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绝来源为首务”的禁烟方针的产生

1838年底,经过关于禁烟政策的大辩论后,清政府确立了严禁政策,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这标志着清政府领导的禁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清政府的这一政策对禁烟运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它表明清政府开始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鸦片侵略采取坚决抵抗的态度。但是,在有关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的研究中,对这一政策的意义估计得并不充分,表现之一就是把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与清政府的政策割裂开来。一些论者把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实行的以“断绝来源为首务”的禁烟方针视为林则徐的创造,认为林则徐来到广州后,经过调查研究。才提出了这一方针,并认为从“必以重治吸食为先”向“首贵杜绝来源”     

关于五口通商时期鸦片贸易的两个问题

一、清政府对待鸦片贸易的态度 目前流行的各家著述一般都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是允许或默许鸦片输入的。如《近代中国八十年》一书认为:“鸦片问题在条约上虽然只字未提,但实际上达成了允许免税大量输入的默契。”又如《中国近代史》一书认为:清政府“实质上是允许鸦片走私继续进行”。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是允许或默许鸦片输入的观点,其基本依据主要来源于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谈判,因此,为了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首先检查一下     

试析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态度转变始末

文章论述了中法战争前后战事主要参与者李鸿章对于战争态度的转变过程。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李鸿章“和战不决”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只是一个参与者,他的很多决策是直接受制于清政府中枢机构或者受到他们极大的影响,战争过程中所表现的犹豫和举棋不定是清政府和战态度以及战争形势变化的综合结果。     

幕末维新时期日本的中国认识模式

通过对日本幕末维新时期精英阶层的言论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近代日本对中国认识模式构筑于幕末维新时期;对西洋列强而言,清朝政府已病入膏肓,统治机构早已腐朽,而日本则视清朝为日本抵抗西洋列强威胁的天然屏障,急欲与清政府同盟合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形成了断然实行侵略中国的基本认识.     

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与俄国在中国边境的鸦片贸易(1906—1917)

一、弛鸦片之禁及其危害鸦片象一个恶魔缠扰中国社会一百多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从19世纪30年代起,鸦片之害已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民族英雄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由于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而失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鸦片禁令虽然没有宣告取消,但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英国鸦片以走私的形式源源而来,数年之后,其输入量已超过了鸦片战争之前。然而英国政府并不以此为满足,它把要求清政府放弃禁烟政策,实行鸦片自由贸易,作为其对华贸易的基本政策之一。1857年,英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得恩指示英使额尔金同中国钦差大臣商讨     

让日本崛起的一部中国著作

1840年,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封闭的大门。这场战争引起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反思,其中就有林则徐的好友,曾先后任江苏布政使和巡抚幕僚的魏源（1794-1857）。     

抗英禁烟忠心虎胆——杨芳在鸦片战争广州战役中的功与过

1840年6月,英国侵略者向我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坚决禁烟,坚决抗战。10月3日,虚骄昏愦的道光皇帝,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继任钦差大臣的是投降派琦善．到达广州后,撤除防务,遣散水勇乡勇,     

弃中择西：清人吴汝纶医学观的转变及原因分析

西医是近代西学东输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自觉接受西学的过程中,吴汝纶对传统中医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由相信走向怀疑,最终转向西医.这一转变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完成的,是与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认同过程和认识水平相一致的.它既是历史推力的结果,更是吴汝纶比较、权衡后的理性抉择.     

略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

天津谈判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重要事件,也是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在战和问题上的第一次摇摆。但迄今为止,对天津谈判的研究仍属寥寥,仍有若干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在禁烟运动中态度强硬的道光何以同意与英军谈判、采取“羁縻”政策?就性质来说,这种“羁縻”是否就是妥协投降?确立这一政策,道光与琦善等人各起了什么作用?“羁縻”政策对后来的战局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关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总体对外方针的研究,从而对清政府如何由抵抗转向投降作出科学的说明。     

英华书院与晚清翻译人才之培养——以袁德辉、马儒翰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英华书院,在培养翻译人才方面亦颇有成就,袁德辉和马儒翰无疑是其中最负盛名者:袁德辉成为林则徐翻译班子重要成员,马儒翰则担任英方首席翻译。他们以其翻译作为对晚清中外关系乃至中外文化交流施加了重要影响,清政府亦藉此认识到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重要性,京师同文馆及各地广方言馆等学堂的设立就是这种认识的体现。     

洋务派关于中国近代工业起步的决策

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接触中感受深刻的,是它们的宗教教义与科学技术。在鸦片战争中,包括清政府当权派在内的有关人士,看到了英国使用机器驱动的轮船与机器制造的枪炮的     

读故宫藏林则徐书札手迹

这是来新夏教授为《林则徐书札手迹选》一书写的前言。全书共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林则徐书札七十通,由书法鉴定专家刘九庵编选,肖燕翼同志释文,将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本刊一九七九年第三期曾发表过林则徐手札十则,本期再从书中选发五通,及其中一通的手迹,以飨读者。林则徐的这些书札,内容涉及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主持禁烟、抗英活动及其后充军伊犁、转任陕西巡抚等经历,以及他与朋僚问的交往、诗文唱和等方面的资料,是我们研究近代史以及林则徐一生生活、经历、思想的宝贵资料。林则徐还是一位知名的书法家,可以从本期发表的他的书札手迹看出他的翰墨风貌。     

晚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

教会医疗事业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中的特殊部分,它与晚清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清政府对待它的态度和政策几经变化、在禁教政策下,清歧府对教会医疗事业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和政策。两次鸦片战争之际,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的压制下被迫接受教会医疗事业,但是仍想加以抗拒。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得以建立;与此同时,清政府对外来化的态度发生变化。此后,清政府对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虽有变化．但基本上持保护、支持和利用的态度和政策．并在一些方面体现了特殊性。     

《中西500年比较》读后

自从中西社会发生接触,中西的比较便开始了。鸦片战争对,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就是比较中西后得出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还很肤浅,但却是严肃认真的探索,开了一代的风气。此后,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改良思想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清政府洋务要员,都角度不     

论洋务运动时期八旗兵的整顿

洋务运动时期八旗兵的整顿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进行的,是晚清经制兵近代化的开始,北京神机营等新军种的组建是中国军队从旧式陆军到新军转型的一个典型代表。部分驻防旗兵的整顿与东北旗兵的练兵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洋枪队的建立,新式枪炮的使用和部分西式操练的学习等,这些军事改造是中国近代军事近代化的重要内容。这时期清政府对于八旗兵的整顿,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西方新式武器的引进和采用,说明清初所确定且始终坚持的"国语骑射"不可更改的政策是错误的,因为坚持军事制度改革和军事武器的不断更新换代是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是中国走向强国梦想的必经之路。     

康熙朝宫廷中的西洋医事活动

康熙时期西洋医学源源不断传入宫中。西洋医学的传入是通过传教士这个媒介来进行的.他们凭借在宫中的一系列医事活动,向清廷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医学理念和治疗方法。西洋医学之所以在宫中有立足之地,取决于康熙皇帝对西洋医学所持的科学、客观的认同态度。     

《中俄密约》签订真相

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统治阶层流传这样一个论调,说什么沙皇俄国“疆域已广,且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举动阔大磊落,非西洋可比”,转而产生了同沙俄结盟,“联俄以拒日”的幻想,为了换取与俄的军事同盟,竟然不惜将重大国家权益出让给沙俄,清政府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要与沙俄结盟、沙俄从中获取了哪些好处、条约的结果又是如何呢,本文将一一予以介绍。     

关于《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的评价问题

道光十九年五月(1839年6月),正值禁烟运动进入高潮之际,清政府颁布了《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以下称《条例》)。对这个禁烟法令,不少论著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最早提出这种意见的是史学前辈范文澜先生。范老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条例》是投降派的产物,是投降派打击抵抗派的工具(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一九五五年版第20页)。范老的这一观点一直被人沿用,近年来问世的一些著作,如杨国桢先生的《林则徐传》来新夏先生的《林则徐年谱》等专著,都重复     

道光末年中国新式军事技术夭折原因探析

鸦片战争后,国内许多有识之土痛感国力积弱、武器落后,在羡慕英人“船坚炮利”的同时,也开始了不懈追求军事强国的探索,有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军事自强理论,有龚振麟、何礼贵、丁守存、陈阶平等人研制的新式武器。可以说,鸦片战争后的军事自强活动,既有理论又有技术,最后就是没有出现林则徐等人梦寐以求的“强大中国水师舰队”,以致十年后中国重复走“落后就要挨打”的老路,其中的历史教训,很值得深思。     

清政府的对英政策与琦善的广州外交

广州谈判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国进行的一次重要谈判,也是近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第一次正式外交活动。无论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还是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广州谈判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长期以来,这一课题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有人开始注意广州谈判,但没有注意谈判中清政府的对英政策、谈判方针及其与琦善广州外交的关系问题。本文拟从这些方面作一考察,作为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