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气的基干民兵

文化大革命兼农业学大寨那会儿,我二十多岁,是生产队里的一个壮劳力。那时提倡＂劳武结合＂,大闹＂备战备荒＂,满世界都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之类的标语口号。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基干民兵＂,每人发着一支＂五四＂式半自动步枪,农忙时下地劳动,农闲时就参加军训,练队形跑步打靶什么的,有时还拉出去查户口,或者开大会维持秩序,又挣工分又有意思,挺对年轻人的脾胃。     

文革期间，一场地主与富龙的逃活“角斗”

1971年3月,作为一名富农子女,我被生产队长“挑选”到远离老家70里的“下川东”（今渝东）奉节县犀牛冲修水库。那时,中国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正火热的一年。成分不好的人家,理应到那些最苦最累的地方去接受劳动改造。作为生产队唯一一户成分不好的人家,我这个“富农子女”理所当然成了生产队长“挑选”的首要人选。     

高考使我成为“超级人才”

恢复高考那年,我高中毕业不到两年。我的家乡是一个穷困、偏僻的山村,我所在的生产队一直是个党员空白队,我高中还未毕业,大队党支部就给我安排一个"政治指导员"的职位,意在重点培养。我生性耿直,加上一些懵懂,不到     

农村基层往事

<正>1975年3月,我结束了为时21个月的知青生活,作为所在区随县环潭区首批两个(另一个是刘春发)"亦工亦农"2人员之一,被任命为随县环潭区河武公社党委副书记。当时按每月37.50元给我们发工资,其中20元交生产队记工分,年底参加生产队分配,17.50元作为生活费。由于我所在的生产队分值不高,年底分配时,扣除粮、棉、油实物折款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现金分配。也就是说,当时的"亦工亦农"干部,月工资也就是17.50元,仅够住村下队吃派饭时付给农户的饭钱。这种农不农、干不干的身份一直维持到1977年底才正式转为国家干部,吃上了财政饭,定行政25级,月工资37.50元,其中粮贴2.50元。     

见证新疆农村“大包干”

1980年初,我应新疆于田县委书记卢凤章的邀请,从和田报社调到于田县做农村调查。不久,我便来到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城里人很少光顾的极端贫困的生产队——十月公社十大队五生产队。这个队1979年年终结算,社员每人一年的收入只有5．15元,每个劳力的收入也只有11．10元,一个劳动日值4分钱,只能买半个鸡蛋（当时一个鸡蛋是8分钱）。这是个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生产队,可自己生产的粮食只能解决口粮的一半。我和司机、翻译三人克服种种困难,在这里调查了三天,写出了《来自一个穷队的报告》。     

见证新疆农村“大包干”

1980年初,我应新疆于田县委书记卢凤章的邀请,从和田报社调到于田县做农村调查。不久,我便来到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城里人很少光顾的极端贫困的生产队——十月公社十大队五生产队。这个队1979年年终结算,社员每人一年的收入只有5．15元,每个劳力的收入也只有11．10元,一个劳动日值4分钱,只能买半个鸡蛋（当时一个鸡蛋是8分钱）。这是个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生产队,可自己生产的粮食只能解决口粮的一半。我和司机、翻译三人克服种种困难,在这里调查了三天,写出了《来自一个穷队的报告》。     

尿错地方也有罪

1969年1月,我和四位同学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上海“下乡”来到安徽的濉溪县（今属淮北市）白沙公社王楼大队吴楼生产队插队。1970年的春节过后,我比其他上海知青提前回到了我所下乡的生产队。回到生产队后我发现我原先住的房子被调换了,换到了仓库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     

楚国金币郢爰三次惊现石台

2003年初,我任安徽省石台县分管文教卫工作的副县长。一天,横渡镇文化站站长汪皖平来到办公室告诉我,他那里发现了楚国金币郢爰。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项重大发现,忙问:"郢爰呢?""在钓鱼台范文强手上。"他说的钓鱼台是横渡镇的一个村民组,拆乡并镇前叫横渡乡新桥生产队。见我一脸疑惑,汪皖平接着说,"我上门好几次了,对方就是不肯拿出来"。我说:"不行就花点钱收购呀!"汪皖平说:"对方说早就丢了。骗鬼呢!     

瑶族奇人：打猎治病样样行

20世纪70年代初,湖南郴州临武县掀起“农业学大寨”的运动热潮。1971年,年仅16岁的我与一班知青被下放到镇南公社,与同去的知青张一平驻点十字铺村。这年初冬,公社从各大队抽调强劳力到深坪大队八一电站下河滩,这里有百亩左右、布满石头的土质需要改造成“大寨田”,因为我所在的生产队劳力少,队长就把我们两个小知青也派到了轰轰烈烈的造田运动中。在改造大寨田的日子以及之后的知青生活中,深坪大队公共山瑶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学大寨运动给亳县带来的灾难

安徽省原毫县（今毫州市谯城区）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的1968年8月,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从1968年至1977年的十年间,农业学大寨步步深入到各个方面。要求“年年都有新套套”,分期分批建成大寨式生产队、大队、公社。根据中央（75）21号文件“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指示,毫县按照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作出三年（1978）建成大寨县的决议。到1977年冬,随着深人开展揭批“四人帮”和对“两个凡是”的突破,农业学大寨不再提及。随之迎来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使农村形势迅速发生了根本变化。     

当年生产队的那些事儿

正农村生产队是人民公社化时期最基层的一个单位,当时的组合是县、区革委会、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上世纪70年代初,生产队发生的那些事儿,笔者也曾耳闻目睹,最近又走访了一些当年的亲历者。今日回想起来,确实荒唐可笑,但受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实在真实可信,也是当时整个农村生活的缩影。合脚板印揪出"刮禾贼"1970年农历8月中旬,田里的谷子渐渐变成了金黄色,丰收在望,逗人喜爱,在     

中国军队抗震救灾彰显英雄本色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先后投入抗震救灾兵力13.7万余人.他们徒步开进震中,在高原陌生地域空降.从"死神"手里抢夺生命、抢种抢收……救灾部队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对此.国内外舆论普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人民解放军是"具备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复合力量"。     

追忆三十八年前参观南京长江大桥的往事

正"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9月,20岁的我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的兴隆中学高中毕业后,因高考已停止,只能回农村老家参加生产劳动。同年12月28日,第一座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跨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的特大喜讯,是我刚吃完早饭扛起铁镐就要走出家门去生产队"刨粪"时,     

难忘当年挣工分

正人上了年纪,总爱回忆,我也不例外。与家人闲聊,说起当年挣工分,女儿充满了好奇,来一句:"我也是醉了。"这就是代沟,因为每代人都有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那年月,农村管理体制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     

农业学大寨始末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产生了一个农业战线的典型——大寨,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大寨的经验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引导了中国农业十几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央对大寨经验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结束了中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请看《农业学大寨始末》一文。     

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的由来

毛主席号召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六七十年代曾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也当上了国家的副总理。这一运动是怎么起来的?陈永贵又是怎样一个人?请看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陶兽茄写的《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的由来》和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写的(我的父亲—陈永贵》。     

一个小人物的右派生涯

<正>一、多才多艺的外乡人1961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考入榆树县第四中学(现榆树市新立第一中学)读初中。开学四周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发现生产队里出现了许多陌生人,其中一个叫李修文的,身材魁梧高大、圆圆面庞,长着浓密络腮胡子的人,很引人注目。     

邓小平与安徽农村改革

40年前,伟大的改革开放从安徽农村悄然揭幕。回首40年的辉煌岁月,安徽农村改革饱经磨难,历尽坎坷,高层的压力,舆论的讨伐……关键时刻,始终关注这场改革的小平同志,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高瞻远嘱,明确指出:"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邓小平登临黄山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一锤定音,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魏郢:安徽农村改革从这里发端

正魏郢,安徽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一个普普通通的生产队。然而,在1970年代末期,就是这个并不起眼的生产队,率先实行"包产到组",成为安徽及至全国农村改革的肇始。魏郢的首创之举距今已40年了,但时至今日,对魏郢生产队的研究仍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对魏郢进行研究、梳理和回溯,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农村改革的兴起及至在全国燎原的过程。觉醒的土地魏郢地处来安县东南部,滁河     

能慎独者器自重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孩子，无论祖上还是亲友，祖祖辈辈连村民组长那样大的官都没出过。１９７０年我１４岁，因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就回家帮大人干活了。乡亲们看我年纪小让我当生产队的记工员，一年后又选我当民兵排长，后来当到民兵营副营长。到１９７４年，村里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