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广州市志》全部出版

首届《广州市志》的编纂工作从 1 985年开始 ,在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和市政府主持下 ,历经十六载 ,先后有 30 0 0多人参与编纂工作 ,终于在 2 0 0 1年 7月全部出版。这部纵贯百年、横涉百科的鸿篇巨制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市首次新编的地方志 ,也是自光绪五年( 1 879年 )纂修《广州府志》 1 0 0多年后重修的新方志。它记述了广州自鸦片战争以来至1 990年 1 50多年间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面貌 ,详尽地记载了广州各行业的历史巨变和改革开放后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突出反映了广州的地方特点、专业特点和时代特点 ,是全面反映广州市情的…     

民国时期福建卫生行政体系建设

民国时期,在政府的主导和探索下,福建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卫生行政体系,对社会公共卫生、医疗防疫及民众身心健康保障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卫生行政体系的建设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不少问题。考察这一时期福建卫生行政体系的建设情况对办好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有一定的启示。     

近代中国地方卫生行政的诞生:以营口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营口的卫生行政在列强的干涉下逐渐成型。1899年,营口爆发鼠疫,地方当局迫于外交压力临时设立卫生局,推行卫生制度;俄国和日本出于不同的目的,先后在占领期间强化卫生行政;1906年因应自上而下的新政改革,卫生成为营口地方行政职能。由于地处地缘政治复杂的东北,列强对营口卫生行政形成的影响有两大特征:一是差异性,以俄、日为代表的列强虽遵循同样的卫生规则,但因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对华政策,采用不同的方式推动卫生行政;一是调适性,官府虽迫于列强压力基本采纳卫生行政,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中外间的跨国互动终使卫生组织和制度得以确立。因此,营口卫生行政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卫生局虽建立起来,但管辖权范围有限,很难辐射到营口之外的地区;列强只有以干涉的形式迫使周边地区行动起来,才能保证营口卫生制度的有效运行。     

强化卫生监督档案工作应采取的措施

<正>卫生监督档案是指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在卫生监督、监测(卫生质量抽检)、卫生行政稽查、卫生行政许可、卫生行政处罚、卫生宣教、科研培训及党政管理等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本单位工作具有查考、利用和保存价值的,以纸质、光盘和电子文件等形式存在的历史记录。卫生监督档案工作是卫生监     

数字

2100亿针对广州市"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提出广州负债2100亿元办亚运的问题,近日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在新闻通报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广州不是负债2100亿元办亚运。     

丹心入青史 功业载千秋——深切缅怀薄怀奇同志

金秋时节,修志园地硕果累累。在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米纪念广州开展新方志编修工作20周年的喜庆时刻,怎能忘记曾为广州市地方志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薄怀奇同志。薄老对广州地方志事业的突出贡献,首先在于广州市志办的定员、定编、定规格和为市属区、县修志机构提供必要的条件方面。1984年11月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随后,薄老以77岁的高龄,不顾年迈多病,不畏任务艰难,毅然接受中共广州市委和广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出任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持广州市地方志编修工作。     

《广州市志》《白云区志》建置史实商榷

1918年在番禺县和南海县境成立广州市政公所,1921年改广州市政厅,该厅1924年曾编写《广州市政沿革史略》,载《广州市政报告汇刊》。1972年,香港崇文书店作为“广东文献专辑之三”出版发行。1990年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和研究所复为点校出版。该书观点多有错误,所叙颇有失实。如谓晋太康     

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

近代以来,民众身体在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同时,又遭遇身体的国家化和被现代权力日益广泛而细密的监控。对于中国社会这一过程,虽已有一些探讨,但尚未有从卫生行政的角度对身体的近代化的专门探究。本文从卫生防疫一隅,考察了从传统到近代,卫生防疫与身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卫生行政这一现代权力实现对国民监控的过程与特色,以及这样的身体规训又是如何被接受的。本文认为,这一进程的实现,既有西方科学、卫生和文明等话语霸权的威力,更离不开国家的相关立法和相关职能机构逐渐增设。在接纳的过程中,尽管不无外在的压力,但总体上无疑是中国一百多年来那些士绅精英为追求国家和国民现代化而做出的主动而自觉的选择。是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危局中,为了强国保种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缺乏深思熟虑、简单便捷化的选择。     

芳村早期的农民运动

广州芳村区花地街有三间古老的祠堂——谢氏大宗祠、碧溪谢公祠、(俗称北便祠)和观潮谢公祠(俗称南便祠)。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广州市郊区第一区农民协会首先在芳村中市的观潮谢公祠成立,成立那天,当年的《民国日报》有详细报道：“广州市郊区第一区农民协会经过筹备多日,已于8月15日成立开幕,是日假芳村谢家祠举行开幕典礼。”     

《广州史志丛书》编委会召开编审会议

为了进一步做好《广州史志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最近重新调整了丛书编审委员会,并于6月12日召开了新一届编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编审会议,讨论今后丛书规划的方向和今年的选题计划。     

广州市地方志事业20周年纪念活动综述

1984年11月22日,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成立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通知》,启动了广州市新编地方志工作。时至2004年11月广州地方志事业历时二十载。二十年来,广州地方志事业从无到有,从艰难起步、辛勤耕耘,到走上通途、取得硕果,实属不易,其中蕴含了各级领导和数千修志工作者的操劳、心血和汗水。二十年历史虽短暂,但值得回顾、纪念。为此,今年11月,市志办组织市地方志系统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印证民国时期广州建市历史之界碑

广州由1918年建市起,通过政府机构的变革、市区管辖范围的扩大、各项市政的建设等成为了国内知名的城市。而"广州市界界碑"则印证了广州市在民国时期建市后的管辖范围由小变大的辉煌历史。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强制措施法律对策分析

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限制人身自由"的卫生强制措施成为一直以来被各国普遍适用的强有力武器.然而,在实践中,各级责任主体在利用该武器时往往把握不好力度,存在诸多状况.为了避免卫生强制措施沦为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工具,我们将以重大传染病的防控作为研究对象,从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分析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强制...     

广州市界碑概述

1930年,广州市与南海县、番禺县勘定边界,竖立水陆界碑46方,标记广州市管辖范围,划分与南海县、番禺县的界线。广州市界碑是广州市地界实物标志,是研究广州城区拓展和广州城市建设史的重要文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政策的历史考察——以四川省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在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中央政府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基本原则。作为全国医疗卫生事业大省的四川,其做法和经验非常具有代表性。四川省通过加强中医政策教育、开展中医进修、将中医纳入国家卫生行政体制、推动中药的研究与应用等一系列措施,使中医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有了较大的提升,不仅对新中国卫生保健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对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正青案逻辑

可以对比的是与董正青一案几乎同时发生的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李国宝涉嫌内幕交易案,两案处理逻辑有所不同历时半年的"券商第一内幕交易案"1月9日一审宣判,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判决:被告人广发证券原总裁董正青犯泄露内幕信息罪,但是内幕交易罪不成立;董正青的弟弟被告人董德伟和董正青的同学赵书亚犯内幕交易罪。     

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了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但是在执行中,却出现了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一错误倾向,使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得到了全面落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相关论述及措施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超越与制约:西宁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思考

十八大以后,国务院大力推动了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简政放权改革。通过一系列以"取消、下放、转移、改变管理方式等改革举措"进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各地各级行政服务大厅建设,使简政放权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2013-2016年,西宁市开始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改革,成立西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但是,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改革及行政审批服务局的成立也引来诸多质疑,其中"合法性"的质疑颇多。     

清末民初广州行政制度变迁与独立行政主体的形成

近代治所城市在管治形态上的转型,不仅在横向层面体现为从"城乡合治"到"城乡分治"的演变,还在纵向层面体现为城市本身脱离既有行政序列,进而成为具有独立行政区域的行政主体的过程。广州作为近代首个具有独立行政建制意义的城市,其成为"广州市"的过程包含从晚清开始的超越南海、番禺两县合治,直属省级政府,又从省级各机构中独立出来等一系列的变动,其中涉及新旧制度的勾连、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资源的博弈、权限的分割等多个方面。同时,也伴随着近代社会经济变动中一个整合度较高的城市社会的形成与新型管治方式的确立。从较长时段看,这是制度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物志》征求意见稿——李仲怀

李仲怀(1930～1992),出身于广东省兴宁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12岁因贫辍学,后到江西省龙南县打工。1949年,19岁的李仲怀在广州一家商店里做店员。1951年5月考入广州市行政干部学校,并到中山、番禺两县参加土改。1953年任广州市黄埔区工商管理科科长。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至1977年,先后在广州市郊区任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刑事检察组组长、区委调查组组长、人民法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