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名称的来历

正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道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襄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前夕,总共295年。     

从《左传》释《春秋》用语看“春秋笔法”的性质

“春秋笔法”,本即春秋时代鲁国史官记载鲁史(《春秋》)的遣词用字之法,自古以来便是“曲折”、“褒贬”的代名词,似乎古代史官记史偏好“弯弯绕”。但深入考察“传”《春秋》的《左传》关于《春秋》用语的阐释,却可发现,长期以来人们所理解的这种“春秋笔法”,其实早已变味。     

孔子——追求梦想的流浪者

内容：一.流浪前的生活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出生在春秋末期鲁国昌平乡陬邑。孔子早年生活,既贫穷又没有地位。成年以后,曾做过仓库管理员。鲁昭公二十年,孔子30岁,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得齐景公赏识。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孔子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厚待。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只好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孔子只好专心治学。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50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很有绩效,被升为司空,     

多行不义必自毙

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的五月,《春秋》记录了一句话：“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幸亏有左丘明为《春秋》作详细的注解,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亲情与政治的故事。     

“鲁币”质疑

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对迟缓,没有象三晋、两周地区以及齐、燕、秦、楚等国那样铸造过本国的金属货币。只是在楚考烈王灭鲁(前249年)前后,在原属鲁国的辖区内流通过楚国货币蚁鼻钱和郢爰、陈爰等金币。这已经是被无数考古发现所证实了的,是古史界和古钱界所熟知的事实。但自80年代以来,泉界出现了“鲁币”新说。主张春秋晚期的鲁国,已经出现了金属铸币。其说如能成立,在货币发展史上无疑将是一个重大突破。惜拜读后感到论据似乎不够充分,论证也嫌牵强。特就几点疑问谈谈个人的看法。     

“万岁”口号之我见

读了张素华先生的文章（《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写“毛主席万岁”》,见《炎黄春秋》第7期,以下简称“张文”）,有几点看法,略述如下：     

“赫衣”应是“赭衣”

《炎黄春秋》今年第四期《劝君少颂秦始皇》一文中的“赫衣”应为赭衣。赭（zhě）衣,囚衣,也指囚犯。“赭衣”句出自《汉书·刑法志》对秦政的评语。原文是：“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     

“春秋决狱”一词考

"春秋"一词的历史变化对"春秋决狱"有什么影响?《春秋》一书的相关内容对于"春秋决狱"有多大影响?"春秋学"的发展变迁又为"春秋决狱"的产生了提供了怎样的借鉴?循着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较为深入地考量"春秋决狱"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可以为深入研究法律儒家化提供历史资源。     

《春秋》说例

古人解《春秋》,多以孔子作《春秋》为前提,目的是深入领会圣人垂教后世的褒贬大义,由 此归纳出种种所谓义例。但《春秋》是否确曾经孔子改作,无从证实;前提既不可靠,由此得出的又例 则更是想当然而已。其实,只须抛开成见,仔细阅读《春秋》,就可看出它就是鲁国历代史官原始记录 的汇编,但其中确实存在着能够贯通全经的记事原则和用字规范,是真正的《春秋》体例。本文仅从 七个方面归纳了《春秋》的记事原则和用字规范,并对前人所说义例略作批评。     

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鲁国史》评介

《鲁国史》评介张富祥初读新近问世的《鲁国史》一书（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版）,首先想到的是有关史料问题。言古史者皆知,中国早期史记书事简略,譬之后世正史,所谓“断烂朝报”之讥洵不为过。然“百二十国宝书”丧失殆尽,唯鲁史《春秋》仅存涯略,复得《左传...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关于“林彪一号令”及其他

《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发表的陈虹所写《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一文,介绍了“杨余傅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平反经过,读后颇有收获。但文中提到：“19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又把多数老帅赶出了北京”。话虽一句,却涉及一些重要史实,作为一名党史爱好者,《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我愿就自己目前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法的来龙去脉进行必要的辨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朱熹说《春秋》

朱熹认为《春秋》是史,是因为反对经学家一字褒贬的解经法,直把《春秋》看作史;朱熹不从一字褒贬中解经,而从具体史实中体会《春秋》义理。同时,他将义理贯穿于《春秋》史事之中,并将义理作为史书写作的指导原则。然而《春秋》义理本身却是不融通的,所以视《春秋》为史,出于朱熹对《春秋》义理不能融通之后无奈的选择。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章阐微

《春秋》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解释说是在谴责郑庄公没有尽到作为兄长的责任,甚至是故意养成母弟共叔段的罪恶,从而达到驱逐共叔段的目的,从道德上做了一个评价,但并没有揭示出庄公如此作为的背景及根本原因之所在。通过研究发现,春秋初年母氏（母亲及其家族）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关系到国君之位的稳定与否,影响力非常之大。郑庄公所面对的母氏势力尤其强大,他对共叔段所采取的斗争策略是在与母氏力量的对抗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春秋初年政治斗争的态势,而《左传》的批评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符合当时中央的战略部署

2005年第4期《炎黄春秋》发表的署名王人广的文章《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吗》,对于我们所写的《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提出不同的意见。现回复如下：     

武汉、贵阳解放的“南京模式”

在许荏华《南京是如何解放的》（以下简称“许文”）一文认为,就南京解放的真实历史而言,它与解放战争时期大城市解放的“天津模式”和“北平模式”有别,前者是打下来的、后者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而南京则是“‘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2009年第五期《炎黄春秋》,第28页）     

来函摘登

近期看到《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作者郭军宁）一文中说：国防大学康景海政委（第13页左栏15行）说：何长工说过“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没有井冈山会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同页左栏21行）此文发表前未经我审阅核实。     

《春秋》“天子之事”发微

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一说法对探讨先秦中国学术发展意义重大。西周时期的王官之中,史官至关重要,甚至被称为"天子之左右手",史官所记录的"史记旧闻"则是孟子所谓"天子之事"的重要载体。然而,在"礼坏乐崩"的春秋社会,史官的职责及其命运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王命不行"的背景下,孔子作《春秋》,他是以布衣身份代史官行"天子之事",这标志着由史官到史家的转变。     

试论《春秋》历史叙事的成就——兼论清华简《系年》的史料来源问题

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奠基之作,《春秋》的体裁成就深受学术界的重视,但其叙事成就却一直评价较低。事实上,《春秋》存在以事件为中心进行跟踪记录的叙事特征,但在编年体的框架下,这些记录只能逐条分散在各个时间点上。如果将同组事件的相关记录汇编在一起,就能够清晰地概述出历史事件的完整进程。《春秋》记录历史,还有一些针对历史事件的细节描述,虽然字数不多,但往往简要而生动。此外,《春秋》一书中还存在个别制度溯源性质的记录,说明孔子在最终编纂时并不仅是将原鲁国史官的原始记录简单地汇编在一起,而是有一定的统筹叙事意识。新出清华简《系年》的行文,具有突出的概述特征。将《系年》的文字做逆向复原,可以推断《系年》应为摘编《春秋》类的原始记录而成,并非《左传》的简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