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后的邂逅

一年前的开罗．埃及博物馆里昏暗而拥挤。“这就是哈特谢普苏特——那位著名的女法老。”当我们经过一尊手持祭祀罐、跪立着的法老雕像时．当地向导提示道。我仔细打量这尊不高的石像,女王佩戴着假胡须．身材的女性特征被刻意弱化．除了面容更为精致外,极难发现其女儿身份。向导又指着不远处因为疾病而大腹便便的埃赫那吞雕像对我们说：“人们常常将哈特谢普苏特雕像误以为是男性．而将埃赫那吞雕像误以为是女性．这两位埃及历史上的伟大法老都有着令人迷惑的外表。”     

太平天国女营、女馆制度变迁分析——基于制度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太平天国时期,曾出现过女营、女馆制度,随着太平天国历史的发展,这种制度也经历了从女营到女馆制度的变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历史上的这一制度进行分析,分析其变迁的原因,说明制度创新与存在必须与非正式制度和特定的历史环境相容。     

源自历史深处的绝响——浅谈新历史小说《尘埃落定》中个人化写作的运用

创作于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小说兴起后数年的《尘埃落定》,以诗性的语言和鲜明的个人化写作风格,通过讲述麦其土司一家的兴衰沉浮全景式的展现了藏区土司制度覆亡前的最后一段历史。纵观其对历史的叙述,显然已迥异于传统的历史小说。诸如第一人称视角的独特效果,对土司家族日常生活的描写,似傻非傻的不可靠表达,都使其具有浓厚的新历史主义特点。     

四女传说——明清卫运河区域文化变迁的个案研究

四女传说作为运河市镇四女寺的标志性文化,明初以前是口头形式的女性情谊故事。明中叶随着运河交通及市镇发展,官府和佛道的影响增强,出现了碑文载体的孝道情节。清中叶市镇政治地位提升,官绅批判传说的佛道因素并推行儒家化版本。晚清四女寺逐渐衰落,官绅同时承认佛道化、儒家化的传说版本并建双祠祭祀。不同版本四女传说的冲突与并存,说明在四女寺市镇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僧道、官员、士绅等多个群体将不同的大传统投射到地方传说中,在此过程中,他们分别吸收、拒斥、承认与再造本地“土人”的传说版本。四女传说的演变,反映了大传统的多元内涵及其与地方文化的复杂互动过程,对认识明清时期运河区域文化变迁机制有重要意义。     

被遗忘的工作女性——经济大萧条时期的马来亚客家琉琅女(1929—1933)

论文通过查阅典藏在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的档案文献和田野调查,梳理和分析了在马来亚以洗琉琅为生的中国客家女性,在1929年至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其中包括支柱的工作型态及女性对于家庭经济的重要性。认为虽然琉琅业从15世纪就开始出现于史册中,但琉琅工作者的身影,却在20世纪之后才在马来亚官方史料中出现。从事体力劳动的华人琉琅女在马来亚工作,把钱寄给中国的家人;她们的经济生产所得未嫁前归原生家庭,出嫁后则归夫家。这是以华人女性尤其是客家女性为主的年代,琉琅女是女性经济独立的前驱者。     

“女子”与“君子”:从女教理论看儒家思想的传播及礼俗之互动——以“女四书”为中心

传统女教主要是基于儒家五经所建构的"内/外"模式来规训女性的言行举止与生活空间,而随着女教理论的发展,儒家修身学说逐步被移植并被用以型塑女子之德性。其中,"女四书"因其作者本身为女性,鲜明体现了女性对于礼教的自觉认同与"内卷化"特征,甚至表现出"立命"与"安身"相统一的趋势。然而从唐代的《女论语》开始,在儒家的心性修养体系日渐深入女教理论的同时,作者已不满于《女诫》以来将女性圈囿于家庭之内的角色定位与伦理束缚,表达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意愿与完善个人道德、安顿终极关怀的诉求。换言之,先秦乃至两汉的女教理论着意将女子型塑为"女子",而唐代以降,女性的性别意识逐渐觉醒并致力于打破这一阃域,而力争成为"女君子"乃至"君子",并因此产生了女性个体诉求与儒家传统礼教之间的矛盾。这一冲突在明清时期达至巅峰,从而呈现出礼俗互动的多重影像。     

试论近代女学先声——宁波甬江女塾的发展历程

1844爱尔德赛来甬设立的宁波女塾,经历了艰难的发展历程,为近代中国教会学校的设立提供了借鉴,且开中国女学先声,使中国女孩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抗战后惩治女汉奸的媒介话语解析——以川岛芳子为中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各地厉行肃奸运动。作为素称有名的女汉奸之一,川岛芳子受到关注。媒体不仅参与了其被拘捕、审判、行刑的过程,而且关注其性别身份的转变,将民族主义情感和历史认知融入报道,产生大量揭秘性、演绎性和批判性共存的报道。媒体报道形成了叙述女汉奸群体的特定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司法实践。     

藏族女博土的追求——记第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卓嘎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笔者走进了西藏高原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室，卓嘎正在自己的电脑旁忙碌着，见我来了，她热情的招呼。喝着香浓的咖啡，我开始像朋友聊天一样轻松的采访卓嘎。     

跨越历史的生命之舍——自梳女居所“冰玉堂”作为生命空间的人类学研究

通过对冰玉堂历史和功能变化的描述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冰玉堂筹建、使用和重修的历史过程,也是自梳女寻求群体内部认同和社区认同的历史,展现出自梳女与地方社会的紧密连接。冰玉堂不仅是自梳女的居所和养老之所,也是自梳女灵魂的归宿,承载和融汇了自梳女的美德和历史,成为后人追忆她们不朽精神的生命空间。然而,随着自梳女生命走向终结以及后期的商业开发,冰玉堂渐渐褪去作为自梳女生命空间的意义,转化成当地政府和旅游公司主控的商业空间。     

在官场中挣扎的女性——读范小青《女同志》

《女同志》是范小青又一部关于干部题材的力作,与《百日阳光》《城市表情》视角不同,这是一部描写官场女性成长史的小说。范小青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充分展示了当代女性在官场上的生活经历和心理蜕变过程,逼近人性深处,完成了对体制之中女性命运的刻画。     

佛母传奇——中国唯一女活佛的前世今生

每逢藏历六月,十二世多吉帕姆活佛都会回到桑顶寺主持最重要的法会——“岗甲萨”大法会,大殿之外聚集着想要通过法会增进功德的僧俗民众。平日里,生性恬淡的她深居简出,在家诵经礼佛。     

关于西王母与女墓主形象的辨识问题——与刘辉商榷

江苏沛县栖山一号石椁墓,中椁东壁画像中有戴胜扶几端坐的西王母形象。刘辉《沛县栖山石椁墓中的西王母画像管见》一文认为,所谓的西王母应为女墓主。我们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作者并未明了西王母与女墓主的辨识问题。西王母图像志的主要标志是戴胜、玉兔(捣药)、蟾蜍、三足乌和九尾狐等。这些均为西王母图像系统中比较普遍和相对稳定的附属物像。     

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探究——以浙江省C镇执行女村委专职专选政策为例

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是决定政策能否成功实施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对浙江省C镇执行女村委专职专选政策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乡镇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表现,并进行了相关动因分析。     

宋代的孤幼檢校政策及其執行——兼論南宋的“女合得男之半”

孤幼不僅存在撫育的問題,還有財產遭侵奪的危機。漢唐政府沒有把照顧孤幼視爲政府的責任,直到宋代,纔有專門針對孤幼生活與財產的制度設計。孤幼檢校法有保障孤幼生活,與保全其財產的作用。兒女分產法是專爲分配孤幼家產而立的新法。前者只要有宗親族人願意撫育孤幼,國家就不强制執行該法。後者源自張詠的判例,是由男子承分中撥出部分作爲孤幼的生活費,而調整男、女的財產比例,遂出現"女合得男之半"的特別法。但《名公書判清明集》所引兒女分產法極爲簡略,實際運用上有模糊空間,又可能與父系成員的利益發生衝突,所以該法只見於南宋,往後便不再行用。     

从单一的坚守到双向的融合——试论《女勇士》中对身份认同的追寻

自中国的第一批移民抵达美国后,华裔美国人就一直徘徊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所在,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使他们成了双重他者,既远离中国文化,又不被美国文化所接受。本文试图通过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来解读华裔美国人长期以来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寻找定位的过程,从老一代移民对"中国人"身份的坚守,到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人面对两种文化的困惑和矛盾,以及处于双重"他者"的尴尬地位,再到以汤亭亭为首的美国华裔作家对文化身份的新构想,通过中美文化的融合来建构独特的文化身份,通过平等对话来达到两种文化的沟通。     

白族螺女故事类型及文化内涵研究——以大理剑川石龙村流传的故事为例

螺女故事在大理剑川石龙村的白族民众中有较广的流传,当地的螺女故事从类型上说有单纯的螺女故事型、螺女故事与龙女故事的复合型、螺女故事与洪水后人类再殖故事的复合型。当地的螺女故事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螺女故事的两大系统在石龙都有流传,螺女故事与龙女故事的复合体现了白族的崇龙传统和宗教信仰,螺女故事与洪水后人类再殖故事的复合则体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区域文化特色,石龙的螺女故事还在细节变化中表现了白族的民族特性和白族文化的特色。     

女教与晚明婚姻中的女性——以《愁言》为中心的研究

晚明的历史特殊性已成为学界共识,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层面都发生了不同于此前的变化。在女性婚姻家庭层面,女教的相对流行、伙伴式婚姻关系的出现,均成为新的社会现象。本文以晚明吴江叶纨纨的《愁言》为中心,考察女教与晚明婚姻中的女性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女教对女性情理观、婚姻观以及对待婚姻生活态度的影响。本文认为,这一时期女教为婚姻关系中女性情感与道德模式的选择提供了更多可能,对这一时期女性,特别是上层社会女性传统的情理观和婚姻观造成冲击,并因此对其现实婚姻生活产生影响。     

高原之莺——藏族第一位女教授邓珠拉姆讲的故事（之二）

来自四川藏区巴塘地方的邓珠拉姆老人有一个藏汉结合的家庭。就像当年跟着马帮走出大山一样,她历尽坎坷也收获成功：成为民国时期第一个藏族女教授,桃李满天下;精通藏汉两种文字的专家学者,著作和译作颇多;当过国大代表,经历了政治洗礼。她有过一双儿女,晚年与她相伴的却是毫无血缘关系、对她孝敬有加的女儿与外孙女;而与之失散50年的亲生女儿却因一篇报道在53年后聚首于成都。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王明之妹陈映民的曲折人生

女红军陈映民,是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由大别山转战到了大巴山,经历过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就因为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而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