数千名等候裁决的犯罪嫌疑人和刑期较短的犯人。也许你以为这里的犯人只能吃着粗劣的食物,在铁窗后为自己的罪行赎罪。     

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朱维铮先生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罗思鼎"成员之一,"文革"初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负责人,是上海"文革"的重要亲历者。三十多年前,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听朱先生的课,我们同学间就对他"文革"中的经历充满好奇和兴趣。成为历史系的教师后,特别最近几年来,我多次向朱先生提出,希望能有机会协助他记下他在"文革"     

我对不起老师们

一"清理阶级队伍""文革"开始时我就读于广州市第17中66届高三(1)班,与同学们一样,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文革",参加了学校的"战斗兵团",与     

国民党高等法院管理汉奸罪犯的奇情怪状

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集中关押汉奸被告的地方,地点在苏州司前街36(或39)号,离江苏高等法院不到半公里。 在1945年下半年至1947年间,看守所内羁押的汉奸罪犯不下四五百人,他们主要来自苏南地区26个县,几乎每县都有汉奸罪犯解来,一县之中有的多达十几人,少则五六人。在押的汉奸罪犯占犯人总数的百分之八九十。     

情牵桂子山

大学时代是我人生新的起点,桂子山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尽管大学时代已经过去30多年,但当时的学习与生活情景却时常在我梦中萦绕。至今思之,犹在昨日。京山苦读"文革"末期,我从武汉市插队下放到荆     

刘英回忆晚年张闻天

正"文革"中受批斗文革中近代史所开始斗刘大年,李新、黎澍叫我参加,我就坐得远远的。要我写大字报表态,我就写了。他们说我写得不痛不痒。斗我时批我过去讲长征情况,把长征说得很惨,他们就说我是反党分子。他们有时不让我回家,还来抄过家。文革时收走了我们的存折、富春的信、主席给我们的信。这时还没有斗闻天。斗闻天之后,接着就是我被抓去陪斗,又叫我到学部写大字报。     

捍卫闲暇,但不妨被利用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较多的闲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能显示出时代的变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一个军事院校里工作,突然发觉已经很久没有晚上开过会了,即便在这以严格和忙碌著称的军校,工作的八小时以外也都是属于自己的了。而这在"文革"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人们晚上、周末也往往都要无可逃避地参加政治学习、开批判会、参加阶级斗争,或者组织义务劳动,人们没有自己真正放松的闲暇时间。于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文革"真的在我的生活中结束了,这甚至意味着一个不断强     

“文革”期间的流产高考

正国家、民族的命运,与生存于其间的个人的命运,从来都是息息相关的。我出生于1947年,基本可以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共和国经历的起落浮沉,决定了我人生道路的起落浮沉。1973年的高考事件,便是其中之一。很多人都认为,十年"文革"期间,高考制度完全废止,大学招收的是无需经过考试的工农兵学员。其实"文革"后期的1973年有过一次流产的高考。我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成绩虽然不错,却名落孙山,而且作为陪衬对象出现在《安徽日报》的头版头条中,成为我一生难     

执著信念 不懈登攀——王巍先生访谈录

<正>曹峻:非常感谢王所长在百忙之中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首先请王所长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王巍:好的。我是一名50后,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革。记得当时我报考的是长春最好的中学,但就在等着发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1968年秋,我被就地分配上了中学,那一年正好中苏关系紧张,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在学校学的俄语除了"毛     

不准"向右看齐"

"文革"时期,一些词语是非常忌讳的,稍不注意便会祸从 口出,酿成牢狱之灾。这样便引发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笑话。如"向 右看齐"一言,本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在训练部队时都统-使用的 口令,却在特殊时期的中国被禁用。原来,当时的红卫兵们认为 "左"是革命,"右"是反革命,向"右"看齐不成了向反革命看 齐,这还得了?于是在集合队伍时不准"向右看齐",而是把右 模糊化,教官在喊口令时用"向……看齐"代替。     

1969年我在中苏边境守岛

我志愿"一手捏笔,一手握枪"1966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因"文革"原因到1967年才进行分配。分配方案中有一个名额是去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是我长期梦寐以求的志愿。8岁时,首次见到解放我家乡的战士,成排站在院子里,纪律严明,我就很羡慕。解放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和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始终伴随我成长,至今依然喜欢。叔叔卢世立是解放军也是志愿军,牺牲在朝鲜。"文革"期间,穿绿军装成为时尚。     

我是“罗思鼎”的一员

关于文革的这段历史，我的印象是深刻的。我从学校出来后就碰到了文革，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卷入政治，接触到高层领导。当然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招来了十二年牢狱生活。现在我将过去的事情讲出来或许对后人会有用。不过，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会造成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加之个人的认识和情绪的驱使会使记忆发生偏差，我是没把握将我经历文革的事完整准确地讲述出来的，仅凭记忆说吧。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滕彪兄曾问我几部关于反死刑的电影。这是晚近的一部,已有两年多了,但去年又在美国公映,挑起又一股死刑存废的讨论。这两周想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大赦。"5·12"地震当天我一个朋友还在看守所里。我特别留心监狱的新闻,一周之内,从灾区监狱发出了6万多条报平安的短信。在什邡看守所,一位在押女性哭喊,"明天我就该出去了,开门放我吧。"他们的所长刘河川,     

司前街监狱和朱刚

民国时期,江苏省高等法院苏州看守所设置在苏州的司前街,所以被称为司前街监狱。后因抗战前,史良女士等人曾在此关押过,所以又称“七君子监”。司前街监狱承袭封建旧制,实行一种黑幕性质的法西斯统治,俗称龙头老大式的管理。狱官可以设立私刑、钉镣,对犯人进行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犯人平时吃的是一种叫五子饭的饭食(砂子、石子、稗子、谷子、虫子)。号房阴暗潮湿,蚤虱蚊蝇成群,蟑螂臭虫出没。于是,牢房里经常发生一些犯人反抗的绝食斗争,尤其以政治犯较为激进。后来,经过不断的斗争,典狱长虽然被迫取消“龙头”,但迫害犯人的手段未见减弱。…     

今天真好

生活像是一个小偷,偷走昨天,藏起明天,却偷不走今天,藏不起今天。—题记 命运的年轮载着我走过无数个昨天,记忆似一个一个画面,无法拼凑,我像一个哀伤的诗人叹惋我逝去的童年。昨天,无数个昨天汇聚成一条长河,从我身边轻轻流过,轻得我没有发觉,轻得我在逝去的昨天中痛苦。昨天,它只是我人生中的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