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杜周:迫害良善的人主鹰犬

正在史籍记载上,凡是处事办案苛刻、极力陷人重罪的都称为"酷吏"。但名列史籍《酷吏传》的实际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敢于搏击豪强、一心维护法律的真正法官;还有一类则是和张汤一样,一贯依照皇帝意旨迫害良善的人主鹰犬。张汤的继任者杜周,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迎合皇帝意旨办案的法官。酷吏培养出的酷吏杜周是南阳人,先是在南阳地方官府里做小吏。后来南阳来了一位名叫义纵的著名     

从《史记·酷吏列传》看西汉酷吏

《史记·酷吏列传》选自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一书。酷吏列传中主要记载了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伊奇、减宣、杜周等十个酷吏的事迹。本文主要从作者司马迁的角度考察西汉酷吏,简述司马迁对于西汉刑罚制度和酷吏的态度,通过酷吏们的事迹,总结出当时酷吏们的特点以及他们最后的结果。     

闲谈酷吏政治

正历朝历代,常有政治高压的时期。政治高压,通常基于最高统治者的不自信,过高地估计反对势力。有时,希望扼杀祸患于摇篮之中,有意地采取残酷手段,震慑可能的反对力量。政治黑云压城之际,往往制造千万冤案,而直接痛下杀手的正是那些灭绝人性的酷吏。武则天称帝前期,就是一段酷吏横行的时期。酷吏大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心狠手辣,出身     

酷吏的多面性

酷吏是中国封建制度的产物。自司马迁于《史记》专列《酷吏列传》后,二十四史中列有《酷吏传》的还有《汉书》《后汉书》《北齐书》《魏书》《北史》《隋书》、新旧《唐书》《金史》,凡10史,共记103位酷吏;扣除重复记载的11人,应有92名。但这并非说未列《酷吏传》的朝代就未有酷吏,只是从宋代始,酷吏们的行为与奸佞已无太多明显区别,而被史家列入奸、佞一类传中罢了。而更多的酷吏则没有传,只是在史籍中提及而已。这样的酷吏不下数百人之多。就史书中所列酷吏来看,大致以两汉与唐代武则天朝最具代表性。     

报仇有理，杀人受奖

东汉章帝建初年间,有一位孝子将侮辱其父的人杀死,按照当时“杀人者死”的法律规定,此人应该被处死。章帝垂怜其孝心,特旨宽宥免其死刑,从轻发落。此后,遇到类似案件时执法人员多以此案件为判案的依据,亦即以皇帝个人意旨而非成文法来为复仇杀人案件定罪。不久之后,以章帝的诏旨和案例为基础,制定了《轻侮法》,大致内容为：对因报受辱之...     

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

《二年律令》中许多律条是惠、吕时期以诏书令形式颁布的,它们在《二年律令》中呈现出来的正式的成文法形态,表明它们经历了将诏书令加工为律条、然后归属在相关律篇下的编辑加工程序。这不仅证明《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修订的当代行用法典,而且揭示了汉代追加、修订律与令一样,均来源于皇帝的诏书令。以往对杜周、文颖说存在误读。杜周、文颖说从法典编纂修订的不同角度诠释了汉代律令的区别与联系。至少从吕后时期起汉王朝在法典的编纂修订上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皇帝即位后通常要将前主颁布的令进行编辑,将其中属于九章律范畴的、具有长期法律效力和普遍意义的令编辑进律典,而将那些虽然仍然适用于当代但无法归入九章律的有关制度方面的令按内容、官署、州郡、干支进行分类编辑,形成令典。汉武帝以前是汉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时期,形成正律(九章律)、旁章(傍章十八篇、《越宫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及令甲以下三百余篇。汉武帝以后,汉代律令的篇目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法律的修改主要表现在具体条文的增删、修订上。     

汉武帝时期的改革与酷吏政治

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政治是为了解决武帝朝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而兴起的,酷吏政治与汉武帝时期的行政、监察、司法、财政改革密切相关。武帝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元光至元封年间,以元狩后半段为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的改革中,汉武帝主要对文景之治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了集中解决,酷吏逐渐兴起;在后一时期,新矛盾随着武帝个人宏图大略的展开而逐渐激化,更重大的改革被推行,酷吏政治达到顶峰。随着汉武帝各项改革的完成,酷吏政治最终走向衰落。本文旨在对酷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相关问题作具体的分析与阐释。     

庄妃为何未葬沈阳清昭陵

庄妃(孝庄文皇后)是清太宗皇太极"五宫后妃"之一,是顺治皇帝生身母亲。按照清代皇帝、皇后丧葬制度,凡是在皇帝身后薨逝的皇后,应在皇帝陵旁修建皇后陵。而庄妃未被归葬沈阳皇太极的清昭陵,却被葬在了河北遵化清东陵孝陵外的昭西陵。本文围绕庄妃未葬昭陵的原因展开论述,以求破解这个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谜团。     

论循吏与酷吏

循吏与酷吏是我国历史上两种表现非常突出的官吏,这两种官吏的所作所为都有明显的倾向性特点。本文从循吏与酷吏的定义、思想渊源、出现的原因、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以及他们的历史局限等方面,试作全面的论述。     

贪官的“职业风险”

正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贪婪鬼,有的人能控制,有的人不能控制,这就决定了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贪官。在不同社会形态里,贪官面临的"职业风险"是不一样的。在民主社会,贪官的"职业风险"主要来自法律,贪官们犯到哪一条,社会就会将其办到哪一条,即使上级想做保护伞也做不了。皇权社会,帝王一权独大,法律只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皇帝想保谁就可保谁,想抓谁就可抓谁,因此,贪官搞定了皇帝,也就等于为自己买了一份人身保险。     

郦道元身陷“酷吏门”

<正>写史,贵在真实。魏收曾把郦道元置于"酷吏门",毕竟未捏造事实,比之一些置事实于不顾的所谓史学家来,还是好一些。稍有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水经注》的作者叫郦道元。因为选自该书的名篇《三峡》,是初中生的必背篇目。可是,在大家背过了"郦道元,南北朝时北魏地理学家"的文学常识之后,可曾知道,他为国殉难,却身陷"酷吏门",蒙受不白之冤。     

乌尔第三王朝温马地区法庭判案文件译注与简析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法庭判案文件,苏美尔语称为"di-til-la",意为"最终裁决".吉尔苏出土文献最多,在温马也出土了少数泥板,基本上属于财产争诉案件.与吉尔苏的相比,温马的法庭判案文件有自己的特点.本文根据出土于温马地区的20块判案泥板文书,探讨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温马地区的民法案例以及涉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皇帝名字也搞怪

某汉字,一旦成了某皇帝的名字,在此皇帝当权时,便神圣不可使用,于是便造成了许多书写上的禁忌。皇帝取名使用生僻字,大概也是为民作想吧。从秦始皇嬴政"称帝"到窃国大盗袁世凯"驾崩",中国历史上一共出了408位皇帝。在这些皇帝中,有很多人的名字起得相当搞怪,生造字、冷僻字常常让人"畏名如虎"——皇帝们,连起名都追求"与众不同"、"超人一等"呢!     

“朕”也曾是老百姓

中国古代的皇帝有一个变态的习惯,那就是凡是与自己有关的东西都不许别人染指,包括名字,包括人称代词。譬如“朕”这个第一人称代词,在秦朝之前,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自从秦始皇以来,这个词就和普通人无缘了。     

张安世的安世之道

正汉朝,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能臣循吏数不胜数。张安世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张安世(?—前62年),字子儒,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人。汉朝酷吏张汤之子,虽未有其父之名,却有远胜于其父之实。他一生历事汉武帝、昭帝和宣帝三朝,先后出任光禄大夫(皇帝近臣,主掌议论之官)、右将军(京城的卫戍司令)兼光禄勋(宫内总管)、大司马卫将军(总司令)、领尚书事     

“朕”也曾是老百姓

中国古代的皇帝有一个变态的习惯,那就是凡是与自己有关的东西都不许别人染指,包括名字,包括人称代词。譬如“朕”这个第一人称代词,在秦朝之前,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自从秦始皇以来,这个词就和普通人无缘了。     

汉唐盛世下的酷吏

汉朝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两个帝国,两个帝国初期的统治者都励精图治,创造了极其繁荣的时代。然而就是这样繁荣的背后却深藏着不一样的风景——酷吏政治,汉唐的许多酷吏成为统治者维护自己权利的御用工具,酷吏们往往超越国家的法制,采取严酷的执法手段。他们虽然深受统治者的宠爱,但是在没有利用价值之后等待他们的往往是不得善终的结局。     

唐代册礼及其改革

正在中国古代皇帝制度下,稳定的国家意志以成文法的形式呈现,唐代的成文法,称作"律令格式";皇帝日常政务处理和决定,用"王言"表达。王言与律令格式共同构成唐代的法律体系。唐代王言有多种简称,如"制敕"、"诏令"等,执行迟缓或错误,唐律有明确的惩处规定;A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存在王言干预法律的现象,被称作"以敕破律"。B王言既是皇权日常运行的载体,也是皇帝制度呈现的外在形式。唐朝是中国皇帝制度的成熟时期,通过王言理解唐代皇帝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一环。唐代王言,基本上分为册书、制书、敕书三类,册书地位最高。包括册书在内的王言,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C本文关注的是一个学界讨论较少的问题,即册书适用范围的变化问题。册书是册礼的一部分,从高宗开始,唐朝对册礼进行多次改革,最终使册礼主要适用对象限定于皇室成员。     

中国皇帝全传（18卷）

本书收录了自秦始皇帝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等凡是见于正史的历代皇帝。在撰写上,本书特别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时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历史人物问题,再加上行文流畅、通俗易懂、颇有文采的叙述,使本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简论武则天酷吏政治

武则天的政治生涯与酷吏纠结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武则天与酷吏,完全是一种利用关系,她重用他们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皇权,可以说酷吏政治是武则天用以解燃眉之急的产物,因此有一定的即时性,并非贯穿始终。它本身也是对封建社会政治集团间血腥的政治斗争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