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对盟军的战俘政策析论——以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日美战俘信息交换为例

深入探讨二战时期日军对盟军的战俘政策,可以了解当时日军的战争态度,以及日本国家集体层面的对美英态度.沈阳盟军战俘营为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唯一一所关押英美盟军战俘的战俘营,通过对日美之间围绕该战俘营的战俘信息交换的研究,对于了解日军对盟军的战俘政策具有典型性.本文认为日军对待美英战俘基本遵守了国际战俘公约①,然而日军对待中国战俘却没有遵守相关国际公约,存在着明显的虐俘行为.因此,探讨导致其差别的深层历史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日军奴役虐杀中国战俘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日军侵华时,在中国建立了100多处战俘劳工集中营及临时收容所,关押了中国战俘100多万人。因为种种原因,日军奴役虐杀中国战俘的事实至今仍没有完全搞清,其奴役虐杀中国战俘的罪行至今没有彻底清算。日本白民党重新执政后,妄图否定侵华历史,复活军国主义,为此我们不得不重提此事,对日军奴役虐杀中国战俘的罪行进行揭露和清算。     

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战俘的改造

衡量一支军队是不是威武之师,要看它在战场上能否战胜强敌;辨别一支军队是不是仁义之师,就要看它如何对待战俘。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与日寇交战中,俘获了大量的日军官兵,对日军战俘进     

日军战俘在延安『洗礼』

抗战时期,随着日军战俘的日益增多,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创办了一所日军战俘学校,校长由1940年春从共产国际来到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野坂参三(化名冈野进,中国名字叫林哲)担任.教员由从延安各界调来的精通日语的人员和较早转变思想的日军战俘如吉积清、川田好长、杉本一夫等担任.校址就在延安宝塔山上.1941年5月,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笔题词祝贺:"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根据毛泽东的这个倡导,学校制定了"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的十字校训.     

中共战史上一次特殊的战俘交换事件

在中外战争史上,交换战俘屡见不鲜。但1944年的一次战俘交换事件,却是我军抗战史上少有的一次特殊事件。当时一架日军飞机因故障坠落在我山东解放区,飞行员被我民兵抓获。后在日军的强烈要求下,我军用这名日军换回了40多名被敌抓捕和作战被俘的重要干部。《中共战史上一次特殊的战俘交换事件》讲述了这段颇为传奇的故事。     

黑风行动——中国战俘大越狱

惨叫声从战俘营中传出 1944年,中国华北某地日军设立的一座战俘集中营。一天早晨,集中营上空响起了凄厉的哨声,日寇突然宣布紧急集合。点名台前架着两挺歪把子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战俘们,—片恐怖气氛。翻译把日寇的话传达给战俘: “有人想与皇军对抗,准备暴动,死了死了的!”人们面面相觑,知道死神又要降临到一些勇敢的同伴的头上了。     

英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

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和美国一样主张战俘的"非强制遣返"。但是英国出于促成尽快停战,应对议会下院反对派的压力和确保英国及英联邦国家的战俘尽快安全获释的考虑,英国保守党政府不仅反对强制遣返,也反对强制扣留战俘。而且与丘吉尔首相过分强调战俘遣返问题的"人道"立场、政治价值及英美特殊关系不同,艾登主导的外交部主张抑制美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僵硬立场,意欲灵活处理战俘问题,打开停战谈判僵局。英国既非强制遣返、也非强制扣留战俘的立场,以及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斡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战俘遣返问题的解决。     

论二战前期日本战俘的战争观

二战时期,日本的战俘对战争的观点是独特的,而且,在战争的前期与后期又存在着不同。在战争的前期,他们是孤傲的,对于战争,他们极端热爱,从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这样的战争观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亚洲的奥斯威辛——日军侵华集中营揭秘》

2007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天义编著的《亚洲的奥斯威辛——日军侵华集中营揭秘》,31·5万字。该书分九章,揭露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设在石家庄、济南、太原、北平、洛阳及河南、天津及塘沽及青岛、江南各地、龙华及潍县、香港及海南及奉天的集中营对中国民众、战俘(包括盟     

中英处理救助"里斯本丸"战俘义举述论

1942年9月27日,日船"里斯本丸"号装载一些日本官兵以及1800余名英军战俘,自香港开往日本.该船未有任何装载战俘的标志,10月1日途经浙江省定海县东极岛海面时,被美国潜艇"鲈鱼"号击中.日军非但不加以施救,且封舱闭门,射杀自救落水的战俘.然附近海岛中国渔民闻讯驾船主动营救,共计救起落水英俘384人,并接到渔村妥善安置.其后日军上岛搜捕,抓走绝大部分英俘,仅有伊文思等3人逃脱,被当地居民逐岛护送到大陆,辗转抵达重庆.为酬谢中国人民营救英俘的壮举,英国政府先后提出若干意见,中英为此进行了有效沟通与努力.     

关于上海四个日军慰安所的调查

上海曾是二战时期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完善的城市之一。近６年来,我们对这些慰安所进行了系统调查,现在可以认定的日军在沪慰安所至少有８０家。这里辑录的沈小枫、邹淑慧、姚潇鸫、张虹、李漪红、苏律健、张敏霞等人的４份调查,反映了上海日军慰安所的几个类型。“杨家宅...     

战俘劳动与战后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北大核心CSSCI

二战期间苏联俘虏了大量战俘,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尽快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抵补战俘关押开支,战后苏联在建筑、伐木、采矿和冶金等多个领域中使用战俘劳动。随着战后苏联物资供给状况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劳动组织形式的改进和奖惩措施的出台,以及反法西斯宣传和政治教育工作的持续开展,战俘的敌对情绪逐渐消解,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不断提高。战俘不仅弥补了战后苏联劳动力的严重不足,还为战后苏联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做出了一定贡献。     

滇缅战场日军部队编成及其军政统治

军队是战争的核心与主体。日本陆军师团是对外侵略战争兵力运用的基本单位,师团运转状况是日军军事行动的重要研究对象。二战时期的滇缅战场,日军为应对战局,频繁进行区域调动,导致其战斗序列多有变化。在滇缅战场,日军同时承担攻防两种任务。在侵占缅甸和滇西后,其陆续建立了以日军部队司令官为核心的军政统治体系。从占领初期到殖民统治的过渡阶段,日军在滇缅战场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统治。这种体制既凸显了日军部队与军政统治之间的关系,也暴露出其对外实行殖民统治的本质。     

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制度的国际化倾向

日军“慰安”制度初创于中国上海,此后随着战争的进展,日本将“慰安”制度推向了西南太平洋海域周边的泰国、马来亚、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香港以及所罗门群岛、阿留申群岛部分地区和岛屿,数十万欧、亚女性沦为慰安妇。从地域看,被日军强迫征集的慰安妇有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和非洲人;从肤色看,慰安妇有黄种人、白种人和黑人。日军“慰安”制度具有明显的国际化倾向,表明日军“慰安”制度在二战时期已经成为日军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军香港“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研究

1941年12月25日发生于香港赤柱半岛的“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报复英军的顽强抵抗而蓄意制造的惨案,也是香港战役中日军针对英军俘虏制造的规模最大、最残忍的屠杀事件。日军无视伤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基本权利,违反相关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准则,在圣士提反战时医院犯下杀害战俘和医务人员、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虐...     

二战时日军中的“窝囊废”师团

二战时期的日军中有一支以战斗力差而闻名的另类部队,它就是号称"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大阪第四师团。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走商组成,是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     

加害与受害的双重变奏——对朝鲜BC级战犯的审判及其遗留问题

因日本殖民者在朝鲜实施强制动员计划,许多朝鲜青年被迫或自愿应募为战俘营看守,协助日军看管盟军战俘。日本战败后,盟国为了追究日本法西斯虐待战俘、侵犯人权的罪行,设置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一些战俘营的朝鲜看守作为BC级战犯被起诉和审判,129人被判决有罪。朝鲜BC级战犯背负“对日协力者”的名声,遭遇来自亲朋故旧的蔑视,同时给在故乡的亲人带来了不堪承受的精神压力,一些战犯既不能回归祖国,也无法融入日本社会,面临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扮演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角色。他们为了洗刷罪名、恢复名誉、争取合法权益而进行了持久的抗争。     

上海盟军战俘营考略

太平洋战争期间,为了管理盟军战俘、消除中国民众对英美等国援助抗战的期望,同时为上海的驻军提供劳动力资源,日军设置了上海盟军战俘营。自1942年1月至1945年5月,1000余名来自威克岛、华北海军陆战队等地的盟军战俘被关押于此战俘营。日方对盟军战俘非常野蛮,盟军战俘遭受寒冷、饥饿、酷刑、强迫劳动等痛苦折磨。虽然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但由于战俘营配备一定的医疗设施,红十字会及旅沪侨民积极援助,以及盟军战俘尽力保持严格军纪,上海盟军战俘营保持了较低的死亡率。日军原本想将上海盟军战俘营作为其善待战俘的展示橱窗,实际反倒成了其践踏国际人道主义、实施战争犯罪的见证。     

日军“慰安”制度在滇西

古代长期征战在外的军队曾经出现过军妓,但古代军妓现象并不普遍,一般仅为统军将领拥有。将古代军妓普及于现代军队,供全体官兵使用,作为鼓励官兵奋勇作战的动力并渐渐形成制度,始于二战时期的日本。日军“慰安”制度创始于中国上海,随着战争的进展,日本将“慰安”制度推向了日军铁蹄所能踏到的中国每一个地区。     

日军“十八秋鲁西作战”中国人死亡人数商榷

1943年8-10月,日军在鲁西发动了代号为华北“方面军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细菌战,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是死亡人数有不同的说法.本文在细究各家观点,详研战俘供词,参以调查资料之后,认为日军此次细菌作战可能至少造成大约5万以上平民百姓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