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袁交往与戊戌维新政治格局

康有为、袁世凯在戌戌维新运动的前期,即酝酿期,其思想和行动基本上是一致的。康有为频频上书皇帝的同时,袁世凯向光绪皇帝上了一个13000字的条陈,还向当国的翁同稣连连上了两个说帖。他们殷切希望朝廷迅速变法,挽救民族危机。这一时期。康、袁间的交往与合作是愉快的,他们思想及行动上的一致性,有利于维新运动的迅速开展。戊戌维新运动的后期,即实行期,在怎样变法的问题上,二人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变法的力度和范围问题上,康有为主张大变、全变,并把政治改革作为变法的关键。袁世凯力主变法,变法范围限定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反对政治改革。在变法的方法和步骤上,康有为主张由上而下,先从中央政府开始,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而雷厉风行。袁世凯则认为,变法应由下而上,先地方后中央。二人思想上的不同导致了行动上的分离,袁世凯早已从康有为变法阵营中游离出去。而康有为不察,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对于袁世凯告密,我们在谴责他政治品格恶劣的同时,忽略了他和康有为思想上的差异。     

严复仕途乖蹇之谜

林纾在祭严复文中曾说,严复当年在英国求学时与日本的伊藤博文等同窗数载,归国后,伊藤博文所学成大用,而严复则至死不过是一个“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的空衔闲职。这常使后人为其抱“怀才不遇”之不平。但追究严复生平,他并非没有机会“一试其长”。之所以仕途坎坷多艰,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打开严复仕途乖蹇之谜,不仅对研究晚清社会政治思想具有价值,对确立现代知识分子价值本位也具有参考价值。     

浅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原因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迅速复辟了帝制,其原因主要有辛亥革命后中国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没有被完全阐释与执行、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的复辟之举给予了支持等,再加上袁世凯本人的称帝愿望,最终出现了袁世凯登基称帝的闹剧.     

严复与何启--两位留英学生近代化思想模式的探讨

严复、何启二人,先后在19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留学的时间几乎同时。严复留学时间颇短,而何启时间较长,但似乎并无机会碰面。前者习海军,后者习医学及法律。回国后,二人有不同的事业发展。何启以香港为基地,施展其所学之长,服务香港社会,成为一位重要的华人领袖,对香港的民政建设,建树良多。严复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并积极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们二人有关中国近代化的改革蓝图,从提倡的初始即出现不同的取径,从而显示两种不同的近代化模式。严复认为英国的盛强,不在其船坚炮利,而在其学术之至真和风俗之至善,他深受斯宾塞学术思想的影响,视民质的提升为强国的根基,以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启蒙国人。力倡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用渐进的方式使中国社会迈向文明进步,最终成功近代化。何启熟悉英国的政情,深叹其政制之美,视英国的强盛与进步之基乃其政治上的公平、自由和民主。力主中国应修明内政,引进英国各项先进的政经制度以为改革的张本,期望清廷通过政制的全面革新来实现近代化的目标。严复以西学来改造中国,取态是温和而缓进的;何启以西政来革新中国,取态是迅猛而急进的。     

严复与儒学

梁启超称严复为“近代西学第一人”,由于严复西学思想的突出而使人们忽视了对他儒学思想的研究。儒学对严复思想有着重要影响,严复思想的演进并不存在“离异”与“回归”问题;从严复具体的儒学观来看,他从未对传统化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严复处理中西方化关系的方法多样,在近代史上具有特色。     

张謇与袁世凯的分合

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恩怨如何计算？张謇与袁世凯的交往,几十年分分合合,似有孽缘。二人之间的关系曲折迷离,令外人难以深窥。究竟是个人恩怨使然,还是民族大义在前？     

孙中山三识袁世凯

孙中山先生对袁世凯的认识是经过从怀疑、防备到放松警惕，从一度支持袁世凯到彻底认清袁世凯并高举反袁大旗这样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按时间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从南北和议至1912年8月下旬，这段时期孙中山是怀疑袁世凯的，是防备着袁的；     

严复、伊藤博文"同学"说考订

清末民初,严复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留英同学的传闻开始出现,其内容和细节在流传中愈益翔实。1990年代严复一些未刊书信面世,在《致梁启超》一函中,严自称留英期间与伊藤博文同窗数载,回国后的待遇、命运则大相径庭。尽管该函两个标点本的识读有一定差异①,但考查这一时期严、梁的言行、交往、境遇,其内容有真实性,不能简单认定为伪,何况传闻的出现时间远早于此函。依据传播学原理判断,“同学说”的始作俑者可能就是严复本人。     

严复的法制起源说

严复认为法制起因于人类的忧患意识,起源于民约,社会分工是“民约”变“君令”的重要一环。这些见解系受多种西方理论影响,彻底否定了法制由上帝创造或圣贤创造的观点,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袁世凯与德国

袁世凯在其小站练兵、入鲁主政、坐津督直、辛刻出山、帝制自为的五个时期,始终与德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往来,而这种关系的构建及发展给予了露骨 世凯政治 上的极大帮助,从中也可以看到袁世凯“仿德”、“防德”、“联德”及“排德”的政治、外交思想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