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香港的“一碗饭运动”

为支持祖国抗战,1941年7月至9月间,由宋庆龄倡导的"一碗饭运动"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震动,香港民众纷纷上街购买饭券,吃"爱国饭"、"救国饭",资助抗战,救济同胞,充分体现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热情,为抗日救亡作出了贡献。     

“和平运动”中的陶希圣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1.陶希圣在"和平运动"初期是一个不可或缺之人。由于陶希圣的存在,形成了这样两个链条:一条是周佛海等"低调"者通过陶希圣、胡适,将意见转达给蒋介石劝其和谈,陶、胡由陈布雷引见给蒋介石;另一条"低调俱乐部"通过陶希圣与汪精卫交换意见;2.陶希圣参与筹建艺文研究会,从事"和平"理论的宣传;3.追随"和平运动"领袖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后,陶希圣虽然认为"主和无罪",但反对另立政府,并不断规劝汪精卫,成为"和平运动"中的少数派而被孤立;4.从陶希圣萌发去意到逃离"和平运动","高陶事件"的意义。展现1937年7月到1940年1月初,作为"和平运动"理论的提出者和积极实践者之一的陶希圣参与与退出"和平运动"的过程。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

"四史运动"具有与现代史学思潮相契合的一些基本理念,但由于随心所欲强调政治功利目的,因而在实践中滋生乱象。专业史家着力挖掘、阐发编写"四史"对于史学研究的正面因素,试图通过对"四史"的编纂体例提出规范性意见,将其引入真正意义的"历史"编纂之轨道,并对从真正历史科学角度来研究、编写"四史"的门径做了积极探讨。但是,专业史家在"四史"运动中并未能扮演主角,他们从学术角度着眼的理性发声在当时也未能得到广泛应和。总体而论,专业史家虽大多衷心服膺"写人民群众历史"的取向并付出真诚努力,却无力影响"四史"运动的方向。     

“清乡运动”与李士群之死

李士群是"清乡运动"的主要谋划者与核心人物.其得力的措施使该运动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李士群在"清乡"中急剧膨胀的势力与强烈的离心倾向,严重威胁了日本"国策",这是其致死的根本原因,他的死也与日军内部派系斗争以及与周佛海的权力斗争有关.所谓死于军统反问计之说实属夸大之辞,因为这种说法忽视了李士群与日军及周佛海之间极其尖锐的矛盾.     

1955年“砍社风波”真相

1955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中央农村工作部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停、缩、发”的方针和刘少奇提出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采取了有力措施。着手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据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简情》统计,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

"四史"运动具有与现代史学思潮相契合的一些基本理念,但由于过于强调政治目的,因而在实践中滋生乱象。专业史家着力挖掘、阐发编写"四史"对于史学研究的正面因素,试图对"四史"的编纂体例提出规范性意见,将其引入真正意义的"历史"编纂轨道,并在研究、编写"四史"方面做了积极探讨。但是,专业史家在"四史"运动中并未能扮演主角,他们从学术角度着眼的理性思考在当时也未能得到广泛应和。总体而论,专业史家虽大多衷心服膺"写人民群众的历史"这一取向,也曾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却无力影响"四史"运动的方向,也难有更大作为。     

日本“米骚动”影响浅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资本主义呈现了跨越性的发展。但日本经济的蓬勃发展与民众的日益贫困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最终导致了震惊全日本的"米骚动"的爆发。"米骚动"席卷了大部分日本地区并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激发了日本民众的政治觉醒,促进了日本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三年困难时期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

"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掀起,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产量出现了大减产.但在浮夸风的作用下,各地却瞒报、虚报粮食产量,民众被迫勒紧裤带多交公粮.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触目惊心.在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等),各级党委政府发动了一系列的增产节约运动,如"低标准、瓜菜代"、推广代食品等.以"粮食烹调增量法"为主体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四清”运动后期“二十三条”在山东曲阜的宣传与贯彻

1965年1月公布的"二十三条"是一个包含着许多"纠偏"条文而同时使"左"倾理论有了新发展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在曲阜宣传与贯彻的过程中,文件中关于运动的性质特别是运动重点的规定,并未引起重视和关注,而文件中有关"纠偏"的一些具体政策却基本上都落实到位,从而使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左"倾偏差有了较大程度的纠正。不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二十三条"毕竟没有也不可能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窠臼,因此,依据该文件精神进行的纠"左"仍有相当的局限性。     

“蒙古青年”与内蒙古自治运动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学制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大城市聚集了一批出身平民的蒙旗学子。在新式教育和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蒙旗学子自觉地进行身份建构,其"蒙古青年"的身份意识不断加强。"蒙古青年"从学校毕业后,从中央到地方均无适当出路,遂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和"百灵庙事变"等政治运动,成为内蒙古近代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在相互接触与竞逐中,来自不同地域的蒙古青年逐渐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别,并以"西蒙青年"和"东蒙青年"等概念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蒙古青年内在的差异性外化为政治诉求的分歧,最终使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     

“民主柬埔寨”时期的日常生活

本文译自《"民主柬埔寨"历史(1975-1979)》。此书作者Khamboly Dy是柬埔寨文献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研究员。该中心为柬埔寨非政府组织,宗旨是为寻求记忆和正义而记载"民主柬埔寨"时期的群体灭绝历史。自1995年建立以来,该中心已经搜集了数十万页文献资料和几千幅照片,并提供研究和教育方面的服务。该中心主任Youk Chhang在此书前言中指出,以前的柬埔寨文字历史是由古代中国人(元朝)和近现代西方学者写的,现在柬埔寨人已经开始调查和记载自己国家的过去,此书"标志着第一次由柬埔寨人自己写出了本国历史"。此书出版前经由柬埔寨以及国际的历史专家评审。     

“三反”运动中的张顺有事件研究

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是继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之后发起的又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其运动目标是党政机关与人民团体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本文中的张顺有事件即是发生在"三反"运动期间的典型个案,这集中体现在它所揭露出的官僚主义问题上。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剖析,文章探讨了一位普通农民是如何将自己的利益诉求与国家的治理策略关联在一起的,同时,它也彰显了执政者的统治技术在失衡与调适中不断前行的实践轨迹。     

“他文化”遗存认同问题初探

"‘他文化’遗存"中的"他文化"是立足本位从文明、宗教、种族(民族)和国家角度来说的。人类历史的风云变化中留下了许多"‘他文化’遗存",但很长时间内对"他文化""尊重"的原则没有建立起来,只是到"二战"后,在世界遗产运动中,在"人类共同遗产"的理念下各国普遍将"‘他文化’遗存"予以认同,使之遗产化。总体来看,"人类共同遗产"的理念、历史间离效应和家园感是影响对"‘他文化’遗存"认同的主要因素。     

近代广州“天乳运动”浅析

在20世纪初年,由于社会各界的呼吁,政府的严禁,缠足陋习逐渐灭迹时,人们接着把目光集中到了革除束胸的陋习上。针对普遍存在的危害健康的束胸陋习,广州率先兴起了"天乳运动"。     

“四清”工作队队员人次考

工作队是中共中央开展"四清"运动的具体执行者,各地工作队员的派驻情况反映了当地"四清"运动开展的程度,在"四清"运动中下派到农村地区的工作队员至少不低于三百万人次。     

从“新国风”到“歌谣学”——顾颉刚吴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作为民国新知识界"眼光向下的革命"的重要成果,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历来被视为歌谣运动中的学术经典。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勾勒出从歌谣采集、整理到研究、实践的完整图景,因此得以呈现出这一学术形态的内部逻辑及其限度。民国新知识界在以民间歌谣重构新文化的同时,歌谣亦反过来被这种新文化的想象所界定。在"学术"与"运动"交叠的脉络中进入学术版图的民间文学,肇始之初即蕴含着"民间"与"民族"的双重面向,两者的互动与张力则构成早期歌谣学与民俗学实践的话语动力。在学术史的视野下重新反思顾颉刚的吴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顾颉刚民俗研究本身的理解,而且能够为民国歌谣学乃至民俗学史的讨论提供新的线索。     

南京国民政府“禁娼”期间的“桃花章”风波

正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下南京,同年4月1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发表《定都南京宣言》。首都南京作为全国首善之区,又系国际观瞻,而娼妓作为旧时代的遗毒,与赌博、烟毒一样,很快就成为被禁的对象,1928年7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在首都下达"禁娼"令,于同年9月1日起,查禁公开营业的娼寮,娼妓们听闻后,纷纷另谋生路。但是,不少女性仍暗操旧业,依靠卖淫维持生活。不少人是支持南京市府的"禁娼"政策的,当时南京特别市妇女救济院主任成瘦卿曾召集相关部门与机构商讨废娼办法,配合政府的"禁娼"计划。起初,"禁娼"效果显著,南京市面上的公娼已经销声匿迹,俨然成了当时"禁娼"的典范城市,不过,公娼的绝迹带来的并不是娼妓的消亡,相反,南     

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大潮与中国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和平竞赛大潮涌入中国的一股支流,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股大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为尽早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迅速奠定社会主义强大物质基础而发动的一场"冒进"式运动。这一运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但其经验与教训却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