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特殊的囚犯

<正>在"文革"那个非常时代,有个政策叫"留到运动后期处理",因此便"拘留无限期",各地的看守所里,关满了既不审又不判的人。这些人不象现在被称为嫌疑人,但为了区别于已经判刑的罪犯,被称为"人犯"。我由于"恶毒攻击林副统     

缝衣针、蚊帐和尼克松红烧肉

正当你已忘记昨天镣铐的时候,往往就会罪恶地诅咒今天看似平常,却来之不易的自由。从"文革"时期的监狱出来这么多年了,下面这几件事情,对我而言,恍如昨天,记忆犹新。铁棒磨成针大家知道,"铁棒磨成针"是勉励人们做事要有恒心的寓言,很少有人会相信它是真的。然而,在"文革"时的广西象州看守所,我却亲眼目睹了"铁棒磨成针"的现实。"文革"时的象州看守所的犯人,多则关了五六年,少的也有一年半载。大多数犯人的     

执著信念 不懈登攀——王巍先生访谈录

<正>曹峻:非常感谢王所长在百忙之中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首先请王所长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王巍:好的。我是一名50后,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革。记得当时我报考的是长春最好的中学,但就在等着发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1968年秋,我被就地分配上了中学,那一年正好中苏关系紧张,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在学校学的俄语除了"毛     

“文革”时期合肥二轮窑劳改纪事

正"文革"期间的1972年2月10日凌晨,寒风瑟瑟。蚌埠市看守所数十名"已决犯"(即已宣判后的犯人)被一一点名到大门旁的院内集中,我因"现行反革命"冤案也是其中一员。被长期监禁的人都极为敏感,当即便预测到将要押解远行了。果然,当带队干部宣布"注意事项"后,便开始发放大饼作为路上干粮,有的人发给2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滕彪兄曾问我几部关于反死刑的电影。这是晚近的一部,已有两年多了,但去年又在美国公映,挑起又一股死刑存废的讨论。这两周想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大赦。"5·12"地震当天我一个朋友还在看守所里。我特别留心监狱的新闻,一周之内,从灾区监狱发出了6万多条报平安的短信。在什邡看守所,一位在押女性哭喊,"明天我就该出去了,开门放我吧。"他们的所长刘河川,     

贾植芳

自幼调皮,脑后有反骨,一生不安分,平生际遇可用"狱里狱外"四字作结。20岁因参加学生运动坐国民党的牢,年少气盛砸饭碗大闹牢房;抗战时搞策反坐了日伪的牢;1950年代因支持胡风而被关看守所,"文革"中"自天挨批斗,晚上回家     

回忆68届初中学生毕业的历史情况

正我出生于1953年1月7日。16岁时被戴上知识青年帽子,名不符实,一生都感觉十分别扭,我至今都不认可。现以亲身经历揭示"文革"初期,68届初中毕业生学历段的真实情况。我在校初中文化知识学习时间不足8个月,因"文革"而失学,14岁后的两年多时间,主要是在校外当童工,以体力劳动挣钱养家,度过该上学     

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武斗

正1963年,我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自1966年6月至1970年3月,在北大全程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北大"文革"运动。1967年8月17日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承认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因此在1968年的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是支持北大聂元梓一派势力的两个机构。校"文革"是北大权力机     

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朱维铮先生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罗思鼎"成员之一,"文革"初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负责人,是上海"文革"的重要亲历者。三十多年前,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听朱先生的课,我们同学间就对他"文革"中的经历充满好奇和兴趣。成为历史系的教师后,特别最近几年来,我多次向朱先生提出,希望能有机会协助他记下他在"文革"     

大和尚、小和尚以及看守所

我第一次和一个和尚聊天是在看守所。我第一次去看守所是为了和一个和尚聊天。真是奇特的第一次。     

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

以非党员身份进入专案组我是出身贫寒人家的平民子弟,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两年后"文革"爆发。"文革"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一类的工作,一向以为那是党的组织部门和公安部门所主管之事。"文革"以降,造反行     

“凌伊”先生

1976年10月"怀仁堂事变"发生,我在陇海线一个山沟里当工人,每日里,只见军车东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来,声讨"上海帮"密谋暴动,一定要彻底解决。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数年。但听那些文件传达,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那批留守上海的地     

刘英回忆晚年张闻天

正"文革"中受批斗文革中近代史所开始斗刘大年,李新、黎澍叫我参加,我就坐得远远的。要我写大字报表态,我就写了。他们说我写得不痛不痒。斗我时批我过去讲长征情况,把长征说得很惨,他们就说我是反党分子。他们有时不让我回家,还来抄过家。文革时收走了我们的存折、富春的信、主席给我们的信。这时还没有斗闻天。斗闻天之后,接着就是我被抓去陪斗,又叫我到学部写大字报。     

墓地里的中国

4月3日晚上,我看到贾樟柯发的第1966条微博。他回忆了自己家人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文革开始时,我奶奶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县城回乡下扫马路,因为她是地主婆。我大伯入狱8年,期间自杀未遂,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我舅舅被村干部毒扣‘后被发现死于一口井中,死因至今是迷。历史不会被遮蔽,了解文革,了解中国,让我们从了解自己的家庭开始!”     

饥荒年月黄酒救了我的命

<正>1959年2月,我被下放到川西北一家农场,名义是行政25级办事员,实际上并不让我参加农场干部的任何会议,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内控人员"。"文革"期间,一位外调人员不满意我的交代材料,大发雷霆之后忽然泄露     

啼血子规化杜鹃——忆吴晗伯伯

以饰演马派《海瑞罢官》而著名的北京京剧院须生安云武,在电话里跟我说:"去年是批判吴晗先生《海瑞罢官》40周年,今年又是‘文革’浩劫40年,吴先生遇害38周年;也是我的恩师马连良先生‘文革’中因扮演海瑞,被江青多次点名而横遭加害致死40周年,您不写点什么?"     

1969年我在中苏边境守岛

我志愿"一手捏笔,一手握枪"1966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因"文革"原因到1967年才进行分配。分配方案中有一个名额是去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是我长期梦寐以求的志愿。8岁时,首次见到解放我家乡的战士,成排站在院子里,纪律严明,我就很羡慕。解放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和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始终伴随我成长,至今依然喜欢。叔叔卢世立是解放军也是志愿军,牺牲在朝鲜。"文革"期间,穿绿军装成为时尚。     

我编撰《复旦“文革”大字报选》始末

徐振保,1943年出生,安徽歙县人,上海市中学高级教师。1962-1968年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学专业学习;1966年12月成立"史红战斗组"着手整理、编撰大字报等资料,1968年7月告竣;1997年6月将其捐赠复旦大学档案馆;被同学称之为"复旦‘文革’太史公"。一、"隐性"造反者:我成为复旦"文革"忠实记录者的关键性因素     

“老三届”高考

<正>1970年,我在邛崃县前进公社当"知青哥",每天挣两毛钱的工分。破草屋、常无粮,是千百万知青的寻常景况。我们这一代人,被称为"老三届",就是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据统计总人数大约为     

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

作为经历“文革”全过程的过来人,如果有人问我,“文革”中最大的冤案是什么,我会这样回答：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冤案是抓“走资派”。因为在这场运动中,除了毛主席钦定的屈指可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也会随时被踢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