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民初乱局的一个解释

正武昌起义爆发后,尽管在武昌在南京在部分省份发生过一些军事冲突,但从全局来说,战争并不是此后几个月的主题。当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国家未来体制的选择上,一部分立宪党人和新军将领,他们力主利用这次政治危机重回君宪主义道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而另外一部分人,特别是革命党人,他们不愿意在这种有利环境中重回什么君宪主义,在他们看来,共和主义就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几经争执,终于使共和主义占了     

杨度为什么不忏悔

正底气何来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     

两汉以来民本思想的发展演化

民本思想是传统中国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具有自身特点。两汉至魏晋时期,“国以民为本”思想不断完善,在君民关系上强调“立君为民”,更突出君民依存关系下的“政在安民”。唐宋以来,统治阶级深刻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在民本观上更为关注“民意”,强调“君责”。明清之际,思想家们在传统民本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公天下”与“君为客”的主张,体现了对君主专制进行反思的倾向。     

宪官 史官 言官——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三套马车”及其比较

<正>监督制约是政治的本能,是一切政治制度设计之要义。中国古代监督制度是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制度体系而言,有这样"三套马车":宪官——古代监察官员的一般称谓;史官——古代记录历史的官员;言官——古代专门提意见的官员。宪官"掌察",以法律和上命为依据,监察百官,执行法纪,又称察官、监官;史官"掌史",以"经得起历史检验"为准绳,记录国家大政和统治者言行,褒贬得失,以史制君;言官"掌言",以"庙堂舆论监督"为职任,规谏帝王,纠劾百司,又称谏官。     

李步云:现代法治主要是“治官”

正他推动依法治国入宪,被称为"敢开第一腔的法学家"人物简介李步云,1933年生于湖南娄底,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师从法学泰斗张友渔。30多年来,参与和推动了1982年修宪、2004年修宪、"依法治国"入宪、人权入宪等,2013年倡立"李步云法学奖"。谈到中国当代法制史,有一个名字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那就是李步云。他参与和见证了我国一系列重大法治事件;首倡依法治国的方针,提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率先打破法学界思想禁区……为此,他被称为"敢开第一腔的法学家",更和江平、郭道晖一起,被尊为"法学三杰"。     

《宪台通纪》辨误一则

<正>《宪台通纪·作新风宪》(《永乐大典》卷二六〇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90页)条云:"天历元年九月二十五日,本台官奏:……初立廉访司时分,革了四个书吏,改做一员照磨管勾,专管架阁库文卷,收掌赃罚钱物。"文中"书吏"     

大象退却之后

<正>最初决定阅读伊懋可先生所著的《大象的退却》,是因为书名的后面缀着一句:"一部中国环境史",这部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所著,却被誉为"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的书籍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大大的问号,一个英国人所写的中国环境史,会是什么样子的?中国的历史书籍大多与王侯将相、君主专制相关,而伊懋可笔下的中国环境     

段祺瑞领衔通电主张君宪反对共和考辨

有关段祺瑞在辛亥革命中活动的评价,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单宝《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议》一文认为,段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思想确实有了转变,并以实际行动加快了当时形势发展的进程,其缔造民国之功应予肯定。而李开弟《段祺瑞“三造共和”述评》一文则主要以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的一段话为依据,提出了与此相反的商榷意见,认为段曾于1912年1月1日领衔通电主张君宪、反对共和,常     

美丽的荆棘路——从《伤逝》到《寒夜》浅谈女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从《伤逝》里的子君到《寒夜》里的树生,她们的心路历程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这两个典型的人物形象都展现出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和"中国性"特征,但树生比子君更进一步。遗憾的是,两人最终都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     

湖北京山县出土明高■墓志

1986年3月,湖北省京山县新市镇村民在开挖果林业基地时,发现明代高(?)墓葬,在墓的封土中出土一合墓志。我们得此消息后,便将墓志收集入馆。该墓志保存完好,志石、志盖尺寸基本一致,长69、宽62、厚10厘米。志盖上篆刻3行13字,为“明兵部武库司主事高君墓志铭”(图一)。志文为楷书,41行,满行50字,共1864字。录文如下(图二)。明兵部武库司主事高君墓志铭」赐进士中宪大夫景府长史、司右长史伯兄高岱撰文」赐进士奉议大夫山东提刑按察司佥事同邑李淑书丹」赐进士中宪大夫,陕     

论谭嗣同批判荀子的成因

甲午中日战争后,在维新派中出现了一股批判荀子的思潮。其中谭嗣同的批判论调最为激烈。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一,受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强烈刺激,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一名中国传统士人转变为一名积极学习西方的维新志士,开始清算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君主专制体制,谭嗣同批判荀子正是出于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需要。二,受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影响,谭嗣同把孔子孟子的思想作为中国民主平等思想的来源,他要在孔孟之后的儒家体系中寻找篡改孔孟思想、尊崇君主专制的元凶。三,荀子思想本身存在缺陷,其儒学思想是以君主专制主义为取向,推崇礼治。这成为谭嗣同批判荀子的学理依据。     

战时中国的宪法制定史

正前言(一)围绕自由、权利的"直接保障主义"和"间接保障主义"在展开本论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作为专业术语的"直接保障主义""间接保障主义"(以下这两个专业术语的引号省略)。这两个专业术语,是中国宪法学界从包括战时(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在内的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使用的学术用语。因为本文的分析对象主要是1936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和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而这两个宪法与这     

一代＂国士＂杨度

1916年11月8日,蔡锷将军在日本病逝。这位最先挑起护国大旗的军人,在弥留之际,留下一封遗书。他写道：“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评荀子的君本论和君民"舟水"关系说

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学的传承,但他基于封建政权已经稳固的现实,提出了君民“舟水”关系说。其说弱化了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力度,强化了君主专制的权威,从而从根本上构筑了儒学君本主义体系。孔孟儒学中的民本主义思想则被荀子削去锋芒,塞入君本主义框架中。于是,在牺牲了“民贵君轻”精神的前提下,儒学实现了与封建专制政治的并轨改造,并在理论上为后世封建政治提供了完备而切实可行的方案。     

成君鼎铭补正

2007年第4期《中国历史文物》刊载蔡运章先生《战国成君鼎铭及相关问题》一文(原刊第44—48页,第65页)。该文著录洛阳新近征集的1件战国晚期铜鼎,铭文有4字,蔡先生释为"成君七六六六"。首2字,拓本不清,但从摹本看蔡先生释为"成君",是正确的。后2字拓本清晰,作(?)。     

辛亥革命影像

1911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这次革命运动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年是辛亥年。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     

宪政之我见

近一段时间以来,报刊上登载了数篇批评宪政的文章。这在过去百年历史上并不多见。自清末变法立宪以来,除了极权年代之外,走向宪政基本是国人的底线共识。批评宪政的声音一出,不仅遇到了连绵不断的反驳,而且引起了知识界对宪政诸问题的论争,尤其是"社宪派"("社会主义宪政派")与"普宪派"("泛宪派")之间的论战。这种争论,一方面凸     

从几则联语看杨度一生

杨度,湖南湘潭人。生于1874年,1931年在上海病逝。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算得上是一位风云人物。他一生的经历十分曲折,几经浮沉,最后转向革命,投人中国共产党的怀抱。从他的几则联语中我们可以窥见其从保皇党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辛亥革命后,杨度曾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参政院参政。1915年著《君宪救国论》一文,为袁世凯恢复帝制摇旗呐喊,并为首组织筹安会,极力主张恢复帝制。1915年12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恢复帝制。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死去。临死时袁世凯大声叫…     

从伊凡四世“出走事件”看俄罗斯国家的政治博弈

在俄国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形成过程中,伊凡四世时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1564年,伊凡四世突然携家眷迁往亚历山大罗夫村,这一疑似逊位的举动成为特辖制改革的导火索。16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国家围绕"分权与专权"展开激烈的政治博弈,是为伊凡四世出走的深层原因。伊凡四世与库尔布斯基的书信辩论不仅揭示了政治博弈的实质,同时将君主专制的政治观点上升至理论高度。而伊凡四世得以返回莫斯科,则反映出沙皇在这场博弈中艰难取胜,预示着俄国在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道路上更进一步。     

关于秦国杜虎符的铸造年代

《文物》1982年第11期发表的马非百先生的《关于秦国虎符之铸造年代》一文,提出"新郪符称‘王’,阳陵符称‘皇帝’,而杜符则称‘君’,这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很重要,它明明白白地反映了各符的铸造年代"。这是很有见地的。但马先生指出"秦代称‘君’者只有惠文君一人"以后,推算秦惠王"在更元称王前,凡十三年则皆称君。据此,则杜符之铸造年代,必在此十三年间"。这里有一年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