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承认汪伪政府之经纬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但日本当局并未应汪伪政府的要求,当即对其加以承认。同年11月,随着日汪基本条约的签订,双方才正式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当局对承认汪伪政府迁延日久,一方面是要通过日汪基本条约确定在华侵略利益,另一方面认为汪伪政府实力不足,无法借扶植汪伪政府来完成其侵略目标,要"解决事变"仍需进行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重庆工作"。由此,日本当局的政策一直在扶植汪伪政府与加强"重庆工作"间摇摆不定。然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华政治、外交事务主导权上的争夺,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均影响了日本当局的相关决策,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化。通过考察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经纬,相信对了解日本侵华期间的决策过程会有所裨益。     

战时川康烟类专卖与战时财政（1942-1945）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全面抗战开始,中国举国进入战争状态。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的规模,从事更持久的战斗”。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了支持战争,积极致力于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在金融、财政、经济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时措施,战时专卖政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拟从战时烟类专卖政策切人,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特殊财政政策做一浅略评述。     

从战时到战后——东亚总体战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20世纪东亚的总体战体制形成于日中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及中国。在日本国内,为发动侵略战争而采取了构建战时经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策,这些政策影响到殖民地。而在中国,则为抵抗侵略而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动员国民,同时也对实施宪政、实现民主进行摸索。二战时期曾被日本统治的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战时体制成为促成其战后民族独立的要素之一。二战结束后,在日本,战时的计划和统制体系被应用于战后重建,在战时经济解除后依然发挥影响。而在中国,战时统制经济在二战结束后曾暂时中断,而后再度复活。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下,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又为构建强有力的战时体制而选择了彻底实行计划经济的道路。     

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法币制度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军试图摧毁中国抗战能力而制定的,所以评价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时不能忽略其对抗战的作用。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货币攻势的措施之一是稳定法币的信用,其二是防止日方的外汇夺取。本试图通过考察战时体制下国民政府的法币稳定政策、日本攻击法币的状况和法币作用的变化以及英美法币援助政策,汪精卫政权的储备银行券和法币的对立等,探讨国民政府战时法币政策的意义和局限性。以及战时货币政策遗留的影响和战后通货膨胀的原因。     

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

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包括运输管制、交易控制和价格限制三个方面。本文全面阐述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政策的具体举措及其效果,并运用南京和周边地区的米价数据及价格相关分析方法,剖析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米粮统制失败的原因。汪伪政府的傀儡性决定了其米粮统制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违背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从经济上看,米粮统制政策背离了市场规律,最终导致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政策的彻底失败。     

汪伪政府的成立曾五次延期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汪精卫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伪政府成立。其实,在这之前,汉奸们曾５次向他们的日本主子提出组府的具体日期,可５次都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日本否决。第一次,１９３９年的“双十节”。汪精卫叛逃到上海后,急于组织政权,５月底,经过同日本驻华中派遣军多次磋商,定于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这天组府。６月初,汪精卫在赴日谈判时,正式向东京提出了这个要求。东京方面在《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之处理》中虽然认为“建立新中央政府（指汪伪政府──引者注）的时间,视形势及工作进展之…     

华北事变后中国各界对战费问题的讨论

从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国战时财政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战费动员思想由此走向理论化和政策化。其特征之一是形成了抗日战争战时财政理论体系,提出了战时财政动员的具体方策,在战费规模、战时财政预算、战时税收、公债和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并为指导全面抗战的财政动员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抗日战争战费动员思想的来源,主干是西方的战费动员理论与实践,同时也是结合本国国情而提出的,其提出者多曾求学西方,并参与了抗战时期战时财政动员实践与政策制定。通过对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日战争前夕战费动员争论的描述与分析,可以重新认识其在中国现代战费动员思想史的转折意义和积极影响。     

四联总处对战时银行机构的法律监管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通过一系列立法活动加紧对银行机构设置、业务范围及业务检查等工作实施监管。监管目的在于维持战时金融经济运行的稳定,保障战时国家财政经济的金融需求,有意强化中央银行职能,以建立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制,对战时中国金融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受国民政府实行的多元化银行监理体制的影响,机构设置重叠,事权未能统一,四联总处对银行的监管力度与监管实效明显不足,致使战时通货膨胀日益加剧。     

汪精卫凉亭撕字

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要对中国人民炫耀日军的"赫赫战果",日本总司令部要举办一个"大东亚战争博览会",名义上由汪伪政府宣传部主办,而实际都是日军总司令部在幕后布置。博览会地点选择在南京玄武湖。日军弄来几艘小炮艇,布置成海战场面,一时炮声隆隆,火光冲天,再加天     

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日本二战期间土地制度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近代日本开始进入战时体制,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和确保农村的稳定,军部控制下的日本政府开始实施打击寄生地主、扶植自耕农和保护佃农的战时土地政策。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土地和粮食推行严格的统制政策,进一步使战时的土地制度走向极端,同时消弭了农村的寄生地主制。日本战时的各项土地制度是决战体制下的非常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法西斯战争。     

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

抗战爆发后,一般大学均迁移内地。然而,由于上海地区租界的存在,抗战初期驻沪高校普遍迁入租界办学或仅部分内迁。国民政府教育部通过各种渠道对留守上海高校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孤岛"内行使教育主权。不过,由于"孤岛"环境所限,教育部的政令往往难以真正贯彻。战时国家高等教育经费严重匮乏,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之间的关系更显脆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的沟通基本断绝,各大学由于性质不同,面对汪伪政府要求注册立案的压力,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     

并不“一切如常”:抗战时期丹麦和瑞典对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尽管与大多数国家驻华使节一样,丹麦和瑞典的驻华使节并未随国民政府内迁,但丹、瑞两国在对华关系上均希望维持原状,如常进行外交工作。然而,丹麦于1940年被德国占领,使其在日德意的压力下被迫与重庆国民政府断交,转而承认汪伪政权。在重庆政府的积极争取下,前丹麦驻美大使高福曼被委派为"自由丹麦"运动驻重庆的代表,于是从1942年至1945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丹麦驻华使节。瑞典在战时一直保持独立,所以尽管日本屡次要求瑞典承认汪伪政府并与之进行废除治外法权的谈判,但其并未就范,而是在原驻华公使滞留沦陷区的情况下另派大使到重庆国民政府,以致该国也同时有两位高级驻华外交官。     

三十年来日本的抗日战争史研究

1991年以来的30年间,日本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发生了显著转变.开始从长时段认识战争起源与战后和解,对战争责任的追究重点从国内战时领导者变为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责任.“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强调日本对亚洲国家所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战争的叙述从只强调其“受害”转换为也关注“加害”.研究者不仅对中日两国的战争动员体制进行比较,还在中国开展调查,揭露日军对中国民众的伤害.军事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军部与国家领导层转变为前线战场和普通士兵.当然,这里所说的转变并不是说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新旧更替已经全部完成,这只是一种转变的开始和新动向的出现.在日本,关于这场战争的错误观念依然顽固存在,需要继续清除.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当局的民众动员和舆论宣传

战争不仅是双方军事、经济上的竞争,而且也是政治上,特别是民众动员和舆论宣传的竞争。全国抗战爆发,由于大敌当前,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胁,国民党当局对其在十年内战时期施行的镇压人民、禁锢人民抗日要求的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转变。 一、民众动员 全国抗战之始,本省为适应战时工作的需要,     

报刊与抗日战争时期的舆论动员

<正>报刊于社会的作用不言而喻,国人自鸦片战争后即开始自办报刊。尤其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争之需要,各种报刊如潮水般涌现,只是因为战争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不少报刊寿命不长,影响不彰。虽然一些报刊创办时间不长,但各种大报小报、大刊小刊之数量的庞大,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报刊的旨趣有异,内容不一,策略有别,但不难看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归于"救亡报刊",目的在进行战时动员。诸多报刊特别关注日本对中国侵略事实的报道,注重宣传中国的战时政策和原则,强调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主义情怀。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农伟雄,关健文从“九一八”至“八一五”长达１４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战时人员伤亡２１００多万,财产损失难以数计。而中国之损失易被忽略“而又不易计算者,厥唯文化典籍之损失也”。①文...     

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经济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贵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蒙受了巨大损失。但由于国民政府战时迁都重庆,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西移,贵州成为陪都屏障和抗战后方,地理位置变得十分重要,资金、设备、人才一时大量流入贵州,贵州经济第一次进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圈,成为战时经济链条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到总体战体制论——战后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范式的变迁

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出发,重视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村落社会秩序的内在关系,不但从农村运动和村落传统的角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也从村落共同体及其机能组织方面揭示农村战争动员的广度和深度。但是,经历了战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对战争批判的减少和战争责任意识的淡化,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政策的“总体战体制论”。虽然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但其影响不容忽视。从学术史角度讲,“总体战体制论”虽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战后历史学”存在着巨大隔阂,但是在方法论上,将“战前”特别是“战时”与“战后”联系起来考虑,重视战时动员体制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深层变动与战后历史发展的关联,这给其后的农村战争动员研究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