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之再探讨

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财政经济制度.国民政府选择田赋改征实物,是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的历史产物,也是当时环境中解决财政经济粮食困境的必然选择;从机构的相对完善性、实践成效的显著性、粮食供应的相对畅通性等方面观察.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实施的一项具有成效的制度,它以及相关的征购征借,成为抗战中后期国...     

略论抗战时期广西的田赋征实

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本文对抗战时期广西实行田赋征实的缘起、概况,以及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入分析,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抗战时期新桂系在广西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之本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库券制度之研究

粮食库券制度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因征购粮食所付货币太多引起通货膨胀而发,是和征购征借制度相配套的产物。它由财政部与粮食部联合发行,一般是三成法币,七成粮食库券,征借则全部支付粮食库券,以每年田赋征实的实物作抵押,两年或五年后开始返还,分五年平均偿还。粮食库券的发行,使政府把握了大量粮源,对于供应军糈民食,控制粮食市场,稳定法币价值,挹注财政,作用不可低估。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在粮食库券返还问题上的违规操作,又将其推向了人民的反面,可谓自掘坟墓。     

试论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财政收入骤然下降,而军费支出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之财政收支出现严重失衡。为弥补日趋庞大的财政赤字,国民政府财政部采取了增加法币发行的政策。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灾害,及日军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封锁,本已存在的供求矛盾更为加深,这大大刺激了物价的上涨。日军的破坏,更加速了法币价值的跌落。为了不让不断贬值的货币摧毁整个抗战工作,也为了维持国民政府本身的统治,国民党中央在管制信贷,实行田赋征实,推行各种储蓄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遏制通货恶性膨胀的措施,而所有举措只能是冲淡通货膨胀的表面现象,并不能够正本清源,对症下药。这是战争环境所形成的问题     

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家财赋重地沦陷,财政收入减少,国民政府以增发货币的办法弥补赤字,引起通货恶性膨胀。为有效控制粮食,增加财政收入,国民政府自1941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八年抗战,五度征实,四川田赋征实数额几乎占国统区田赋总收入的1/3。地主是田赋的主要承担者,田赋征实使地主收益受损。但地主也通过加租、加押、缩扣等手段改变租佃制度,向佃农转嫁田赋负担。这一行为压缩了佃农的土地收益,引发了较为普遍的租佃纠纷。抗战期间,国家占有土地收益的比例剧增,土地收益分配的基本格局产生变动。地主和佃农围绕剩余利益展开竞争,致使主佃关系恶化,后方农村逐渐演变成矛盾不断积聚的火药桶。     

山西田赋征实小议

以实物形式征收地税即为田赋征实,民国此举始于抗战时的山西。 自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部队移至晋西、晋西北、晋东南等地,而部队驻屯,地方粮糈供应渐趋紧张,以致粮价腾涨,部队开支激增。有鉴于此,1939年阎锡山下令“停止平价购粮,实行田赋改征食粮,供给军食”,继而闽、浙两省效行此法,至1940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本年秋收后军民粮食统筹办法》,规定“以征购与实谷征田赋两者并行”,实行征购、田赋征实的双轨制,随后蒋介石签令:“以后征粮应以谷米为准,而不以货币为主。”并下令有关部门研究实施办法。翌年3月国民党五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应与配给

抗战时期,为了支持抗战,维持军心民心,确保国统区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国民政府在实施田赋征实的基础上对全国军公民粮实行定量供应和配给。这一战时特殊粮食统制措施的实施,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成效较为明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

抗战时期,为了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国民政府对粮食实行了统制,其措施主要是田赋征实、军公民粮定量供应和限制粮价等。国民政府实行的粮食统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前河北省棉产改进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1935年8月,由河北省棉产改进所、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等机构联合组建河北省棉产改进会。政府集中推动是其核心动力,但缘于多个机构联合组成,河北省棉产改进会又具有不同于他省棉产改进机构的"社会性"。在其组织指导下河北省在美棉良种引进、植棉面积拓展、棉花产销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有力地推动了抗战前河北省的棉花生产。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其制度层面的设计与现实工作成效存在显著差距。该会的改进棉产活动最终因时局变化而搁浅。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大学生就业政策述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高等教育的发展、文理科不平衡、大学生自身对职业要求过高等原因,使得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重,对此,国民政府通过采取增设职业介绍所、制定法律、改革学校教育、鼓励学生回原籍服务等一系列措施增加了大学生就业机会。这些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就业压力,但由于社会的日趋动荡及政策措施中的不足等原因,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根本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保甲与抗战时期浙江的粮食生产与征收——以龙泉县为例

1937年杭嘉湖等重要产粮区相继沦陷后,浙江大后方各县面临粮荒。为了确保军粮、公粮和民食的基本供应,省政府利用保甲组织在大后方实施粮食管制,积极开展扩大粮食生产和粮食节约运动,并对田赋制度加以改革,加大征粮、借粮和购粮的力度。粮食增产运动使后方各县的粮食耕种面积扩大,粮食种类和粮食产量也有所增加,一定程度确保了战时军粮和公粮的供应。在粮食增产、粮食征收中,保甲组织与乡镇保甲人员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战时粮食生产与管制的重要力量。然而,过度的征粮、借粮和购粮则侵占了民众的基本口粮,造成了饥荒,使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并将这种不满转移到乡镇保甲人员的身上。     

国民参政会历届大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选编(上)

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关系到政治、军事及社会各方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应对粮食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粮食管制政策,并于1941年7月将全国粮食管理局扩大改组为粮食部,以统管全国粮食行政事宜。本组史料辑选自历届国民参政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从中可见抗战中后期至1947年间,粮食部通过实行田赋征实征购、完善粮食储运政策等措施,保证了军粮的供应,同时也在控制粮价、保证民食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对研究民国时期之粮政发展,颇有裨益。     

冯泽芳与抗战时期的后方棉产改进

西南、西北是抗战时期重要的后方根据地,棉花的供求情况对于坚持持久抗战,进而取得抗战胜利至关重要。1938年8月至1942年7月,冯泽芳任中央农业试验所棉作系主任,负责大后方的棉花生产。他研究鉴定云南开远木棉是国内缺乏的优质长绒棉,并大力提倡、积极推广木棉。在陕西,棉田面积逐年减少,提高每亩单产量成为陕西棉产改进的重要方法。冯泽芳总理斯字棉推广的设计与督导事宜,1940年推广斯字棉达85万余亩。战时后方棉产改进是集政治、科学、经济三种力量同时发力,进行棉作推广的成功范例。     

防区制下四川田赋税率问题新探

防区制下，由于预征的泛滥和田赋附加的膨胀，四川田赋增加很快，在十余年间陡增到原来的7.3倍，但并非如以往认为的那样，田赋已到“竭地之所产而无以完赋”的程度。防区制时期全川亩均税额最高为0.7元，田赋占粮食产值比重最高为9.4%。仅从平均数看，税率并不算特别高。军阀不惜用种种非常规手段来增加田赋，产生巨大的征收成本，造成一系列恶果，实际所得仍属有限，这说明预征附加是相当不经济的征敛方式。对普通农民而言，虽然田赋本身并未占去太多劳动产出，但由于税率增加过快，再加上田赋分配失衡、征收体制混乱、其他税捐叠加、铜元贬值、农业经济脆弱、粮价波动等因素，以及税收绝少用于民生，税负因而显得异常沉重。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制推行弊失的原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的推行弊端丛生,广受社会诟病。在导致征兵制推行弊失的众多原因中。日寇的疯狂进攻造成中国大量兵员的需求、战时经济的贫困及社会组织的弥散使征兵制的推行困难重重;基层保甲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制约着征兵制的顺利推行;而征兵、征工、征粮之间的冲突也使征兵制的推行捉襟见肘。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战后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关于接收北平高校及文化机构的函电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各沦陷区进行了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全面接收。本组史料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就战后平津地区伪组织所办各级学校之处置、新民印书馆等文化机构之接收等问题与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等的来往文电,反映了战后文化教育的接收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处理态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构筑国防工事的权衡与实践——以巩洛区国防工事为例（1935-1937)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为因应时局,亟须进行防御工事建设,以加强防卫力量。蒋介石等人根据国际局势演变,并盱衡国情,逐渐确立了构建要塞、保护核心地区的国防策略。巩洛地区位于中原核心地带,其军事价值不容忽视。为此,国民政府于1935年年初,决定在该地区修建永久性国防工事,并要求地方军事长官规划、实施。基于中央和地方的不同考量,二者国防工事构筑方案存在分歧。且囿于经济能力,国民政府难以满足地方防卫建设所需资源,修筑期间双方就此问题多有交涉。最终,该工程在诸多因素推动之下,于1937年年初全部竣工,形成沿黄河带状防御工事体系,在抗战期间起到了一定的预期防御作用。     

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调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地方政府的战时财政也窘态尽现,苛捐杂税因此死灰复燃,中央政府统率地方出现困难。为谋对策,国民政府于1941年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其主要议题有二：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国统区财政收支系统的重新划分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加强了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田赋征实政策则基本解决了抗战后期的粮食问题。上述政策的显特点是配合军事性,即都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特殊措施,从财政在平时自身所固有的独立性来观察,具有一定的消极性。     

对1927～1937年农民田赋负担的思考

国民政府初期,在增加财政开支的同时,却无力开辟财源,只能单方面地求助于提高税额或增添税种,从而使农民实际田赋负担远远高于"法定"田赋负担;而临时摊派和征收过程的积弊造成的额外负担,使得农民负担更趋沉重;此外农民缴纳的税费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是不等价的。这些情形表明,1927～1937年农民的田赋负担沉重且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