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与动员:抗战时期的保民大会——以浙江省龙泉县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保甲融于自治之中,在基层社会创设保民大会。保民大会与乡镇民大会、县市议会共同构成了新县制下的民意机关,对推动民众参与地方自治、动员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战具有积极意义,但保民大会也成为政府从基层社会吸取资源的工具。     

抗战时期浙江省行政改革述论

抗战时期黄绍竑主政浙江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实施了"刷新政治"的开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在行政改革方面,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组建浙西行署、推行新县制、实施行政考核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基层政权和民众的控制,推动了浙江后方国统区的初步开发与乡村教育的进步,也有利于抗战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实施的成效也并不显著。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以翁文灏为核心的考察

本文以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和军委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为中心,考察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至1938年初战时经济体制建立期间,国民政府以工矿业为重点的抗战经济准备工作。作者认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国民政府抗战准备工作的开始。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其所做工作在抗战初期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一,开展调查设计工作,为制订政策、战时动员及后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二,主办特矿贸易,换取了重要且希缺的外国贷款,进口了大量武器和工业设备。三,经济备战工作吸引和组织了国内一大批学者和技术专家投入到对日抗战工作中,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后方经济建设储备了人才。四,主持厂矿内迁运动,改变了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客观效果亦有限,不应盲目夸大,以偏盖全。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抗战时期后方的节约建国储蓄运动

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解决战争所需的巨额军费,同时平抑当时伴随战争而来并日益恶化的物价问题,促进后方的经济建设,国民政府发动并竭力督导了一场真正全民性的影响深远的节约建国储蓄运动.作为政府发动民众参与抗战的一场社会运动,节储运动曾一度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与热情支持;作为政府集中社会游资以协助后方经济建设和平抑战时物价的重要财政金融措施之一,节储运动也曾取得过较为可观的成绩.但因其在实施的过程中始终受通货膨胀影响,加之后期政府推行强制储蓄而使其最终失去民信,以致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庐山训练的个体经验与基层回响——以黄体润为中心

1937年7月,国民政府举办了第三次庐山暑期训练,来自江苏省丰县的黄体润参加了第二期训练,以《黄体润日记》为主要材料,可帮助我们探究一个国民党基层干部参加训练的体验和感悟.黄体润受训期间正值全面抗战爆发,他在学习中愈加坚定了抗战意志,明确了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回到丰县后,黄体润将学习的内容传达给当地干部和民众,宣传国民政府的抗战方针,努力从事抗战动员.黄体润的案例,呈现了国家意志自高层传递至基层的脉络,也为考察国民党的抗战动员模式提供了线索.     

大义输财 共赴国难——抗战大后方民众献金运动

1937年,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抗战。在前方,将士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在后方,不同地区的民众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战。但连年战争使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巨大,加之国民政府财政赤字,资金匮乏,国家财政出现问题。抗战大后方的民众为支援抗战,不论贫富,不分阶层,无论日常生活多么艰难困苦,都积极地节约献金,抗日救国。大后方民众的献金运动,在物质上贡献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在精神上鼓舞了前方士气,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为中心

政治节日常被用来展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在一定时期也可作为民众动员的场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曾利用国庆纪念日来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抗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以抗战来纪念国庆"已成为此间政府号召国人纪念国庆节的重要方式。为更有效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对日常动员进行扩大化运动,并采用节日献金竞赛的方式进行密集的集中动员。通过此种动员方式,民众纷纷响应号召,解囊以资抗战。通过抗战时期国庆日的民众动员,也可看到政治节日在民众动员方面的功用,使我们对政治节日有更多的认知。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争夺沦陷区教育权的斗争——以南京及周边地区为研究中心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日伪为争夺沦陷区教育权问题展开过激烈斗争,它一开始就制定和实施战区教育政策,一方面派员深入战区及日伪后方指导和协助地方恢复学校,以维持沦陷区各级教育,从而使战区化命脉得以延续;另一方面针对敌伪在占领区域用煽惑、威胁、利诱等手段推行奴化教育的状况,采取相应对策设法加以摧毁,同时发动沦陷区教育界知识分子教育民众,宣传民族意识,培养抗战力量。     

略论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关系

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民党抗战路线比较正确,作战也努力,这时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也较融洽。但由于国民党没有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后方勤务设施不健全与执行群众纪律不严厉,使一部分军队既不抗战,还祸害民众,军民关系恶化,矛盾的性质起了变化,老百姓对军队彻底绝望,便自发起来抗战与反抗军队的祸害。抗战的实践表明,只有政党实行了政治改革,采取了维护军队与民众关系的有效措施与纪律,军民关系才能融洽、有民众支援的作战就能取得胜利,反之就失败。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

进行人力管制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的重大举措.实施这一举措的直接原因在于抗战的需要,即推行兵役制度、保障军需后勤、建设后方工业、平衡人力资源.国民政府为实施人力管制,设置了专门机构,进行大规模摸底调查与登记,制订出一系列法规.人力管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主要为:一般人力管制、技术员工管制、工资管制、实施国民义务劳动.在抗战最为艰苦的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为坚持持久抗战、最后夺取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政策上的保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其效果则越来越差,最终与国民政府的预期理想相去甚远.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的交通封锁及国民政府的反封锁对策

现代战争中,封锁交战国的对外交通已成为战争的有效手段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抗战后方采取战略性的交通封锁政策,严密封锁中国出海口,阻断中国国际交通线.国民政府为打破封锁,对内坚持自力更生原则,对外努力开辟国际交通线.虽然国民政府的反封锁对策缺乏总体规划,应对也比较被动,但中国抗战最终取得胜利,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内河航运建设

本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展大后方内河航运业的措施、特点、其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存在的局限性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章认为抗战爆发后,出于加强大后方运输力量和发展大后方经济的目的,国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发展大后方内河航运业,使得战时大后方内河航运建设在航线的开辟、轮木船的制造修理以及港口的建设等方面都有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前方抗战和后方经济建设。但由于航运运价过低和管理不当等原因,大后方内河航运业的发展又相当有限。     

抗战时期成都民众出钱劳军运动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口号,号召全国民众出钱劳军,以增强抗战力量。作为大后方根据地的成都民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踊跃捐款献金,慰劳抗战将士。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铜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防用铜量急剧增加,但国土大部沦陷,云南成为抗战军需用铜唯一的供给地。国民政府经济部所属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共同组建"滇北矿务局","彻底管理"云南铜业,有效整合云南铜矿资源,把云南铜业完全纳入国家军事战略资源的范畴。国民政府在云南采取积极措施,使云南军需铜材产量大幅提升,保证了抗战的铜材需求,有力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云南铜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也在抗战期间得到极大提升,加快了云南矿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应与配给

抗战时期,为了支持抗战,维持军心民心,确保国统区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国民政府在实施田赋征实的基础上对全国军公民粮实行定量供应和配给。这一战时特殊粮食统制措施的实施,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成效较为明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资源委员会与中国抗战的经济准备

资源委员会是抗战前设立的主要从事国防资源的调查、统计、计划与国防重工业建设的秘密机构 ,它的设立是直接为抗战作准备工作的。以往人们在论述抗战准备时 ,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军事准备方面 ,然而现代战争与其说是交战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抗 ,不如说是交战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因此 ,本文以资源委员会在抗战前的主要活动为切入点 ,分析、研究资源委员会为抗战所做的经济准备 ,并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一九一八事变后 ,蒋介石一方面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另一方面也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 1 932年 1 1月 ,经国民政府秘书兼教育部次长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

抗战时期,为了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国民政府对粮食实行了统制,其措施主要是田赋征实、军公民粮定量供应和限制粮价等。国民政府实行的粮食统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船征用问题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为应付不时之需,从人事、法规和物质三个方面为战时征用民船做好了准备。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修订法规,征用了大批民船用于构筑水上封锁线和军公运输,从而保证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事和政府、企业西迁等工作的顺利进行。但由于在征用过程中的准备不足、管理的缺失和制度的不落实,对当时的长江航运业和民众生活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1931—1938:汉冶萍公司与国民政府关系述略

九一八事变至武汉抗战是国民政府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处理的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囿于对日外交的考量,长期对汉冶萍采取放任态度;抗战爆发后则断然实施强拆内迁。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政府履行了债权人角色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加强战时经济统制,增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工业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