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赈务会的成立及其演变概况探析

民国时期,灾荒与战争在贵州大地交相发生,由此给生活在黔中大地的人们带来了严重灾祸。在这一背景之下,根据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贵州成立了省赈务会。赈务会的中心任务就是救济因灾或战争而产生的难民,它属于贵州救济难民的一个官方机构。正因其特殊的官方背景,因此,自其成立之后,既要接受国民政府相关救济机构的指导,同样亦应纳入贵州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由此,随着岁月的变迁与国民政府政治的调整与变化,贵州省赈务会成立之后,亦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直至终结的历史过程。通过对贵州省赈务会演变的历史分析,让我们从赈务的层面认识与了解到民国时期贵州官方赈务组织机构变化发展的基本概况。     

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

抗战时期的难民收容所,是专门收留救助战争灾民的慈善福利机构,由政府救济机关及中外慈善团体和社会组织协同开办,是中国战时社会救济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存在与抗战进程相始终,虽具临时性、被动性,但其形式简捷灵活、数多量广,较为有效地救济了上千万难民。本论述了战时难民收容所的建立、数量与规模,以及特点和社会影响。     

抗战时期广西境内难民的安置及其由此所付出的代价

抗战时期广西境内的难民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其数量应将战时广西增加的人口与死亡、失踪的人口结合起来进行判断.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安置和救济难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稳定了大后方,支持了民族的抗日斗争.但是由于缺乏紧急救济的社会机制,难民的安置及救济工作主要由政府来承担,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另外,由于当时的工作立足点是救急而不是为了实现生产性安置,难民的处境始终非常艰难,政府和社会各界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战祸、自然灾害与难民迁移——抗战时期安徽省个案研究

抗战时期,日本的侵华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了260多万安徽难民。其迁移情况极为复杂。就省内而言,主要是迁入皖南、皖西山区、中小城市及本县或邻县安全区域;就省外而言,主要分布于湘西、西南、西北各省及浙、赣等邻近省份。难民迁移给迁入地社会带来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难民人口伤亡刍议

全面抗战时期数量众多的难民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在逃亡和流徙中,难民遭受了人们无法想象的苦难,成千上万人死伤。难民人口的伤亡是我们民族抗战时期的重要损失之一,其伤亡的具体原因有日军的屠杀、饥饿、疾病等等,但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华战争。由于资料零散和重视不够,准确的难民人口伤亡统计还需要学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

义和团运动后期 ,以一批江南绅商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在中外战争状态尚未结束的时候 ,便自行动员大量社会资源 ,深入华北地区来救助因兵灾而流落当地的江南人士。这种跨地域救济兵灾难民的活动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它的发生一方面以江南地区的慈善传统和义赈实践为基础 ,另一方面又借用了西方式公益事业即红十字会的救济模式。正是这种中国地方传统与西方影响的结合 ,展示了中国近代公益事业产生的一个独特途径。     

中国劳动协会筹办难民技工训练班有关函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中国大地民生凋敝。随着战争的深入进行,国民政府的难民救助工作由混乱逐渐清晰,由单纯的难民收容逐渐转向集难民安置、难民教育与实业抗战相结合的系统工程。本组史料即为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等人为安置难民、倡导生产、筹办难民技工训练班的有关文书。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救济问题

民国阶段赈济形式主要包括急赈、调粟、工赈和除害四个方面。急赈是一种纯粹的治标措施,也是灾害发生后最急切、见效最快的救济方式,亦是历代灾荒发生后统治者惯用的救济措施。急赈主要包括赈谷、赈款和施粥三种方式。调粟也是历代统治当局在灾荒发生后经常采用的措施。民国时期每遇灾荒政府也沿袭这一方式。调粟政策一般包括移民就食、移民垦荒和平粜三个方面。工赈顾名思义,即以工代赈。工赈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赈济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因而被认为是最合科学原则及最实用的救灾办法。相对于政府的救灾而言,民国时期社会义赈的表现则尤为突出和可贵。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整建与救护工作述评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大力整建分会组织,积极发展会员,及时培训医护人员,以应对不断升级的战争局面。1932年“一·二八”沪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旋即开展战地救护、伤兵救治和难民救济工作,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战区救护体系的核心力量。由于战争所激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是中国红十字会发挥救护作用的重要动力,而将国际红十字组织所奉行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相结合,则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行动的思想指引。     

晚清时期广州府乡村社会救济初探——以民间义赈为中心

晚清时期,由于战乱频发、连年灾荒,广州府官方赈济功能日渐式微。与此同时,该府民间义赈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乡绅、宗族、善堂善会通过设义仓、捐谷、施医赠药、平粜等救助形式,予以自救能力较差的乡民不时之需,构成乡村救济事业中的有力支柱。本文通过考察乡绅、宗族、善堂善会三个主体的赈济活动,对晚清广州府的乡村社会救济进行初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研究

面对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改变了以演讲、体育、启发民智、传播西方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工作方式,发展出以军人服务、学生救济、难民救济的工作内容。从1936年的百灵庙慰劳到1943年的印缅分部的军人服务,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全盛时期有50个支部和5个游行工作队。它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在一起,与战争紧密结合,随战争的转移而转移,随战争的需要而服务,鼓舞士气,安慰民心,服务官兵。这一切为基督教进一步融入中国本土社会、为在新社会中基督教的改造做出贡献奠定了基础。     

广惠胞泽薄于一身——朱子桥碑志读略

绍兴朱庆澜(1871——1941)先生,字子桥。其早年军史出身,参加二次护法,拥护国民革命,后屡受要职而不就。抗战时期援军御敌,多有建树。曾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致力于社会救济。先生在陕十余年间,拯救灾民,奔走呼号,力倡拓荒垦植,终以积劳成疾、咯血不治而逝,葬终南山下东韦村,长眠于三秦大     

中国互联网红色西部行走进多彩贵州

2009年7月28日,“2009中国互联网·红色西部行”第二站活动在贵州贵阳启动。“2009中国互联网红色西部行暨多彩贵州行”是在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通信管理局的指导下,由中国互联网协会、贵州省政府外宣办与贵州省互联网协会联合主办,本次活动的主题为“构筑网络信息基础,把握区域发展机遇”。     

论香港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的缘起

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长期困扰香港之原因,可运用“推拉理论”做一解释。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及其后来的败退,越南新政府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的失误及越南当局为牟利而参与实质上的“难民贸易”活动等,成为难民流动的推力因素;而香港宽容的难民政策、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西方媒体的信息诱导等因素,成为吸引难民外流的拉力因素。     

浅析两次淞沪抗战时期法租界当局与天主教会对难民的救助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史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对难民状况、难民遣返、难童教养及慈善组织等专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外文史料发掘较少。本文结合原始法文档案与中文资料,运用中外文献互证的"双重证据"方法,分析了1930年代法租界当局与天主教会在上海难民救助中的角色与立场,即二者的救援工作虽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但在国民政府无力施展有效救助的特殊时期,其行为客观上对难民起到相当程度的保护作用。本文将近代中国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活动与天主教会策略、法国外交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紧密连接起来,以当代历史视角研究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宗教和国际政治问题。     

抗战时期广西难民群体构成管窥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受战争和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广西社会产成了人数众多的难民。这一群体由外省内迁难民、难侨,广西本地难民、外侨难民等构成。本文试从人口学的视角对这一群体进行详细剖析,得出战时广西难民群体的整体特征。     

试论1904—1905年奉天兵灾中上海万国红十会的活动

日俄战争以奉天为主战场,奉天人民遭受无妄之灾,生灵涂炭。为援救奉天人民于水火之中,一个非官方的救助组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应运而生。在上海万国红十会和全国绅商的共同努力之下,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赈济措施,援救难民于水火之中,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先河。     

抗战时期广东儿童教养院难童保育工作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大片领土迅速沦陷。日寇在侵略过程中制造了大规模的血腥暴行,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据统计,难民人口占当时中国人口的15％以上”。其中,“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难民总数的33．7％强”,其中处于孤苦无依状态急需社会救济的难童应在百万以上。在日军烧杀抢掠的威胁下,这些难童身心备受摧残,贫病交加,无依无靠,在死亡线上挣扎,有的甚至被日寇运往日本进行奴化教育。     

也谈清代的资送与留养——对襄阳地区的考察

资送与留养一般认为是政府对灾民的一项赈济政策。然而,变换视角,以移民的角度,把移民与赈济政策、户籍制度结合起来,放在特殊的地域中考查,似乎会加深对这一政策的理解。资送与留养肇始于明初,盛行于清前期。为了农耕的需要一般在春季施行,资送有一定起数。随着康熙时期按丁给赈,雍正时按田给赈,乾隆时期闲散贫民、一体与赈的赈济政策的变化和户籍的逐步宽松而最终废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难民的疏散与救助

受“焦土政策”和“间谍恐惧症”的影响,一战期间俄国疏散了大量难民。大规模疏散难民不仅使前线附近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居民流离失所,而且使本已严重赤字的战时俄国财政雪上加霜,造成了粮食、住房、交通、公共卫生等多重危机。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为疏散和救助难民采取了多项措施,在疏散途中为难民提供了基本的食品和医疗救治,多数难民在较短时间内被疏散到了后方。政府层面有关难民事务的最高领导机构是隶属于内务部的难民安置特别会议,负责难民疏散和救助的社会组织主要有塔季扬娜委员会、全俄地方自治联盟、全俄城市联盟以及民族救助组织等。然而,短时间内难民人数的激增给疏散和救助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难民疏散和救助常常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难民疏散和救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疏散难民的交通工具严重不足、缺少组织性和计划性以及疏散途中医疗卫生条件欠佳所导致的传染病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