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改革历史的思考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重大的政治管理制度的变革,一次是秦始皇变革,他确立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另一次是辛亥革命,目标是推翻秦始皇的集权制,代之以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由于辛亥革命按照西方模式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此后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主题便是对秦始皇确立的体制进行修补。修补和改革是对危机作出的回应,危机从未间断,改革因此也从未停止。     

日本近代初期渐进政治论的成因

明治政府认为日本最佳的近代化模式,就是天皇制中央集权导引下的政治渐进主义加上经济疾进主义。在渐进模式下所推行的政治改革,是明治政府为了顺利地、高效地推行富国强兵的近代化政策,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而所推行的体制变革,也是明治政府为重建统治合法性而作出的理性选择。     

唐代前期“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与国家治理

<正>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是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制度安排。在中国古代财政史上,唐代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唐代前期实行的"统收统支"体制,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法制规范相当齐备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唐代后期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则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地方财政收支挂钩,成为真正意义的一级财政主体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唐代前后期实行的不同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也不同。     

中国历代驿站发展特点略论

驿站是中国历代兼具军政职能的交通运输组织,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体制发展的需要和重要体现之一。自商周至清朝末年,历代驿站不断发展和完善。在管理体制上,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系统,并逐步实行军事化管理在勤务体制上,各类驿站推陈出新,并在职能上逐步统一;在服务对象上,实行军政两用、平战结合。其中,管理体制上的军事化,勤务体制上的统一化,服务对象上的军政结合、平战结合,是中国历代驿站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要特点。     

秦汉货币制度概述

秦汉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化的演变有着重大影响。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群雄割据的局面,开始创建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并实施中央集权体制;西汉加以巩固和发展;新莽和东汉渐次削弱而趋向割据。为了统一国家和中央集权制,秦汉王朝采取过许多政策措施,在货币方面尤为突出。     

重新评价宋教仁

四月上旬在湖南省桃源县召开的全国纪念宋教仁诞辰一百零五周年及宋教仁研究学术讨论会上,人们对宋教仁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作贡献,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而在以前史学家对宋教仁的评价,许多时候都贬多于褒。在这次讨论会上,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过去的种种片面性评价,有很多不实之辞。有学者指出,宋教仁为在中国建立内阁制型资产阶级民主立宪政体而进行斗争,是向西方寻找救     

宋教仁的“服膺王学”

宋教仁在日本期间,曾致力王学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读王阳明的著作和《王阳明年谱》,将心得记在日记里面。他向人宣扬,王阳明的不少言论击中了当时社会的弊病,对中国革命是大有益处的。他还常常用王学中的言论对照自己的言行,自我反思,来提高自己的素养。他在日记里写道:     

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

这是孙中山在宋教仁追悼会上献的挽联。内中没有悲戚之情,只是直白地道出了宋教仁被暗杀的真实原因,袒露了革命党人为了民权,渴望献身的壮烈情怀。正是这寥寥几笔,平平二句,振撼着人们的心灵。革命党人以“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了辛亥革命。但是,孙中山将为宪政流血“第一人”的殊荣给了宋教仁,绝非溢美之词。     

民初内阁制与宋教仁的政治理念

民国元年《临时约法》设立的内阁制 (国务员制 )既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进行防范的需要 ,同时也是当时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临时约法》的草案设计者宋教仁一贯的政治理念的体现。长期以来 ,史学界关于民初内阁制旨在防范袁世凯专权的观点已成定论 ,惟对内阁制亦是宋教仁一贯追求和践行的关于国家体制的政治构想这一点上尚欠明确。① 本文在此 ,希冀对民初内阁制与宋教仁的政治理念的关系作一比较明晰地描述和分析 ,并揭示和梳理与防范袁氏专权问题的离合关联 ,以求人们能够更深刻全面地认识民初纷繁复杂的政治发展的历史。…     

一次东征至三二〇事件期间的党军体制

1925年,国民党政权在军政统一的大背景下,加快推行党军体制。1926年3月19日,在汪精卫主导下,若干规章条文正式公布。岂料仅隔一日,党军体制即因三二〇事件而发生重大问题。在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各路军事将领的联合阻挠、宗法家长制的余绪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党军体制沦为多方角力的冲击对象,刚露头的"以党领军""中央集权""文主武从"的理性和久欲挺直腰杆子的党权,在军权面前铩羽而归。党军体制的变易,深刻影响了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的命运。     

“三年准调、五年准升”之例:清代外官久任制度考论

"三年准调、五年准升"之例,是乾隆年间清廷为限制外官频繁更调而制定的一项期望官员久任的政策。这对于规范督抚的题调行为,改变地方朝令夕改、官不久任的现象,具有重要意义。然颁行不久,即因外省频请拣发,被迫修改,允许将年例不符之人专折奏闻,为督抚的肆意题调创造了条件。这其中有人事环境之使然,亦有督抚主观因素的作用,而弊病之根源,则在于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     

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

在西方政党政治潮流及苏俄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党治"理念,为此后中国国民党执政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体制.1927年4月,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全国统一,中国国民党继续实施其"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的核心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一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党国"体制不仅形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成为中国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纷争的根源,也由于党、政两条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顽症.     

首届两岸宋教仁学术高层论坛举行

由民革常德市委员会和宋教仁常德研究会主办的首届两岸宋教仁学术高层论坛于2011年10月20日至21日在湖南省常德市隆重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了此次论坛。论坛收到学术论文50余篇,研究主题包括宋教仁的生平和事业、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等,主题多样,水准较高。     

孙中山关于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探索

孙中山在探索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过程中,尝试和实践了三种政党政治模式,这就是西方的两党政治模式、“一党治国”模式和国共合作治国模式。孙中山关于中国政党体制三种模式渐次否定的发展过程,既代表了他对中国政党体制的探索过程,也反映了他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孙中山对政党体制的认识发展,与他的政党观念以及三民主义的发展都是一致的。     

我看"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这是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什么是"中国模式"?提出"中国模式"的目的何在?它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试着对这些问题作一探求.     

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约半年时间里,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暗若明。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策之前有过犹豫,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在这一期间的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克服了动摇和干扰,抵制了"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确立了战时体制,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     

《秦汉军制史论》出版

《秦汉军制史论》出版黄今言教授新著《秦汉军制史论》一书,最近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包括绪论共十二章、计三十万字。这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的一部学术性著作。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奠基时期,不仅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确立,开创了中央集权体制和思想文...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模式的历史反思

正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世界历史发生突变的重要时期。15—17世纪是西方所谓的"大航海时代",把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更为直接地碰撞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国际性格局。而在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得到延续和强化;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进步更多地体现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层面上。面对西方商人与殖民主义者的东来,古老的中国政治体制与民间社会,被迫衍生出相应的对应之道。这些对应之道,构成了明代     

儒家法律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留日时期宋教仁的情感世界

在近代中国时代低气压的沉重笼罩下,1904年底,“三湘渔父”宋教仁被迫东渡扶桑,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至1910年底回国这段亡命日本的时期,宋教仁始终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身分活跃在国外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上,矢志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此间,宋教仁建造的革命事功,蕴涵了对国、家、个人之间的情感的心路历程:炽烈深沉、愁苦悲郁而又缠绵悱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